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9日訊】民以食為天，食則以糧為本，這一定律不但早被歷史所證明，而且「糧」和「食」的關係本身亦構成了歷史發展的一條主幹線，哪怕在漢語字彙裏，它們的先後主次的格局也早早就被定型了。關於這點，廣東人有一句形象的俗語:「你斷我的米路!」，擲下這句話，即可劃定仇恨的深度和事件的性質—-至此除了你死我活，已別無解決之途了。
「米路」關乎人之生死存亡，這的確是對繁複艱澀之大道理的最簡明的抽象化。
中華民族的先人，其實和別的以吃肉為主的民族之腸胃結構是一模一樣的。倘非這一飲食傳統的失落，中國人是否會在廣島亞運會足球決賽中輸給以吃肉為主的西域回鵠人的後裔烏孜別克?這當然都大可置疑。
總之，我們的祖先解下獸皮裙，從半坡村的母系社會部落走向田野，歷史就流瀉進了另一道河床。及至商朝(西元前約1600年)，已有了頗具規模的農業，但狩獵這個行當仍是先民們不可偏廢的生存方式。商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都曾出土大堆的獸骨。而且商朝五百年並無「四面邊聲連角起」的大戰亂，居然遷都多次，以至後人百思不得其解。我想，這或許是「逐水草而居」的漁獵民族的習性未改使然。商文化留下來的最著名的兩樣東西，就是青銅器和甲骨文，今日出土的甲骨文文物，已逾十萬件，那時所創造出來的象形文字已達三千個，今日的漢字雖有兩萬個，但最常用的也不過是三千而已。能銘刻文字的骨頭當然不會是蒸田雞、烤乳鴿或雞鵝鴨的殘骸，原先生長在骨頭上的脂肪蛋白質一定具有相當可觀的體積和重量，也就不由教人驚歎我們的祖先吃肉之饕殄!
至周朝，甲骨文已漸漸被竹簡木簡所代替。不過很少有人去注意文字的載具從動物的骨胳到草木本材料這一劃時代變化的深層象徵—-漁獵和遊牧的生存方式已徹底終結，一個啟端數千年輝煌文明的農業帝國面世了。
一、面朝黃土背朝天
在港、台乃至大陸某些邊緣地區都在起勁推動文化的「本土化」的新趨勢下，我再來販賣中華文明起源的「一元論」，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事實的確是:中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都可以考證出文化起源的遺跡。但是，我們畢竟難以否認後來成了帝國文明之主流的正是黃河流域的沉積物。
今人偶到黃土高原一遊，望中一片蒼黃，全無綠意。在此生存已屬不易，莫論締造一個文明大帝國!殊不知，這片世界上最大的黃土分佈帶，當年恰恰是最適合中華先民們生存的所在。此間的土壤一如作家李銳的小說的題目—-《厚土》，即便深入地下幾米，仍是綿細如粉末的黃土，它的確便於耕作工具簡陋原始的先民們播種農作物，更何況它當時還不象如今那般貧瘠，甚至可以說是肥沃和豐饒的。
可以斷定，祖先們揮別了獵弩扶起了木犁之後，吃肉的機會就不多了，迴圈於腸胃裏的終年都為碳水化合物和纖維質。其實漁獵生活的主食—-肉，是很匱乏的，當總是處於饑餓狀態的人為果腹奔波勞碌于山林湖澤之時，他的德性已和其追殺的獵物相去無幾了。而只有農戶，才可能有存糧及私有財產—-不管它是多麼菲薄。也只有如此，農業帝國的子民們才得以積聚上千年的功力去創造精緻的文明、編織瑰麗的傳說。
中外歷史學家都發現了中國的長城的走向與「十五寸等雨線」驚人地吻合，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中國立志捍衛的疆域，恰恰都是在常年降雨量適合農業耕作的氣象線之內。治理這樣一個大帝國當然很不容易，但《四書五經》裏卻把國家的政治理想說的很明白，撇開全部的道德辭藻，道理千條萬條，歸根到底只有一條，就是讓天下黎民「不饑不餒」，也就是今日執政黨所說的「生存權」，在20世紀末重複幾千年前的政治理想，自然難辭「動物權」之譏。然而在當年，統治者(皇帝與「士」的階層)都得去履行之，他們只有做得好與不好之分，完全不去做，是不行的。我們切莫讓林林總總的昏君傳、奸臣傳弄昏了頭。中國的另一歷史巨構—-大運河，僅是為了隋楊帝的錦帆南巡?任何一個農業帝國的執政者，都得督導糧食的生產、運輸、囤積、分發等等。以當時中國商貿的低下水準，運河上除了鹽鐵等國家壟斷物資，過往的主要都是糧船—-果是一條名符其實的「米路」。直至商業漸興的宋代，我們從《清明上河圖》和話本小說裏才看到貿易及都市文化的風貌，運河舟楫的性質可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後來又有管弦簫笙和隱約於畫舫之內的青樓女子點綴其間。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想必不會在夜泊秦淮的漕糧官船上。
不過，即使在豆蔻詞工，青樓夢好的大宋，仍是一個以農為本的朝代。它的子民們賴以生存的仍是半年糠菜半年糧，決不會忍把「肚皮」，換了淺斟低唱。
二、糧食的意象
「糧食」這兩個漢字，在一個農本國家裏，是有著永恆的「深意象」的。中國歷史上此起彼伏的大動盪乃至改朝換代，似乎也總跟糧食的多寡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僅舉元末的大饑饉，已足令只識彎弓射大雕的蒙古人武功自廢，在天下紛紛，群雄並起之際，名聲並不特別顯赫的朱元璋採納了儒生「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九字訣，果然漸入佳境，大破兵多將廣的張士誠、陳友諒輩，終成霸業。雖然最後明王朝仍不免傾圮於全國性的糧荒的覆轍之中，清兵入關之前，北京皇城本來已經易幟。最後斷送漢人江山的，實際上是一群「吃他娘、穿他娘」的不成氣候的饑民。
共產黨能得天下，與此也大有關係。毛氏革命的基本力量是農民，能讓農民提著腦袋效死，秘訣在於許諾解決「土地」問題。土地的多重象徵意義裏，「糧食」當然是最主要的。誠然，中國農民並沒有從革命那裏得到所期待的好處，反而領受了一場空間慘烈的大饑荒!他們不但失去了土地，還失去了他們的祖先揭竿而起的血性，這是因為被糧食的咒語禁制住了—-1953年實行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有了它，新中國居然迭經驚濤駭浪而屹立不倒……
60年代的大饑荒，對全體大陸中國人來說，都是一場夢魘。我應該慶倖自己曾經游離于那段黑暗歲月的邊緣，我從小在外婆家長大，她是僑眷，大饑荒那幾年，我僅為小學低年級學生，記憶相當淺淡。那時國家特別珍視外匯，故設有華僑特供商店，可憑僑匯卷購買糧油商品。我倒是記得學校裏課餘在砸一種叫「黃狗頭」的堅硬的野生薯類，然後經過複雜的工序讓它變成可供食用的物質;再有是用大大小小的水缸盛滿人尿繁殖「小球藻」—-一種據說能提供蛋白質和熱量的菌類。至於其最後的成品是什麼滋味，我已記不得了。
我倒記得兩件小事。當時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至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才取消)，和郊區的某個指定的公社「城鄉結合」成互助聯盟，該鄉農民偶爾會到外婆家清馬桶(那時還未有居民化糞池和相應的下水道系統)，將有機肥拉回他們的生產隊，用之於農田。我記得某次外婆給他們炒了些剩飯，那倆農民的的吃相簡直可以用激動至極來形容!我不能明白，耕田者怎會沒糧食吃?另一件是外婆的一個遠房親戚突然造訪，目的是借米，當時正是中飯時分，親戚看著餐桌上那幾碗米飯，眼中放出異樣的光來。外婆給她盛了一些糧食，送客後歎氣說:她是特地在這時候來的，要看看我們家吃的是什麼?我不懂外婆的話，但印象很深刻，記得當時那頓午餐其實並沒有下飯的菜，只是在飯鍋裏撒了點鹽—-有飯吃才是最根本的!
後來，再後來，我到了農村當知青，在窮鄉僻壤淬煉過若干年，哪怕別的收穫都沒有，也至少曉得了糧食的意義。
三、掙脫「農本」之繭?
五十年代初有一部電影叫《糧食》，我曾覺得這名字很乏味。後來又有劉恒的小說《狗日的糧食》;蘇童的小說《米》，聽來就不再有那種感覺了，我已經捉摸到了在它背後的種種意象。不過，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糧食似乎漸漸不那麼重要了。首先是城市居民都拿糧票去跟四鄉農民換雞蛋或什麼時新農副產品;其後全國城鄉的飲食業先後廢止收糧票;至九十年代，全國各地先後取消了糧票和購糧本。專家甚至在一再鼓吹「白色革命」(乳製品)、「綠色革命」(畜牧業)，以期在中國人的飲食結構領域中來一場「破四舊，立四新」。對這種豪邁奔放的想像力，當然應給予高度的尊敬。但它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卻是要仔細測量一下的。
當下中國誠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它還是不是一個傳統的農本社會?我尚未聽到專家的高論。顯然這個問題有點棘手，要界定不太容易。在國民經濟總值的比例中，農業一直在急劇下降。欲指中國已處於工業化社會的前夜，似也不無道理，但其國情又限定了它必須維繫農業大國的地位。且莫說《四書五經》裏起碼的政治理想尚未徹底實現，就算全民的溫飽解決了，也必定十分脆弱。中國已無可回避地面臨這一世紀性的大問題—-糧食自給自足的歷史記錄已經終結。儘管連年豐收，但中國已成為一個缺糧國，現時每年需進口大批的糧食。據統計：中國人民每天消費糧食7億5千萬公斤;消費豬肉6千萬公斤;消費食用油一千多萬公斤……而每天增加人口多達6萬!
能把中國人蠕動於腸胃裏的碳水化合物徹底革了命去，當然極好，可惜「小球藻」的生產及其深加工的科研未能繼續下去。畢竟，那些白色或綠色的革命與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是相去無幾的。
因此，筆者得出的結論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之有限度的成效，已被一場更深刻的危機所取代。僅舉這一畸形的事實—-中國大陸的糧、棉、油的收購價格實際上已經高於國際市場價格(小麥早已超標，棉油於1994年也高出了國際價格)，靠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來刺激生產及「富民」，實際上已達到了極限。何況大陸要「入關」，關貿協定對簽約國給予保護和津貼的行業限制的很嚴，空間很少。官定的農產品價格體系自然也就很難長久維持下去。換言之，已實行了十幾年的「農村生產責任制」的潛力也已發揮至極限，儘管分田到戶的「責任制」又延長了30年，但它比之北魏及初唐的「均田制」還不如遠甚。那時的耕地名義上同樣歸國家所有，農戶耕種的土地20%為父傳子承的世業;80%在年老時須退還國家，根據實際情況再行分配。然而在當下的中國，真正意義的土地改革還是沒有影兒的事!
看來，吾國的「米路」尚為崎嶇，糧食和國運之間的壯烈故事仍在演進，我們只好在未來的史冊中「留白」，準備好足夠的篇章來記敍它了。(寫於1995年)
轉自『關天茶社』(//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