【大紀元1月9日訊】北京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已退休幹部說，從十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確立新路線，到十一月公開紀念胡耀邦，雖然受到種種干擾，使許多人產生幻覺，以為胡溫的新改革又一次受到挫敗，但這是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

他很贊同十一月號《前哨》《三大壓力逼胡溫破局》上的提法，認為新領導層如果在現在的情況下無法破局，就只有坐以待斃，死路一條。只有突破鄧小平和江澤民留下的困局，中共才有可能走上新路。

中共最近召開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北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將國家基本國策定位於以「共富論」替代鄧小平早年提出的「先富論」，是看到了問題的實質。如果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大部分人分享不到改革的成果，那中共的改革只能是失敗。

公開紀念胡耀邦是一個強烈的信號。

胡耀邦、趙紫陽是早年改革的主力，他們當年力主經濟改革的同時要配套進行政治改革，卻被老人黨打為「路線錯誤」而下台，結果鄧江兜兜轉轉，跛腳經改十幾年下來，改革走進了死胡同。

紀念胡耀邦意味拋棄鄧江路線

公開紀念胡耀邦的意義，就是要拋棄鄧江經改路線，撥正改革航向，引導中國改革走出困境，帶領中國走進一個新時代。

他認為，胡溫一代領導人，包袱太重，他們不可能公開揚棄或批評鄧江之路線，按照政治常識，他們經歷一段隱晦宣傳造勢之後，將有一批實質性政策措施適時推出。到時大眾就會恍然大悟。

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在江澤民不搞政改的配合下，更成讓一部份人肆無忌憚地掠奪。二十多年來，中國的暴富階層以世界上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速度，成長起來。《福布斯》裏中國富豪在短短二十多年積攢的億萬財富，使許多人嘆為觀止。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愈來愈嚴重。

據二００二年聯合國對一百二十三個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狀況所進行的調查，中國位列第九十三位，收入最少的五分之一的人口所擁有的財富只佔社會總財富的百分之四點七。此後，根據中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統計數據，窮人所佔財富的比例還在縮小。

百分之零點五家庭佔六成財富

波士頓諮詢公司（北京）副總裁鄧俊豪最近公佈該公司的調查結果稱，在中國大陸，不足百分之零點五的家庭擁有大陸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個人財富。在這些富有群體內部，有大約七成的財富掌握在資產超過五十萬美元的家庭手中。

而在美國，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五的人掌握全國百分之五十九點二的財富。

中國大陸富人的資產在未來幾年還將以百分之十三左右的比例增長。

而在印度，由於有民主制度制約，在二００二年聯合國的調查中，印度收入最少的五分之一人口所擁有的財富佔社會總財富的百分之八點九，名列一百二十三國中的第十四位。比中國強多了。

貧富懸殊造成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破壞社會穩定。

基本國策的轉變

十六屆五中全會的最新決策，已看到了問題的實質，改「先富」為「共富」已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所以「十一五」規劃比較注意社會公平，注重弱勢群體的保護。二００五年十一月底，中共又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規劃二００六年的工作。胡錦濤和溫家實在會上發表了講話。該會關注與普通百姓息息相關的教育、醫療、安全生產、食品衛生和社會保障，列為二００六年政府需要解決的問題，並把擴大就業擺在最突出的位置。另外，農村問題也是該會討論的重點，會議表示要全面推進農村綜合改革，全面取消農業税，會議表示要維護農民的合法權利。

第三產業不進反退

江澤民粗放式的單純追求產值的經濟改革，造成了大陸經濟的畸形發展。表面上看，經濟發展很快，但實際上是那些產值效益大的產業一枝獨秀，一些必須相應發展的產業卻停滯不前，甚至下降。

根據先進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一個國家經濟開始發展時，其生產總值的比重會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產業，繼續不斷發展時，就會從第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中共二十七年來的改革開放，第一產業的比例大幅下降。近十年來，中共公佈的國內生產總值每年都有近十個百分點的增長，照說第二產業應該大幅向第三產業轉移，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第三產業在生產總值的比重反而下降，而第二產業在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持續上升。

二００一年到二００四年間，第二產業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百分之五十點一上升到了百分之五十二點九，而第三產業所佔的比重卻從百分之三十四點一下降到了百分之三十一點九。

金融服務業在第三產業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近十年來，金融服務、信息技術已開始取代飲食、零售等傳統的服務業，而成為第三產業的支柱，但大陸的金融服務業在第三產業中的比例又是不進反退。

一九九七年，金融業在大陸第三產業中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七點一，到二００三年則降到百分之二十四點八。

這反映了中共現行體制未能有效推動社會形態向前發展。

上海金融中心成鏡花水月

上海在一九四九年就是遠東的金融中心。九十年代初上海經濟發展時，中共就提出上海要建設成世界金融中心，並制定了「三二一計劃」，即產業政策的重點排序首先是第三產業，然後是第二產業，最後才是第一產業。上海當時就提出了要把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發展金融服務業作為最重要的項目。到二００四年年底，「三二一計劃」卻變成「三二（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共同發展計劃」。這實際上是把重點發展產業從第三產業變回到第二產業，二０００年金融服務業佔上海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五點一，二００四年卻降到了百分之十。

上海外灘在一九四九年前外國銀行林立，中共在九十年代初準備將金融中心繼續建在外灘。但十幾年下來，外灘成不了金融中心，卻淪為奢侈品零售中心。「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已成鏡花水月。

股票業是金融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大陸的兩個股票市場的股票幾年來如一潭死水，股票大部分跌破底價，上海股市在二００五年曾跌破二千點，股市已經失去了集資的功能。

第三產業是比較「高級」的產業，所需要的知識含量、科技含量、人的素質含量都比較多，按照發達社會的經驗，這就需要民主和法制的監管。大陸股市的崩潰就在於民主和法制的缺位。經濟學家吳敬璉曾說大陸股市比賭場還不如。在大陸股票市場，「莊家」橫行，非法圈錢而風險甚少，廣大中小股民成為獵物，在血本無歸後中小股民當然謝絕再玩，所以股市成了一潭死水。

金融市場瞬息萬變，需要自由資訊，但中共把自由資訊當作「影響穩定」、「顛覆國家」的「反華反共」宣傳，封堵許多自由信息。難怪大陸的金融業一再萎縮。

發展第三產業，離不開政制改革。

過去大陸有關政制改革的文章，主要是指黨內保守派阻礙改革，但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大陸的輿論都認為「利益集團」阻撓改革。看來，胡綿濤要實行政改，就得對江澤民時代形成的利益集團開刀。

江澤民時代由於不搞政制改革從而產生暴富的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主要由貪官和奸商兩方面組成。他們在政治上以一黨專政壓迫廣大百姓，經濟上掠奪國資、掠奪鄉鎮人民的房地產和土地。

中國政革的「深水區」

學者易憲容在《透視中國改革的深水區》。一文中說：

為什麼社會民眾收入分配及財富分配的相差懸殊會越來越大？為什麼政府的職能越是轉變，政府對市場參與度越高？還有「三農」問題、房地產市場的問題、國有企業的壟斷問題、教育醫療及養老保險等等方面的問題，也就是說，目前中國這些問題與矛盾是什麼原因引起的，應該用什麼方式來解決。

看看國內民眾對這些利益關係的激烈反映，看看導致種種群體事件的深層次原因，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都應該對這個問題加以高度關注，並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來化解這些問題。政府應該看到一個組織的穩健性或一個社會的穩定性，並不在於這個組織的財富多少、組織成員獲得財富的高低，而在於這個組織對其成員利益協調的公平性，即按資、按勞、按智慧或知識而不是身份獲利益。而為什麼我們並不缺少利益協調制和利益分配標準，但是利益協調的過程與結果卻反而失效，這就是目前我們制度安排或法律規則的問題了。

易憲容的「制度安排或法律規則」當然就是指政制改革了。

提供民主「平台」供各階層討論

許多學者論述，應該提供一個「平台」，讓社會上各階層有一個討論分配利益的地方，而不是像現在那樣，江澤民時代成長的利益集團壟斷了政治，他們出台的政策，當然是有利於自己而不利於廣大中下層百姓。而討論利益分配的「平台」就是民主。

下面是一個利益集團壟斷的政治、出台對自己有利的「土政策」的例子：

前不久，湖南衡陽縣工商局的一次改制，讓五十名大中專畢業生完成了從行政幹部到勤雜人員的身份轉換。企事業單位改制中，出現人員分流甚至下崗，這本無可厚非，但衡陽縣工商局的改制卻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被淘汰出局者憤憤不平，「如果在同等條件下競爭，因為知識、能力不足被分流，我們無話可說。現在我們最憤怒的是不公平、不平等。」

此次局裏改制不僅沒有公開相關文件，沒有召開任何會議，而且「人員的分流都是由局裏個別領導到基層開會，直接宣佈某某出局」。就在中專畢業生被分流的同時，一些違規招收、調入的關係戶人員卻優先進入工商部門。這些關係戶人員大都是工商局領導或縣機關領導的親朋故舊。

這就是廣大百姓無權置喙政治的結果。

最近，胡錦濤主導發表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

雖然裏面有許多文過飾非的地方，但如此鄭重其事地闡述民主，對中共來說恐怕還是第一次。

白皮書說：「衡量一種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關鍵要看最廣大人民的意願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實現，最廣大人民的合法權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

這無異於揭露中共現有的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制度，因比較中國的現實，與這三條標準差之千里！

高層爭論改革

雖然胡溫新政撥開了改革迷霧，但前路肯定仍是荊棘滿途，這從最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在《北京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可看出來。他說：

現在社會上有多種多樣的分歧意見，有人以各種理由批判改革、否定改革，認為中國改革出現了很多問題。我當了八年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可以作為改革的見證人，我認為他們這樣來否定中國改革是不能容忍的。我們千萬別上當，否則會有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鄧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我跟中央主管領導同志反映過這個意見，他說，我們有鄧小平理論，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加強了宏觀調控，中國改革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代價是最小的。所以不能否定改革。

有人認為，還是計劃經濟的好，因為那個時候，工業發展速度較快，而且很少腐敗。

這說明，由於腐敗、貧富懸殊、失業等問題嚴重，高層已經有人否定改革。

胡錦濤、溫家寶需要有政治智慧，在肯定改革的同時，應該摒棄鄧江的老路，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限制利益集團，撥亂反正，使中國的改革事業不至於半途而廢。

轉自《前哨》２００６年１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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