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5日訊】在中國歷史的各項制度中，小農經濟作爲一項基本的經濟制度，至少有兩千六七百年的歷史了，並且一直是制約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力量。這種小農經濟的基本特點，就是低投入－産出。即以一個小農核心家庭爲基本經濟單位，並且主要依靠人力和簡單的農業工具進行農業的精耕細作；而隨著農業單産的緩慢增長，小農的土地經營規模也相應縮小。

　　雖然，就一般意義而言，小農經濟的低投入是由它的低産出決定的。但是，決定中國歷史上小農經濟低投入的主要因素，卻在於國家（或地主）對小農的剝削過重。換言之，這所謂的低投入，主要是人爲的。其如夏、商、和西周時期，統治者向農業征取的是十一稅，但是到了春秋時期這個稅率就被突破了，高的達百分之三十；戰國時期，秦國的稅收據董仲舒所言，是“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可能有所誇張，但秦朝建立後“收泰半之賦”卻是不爭的事實；漢朝建立之後，說是輕徭薄賦，但據王莽所說，各種名目的稅收加在一起，也達到了百分之五十；兩漢以後的情況，古今都有人總結，一般都是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至明清亦然。

　　衆所周知，傳統農業社會對於農業的投入，主要就是勞動力的投入。用最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農民必須吃飽飯才有力氣種地。農業稅高達百分之五十，小農要想吃飽，就不得不尋求糧食替代品。據《管子•禁藏》估計，此類糧食替代品，約略相當於小農糧食收入的三分之二。中國歷代的統治者，對此類糧食替代品的生産都很重視，制定了嚴格的制度，以保證小農再生産的進行。此外，小農還要從事紡織原料和成品的生産。《管子•禁藏》上說，這是小農生活的“旁入奇利”。但是，除去小農自用和“布帛之征”，這個“旁入奇利”並沒有多少剩餘。

　　總之，中國歷史上的小農，在國家（或地主）的高額剝削下，其實並沒有自己的經濟，只不過是勞動工具而已。其結果，就是小農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降低農業投入，用盡可能少的土地，並且主要依靠人力和簡單工具，來進行農業生産；而大量的糧食替代品，實際上也極大地降低了勞動力成本的投入。這兩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國歷史上的小農經濟，因這種低投入－産出模式而得到強化：一方面它有利於人口的再生産；另一方面它有利於小農核心家庭的再生産。中國之所以自古就形成爲一個“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其基本原因就在於此。

　　從秦漢到明清，成百萬，上千萬，乃至幾千萬，甚至近億的小農戶，由於高額的剝削，他們實際的市場購買力幾乎逼近於零。然而，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是商人“乘時射利”的受害者。這其中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工商人口微乎其微，工商規模極爲狹小。對於近代以前中國的城鎮人口，有學者估計爲總人口的5~10%，取其中數則爲7.5%。這個估計可能偏高。但是，即便如此，其中大部分人對農產品的消費，仍得自於國家財政。只有工商業者和一般城鎮平民的農產品消費，才取自於市場。這就注定了農產品市場極其狹小。以糧食爲例，一州、一府、一省，十幾萬，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的小農戶，遇到年景稍佳，略有豐收，集合起來就是一個巨大的絕對量，擠在狹小的市場上會有什麽出路呢？中國歷來都講“谷賤傷農”，原因就在這裏。

　　小農經濟的低投入－産出，以及這種小農經濟的大量存在，加上城鎮農產品市場消費人口過低，嚴重制約了農產品的市場化需求，從而也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工商業發展空間的狹小，制約了中國歷史的發展。當進入近代之後，中國經濟的近代化轉型，亦即從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轉變爲一個近代工商社會，所面臨的最大的障礙，同樣是歷史遺留給我們的如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如果要說制約中國發展的歷史傳統，這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就是最主要的傳統。近代中國的工商業之所以難以發展，就是因爲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小農根本缺乏購買力。

　　然而，在近代中國，小農經濟對中國工商業發展的這種制約性，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因種種原因而被忽略，反而使“耕者有其田”成爲解決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的主要目標。由中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最終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革命以後，農業稅的大大減輕，對於傳統小農經濟的低投入－産出，的確是一種改善。與此同時，農村和城鎮的人口比例也迅速發生變化，從1949年的8.4：1，縮小爲1953年的6.5: 1，然後是1956年的5.9:1。然而，農村總人口卻也在迅速上升。截至1953年6月，中國農村人口，比1949年增加了3800萬以上。儘管中國歷史上小農經濟的低投入－産出，一般不是由人地矛盾決定的。但是，當農村人口增長到一定程度，人地矛盾勢必要加劇小農經濟的低投入－産出。無論是消滅地租剝削，還是實行輕徭薄賦，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小農經濟所面臨的問題。惟其如此，當土地改革完成之後，改變城鄉人口結構，就應該成爲改變中國農業低投入－産出問題的關鍵。可惜的是，1956年以後，農業的集體化和計劃經濟體制，嚴重地阻礙了農村人口向城鎮的轉移。而二十多年以後，當中國重新恢復小農經濟時，據1981年的統計，當時中國農村人口已增長到約80387萬，較1953年增加了28000萬以上，而當年農村人口與城鎮人口之比爲3.8：1。

　　近代以來，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農村和城鎮人口比例，總體上是縮小的。與之相適應的，是農業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而改革開放以後，農業市場化的程度，更遠遠高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候。但是，農村人口的迅速增長，使中國小農經濟的低投入－産出問題變得更爲嚴重。業已指出，傳統時代小農經濟的低投入－産出，是在高額剝削之下，小農最大限度地降低農業投入而造成的。問題在於，這種低投入－産出一經形成，就十分有利於人口和小農核心家庭的再生産；無論是輕徭薄賦，還是醫療條件的改善，都只能是強化這兩種再生産，並最終導致因人多地少而形成的人地矛盾，從而使小農經濟的低投入－産出更趨嚴重。且看，1949年底，中國農村人口爲48402萬，但是到了1981年，中國農村人口已達80387萬。農業人口的大幅度增長，造成農民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下降。按當時中國實際的耕地面積約21億畝計算，平均每人約2.6畝。可以想見，對於當時已開始恢復的小農經濟，即便國家不收一分一毫的稅，也是絕對的低投入－産出。試想，21億畝耕地，每畝增産10公斤，對任何一個小農戶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市場上卻可能因此而增加210億公斤的糧食供應。而生産超出了實際的市場需求，勢必造成糧價下跌；增産越多，價格就跌得越猛。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一般是不會通過投入來增加産出的.

　　或謂農民可以拿這些增産的糧去養雞養豬。按2億農戶計，每個農戶多養一隻雞，市場上就會多出2億隻雞。如果是2億隻生蛋的母雞，市場上又不知要增加多少只雞蛋。那麽，如果市場上雞和雞蛋的需求都已經飽和，這多養的雞和多生的雞蛋，都只會造成雞和雞蛋的市場價格下降。更何況食物消費有替代性，雞和雞蛋吃多了，糧食消費自然會減少。1984年，中國農業全面大豐收，而且是歷史上最大的豐收，結果是農民賣什麽都難，收入開始下降。從那時至今，有識之士都強調應該像發達國家那樣加強農業補貼。誠然，農業補貼就緩解目前的困難而言，確乎不可或缺。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如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國家無論如何也補貼不起。即以2億農戶計，每戶補貼10元，就是20億元，補貼100元，就是200億元。說得大膽些，每戶補1000元，那就是2000億元。從長遠來看，這樣的農業，是無法進行政府補貼的。多了補貼不起，少了毫無用處。

　　小農經濟的低投入－産出，作爲一種繼續在發揮作用的歷史傳統，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影響可能是致命的。例如，中國農民目前更多地傾向於使用化肥，實際上就是出於降低成本的考慮，但卻是以犧牲土地品質爲代價的。兩億小農戶，因爲規模太小，數量太多，即便是在市場供求關係有利於供方的情況下，其可能增加的收入也微不足道，何況更多的情況是增産減收，所以減少投入反而成爲一種“出路”。在這種情況下，新的技術難以採用，農民、農村、農業的基本問題無法得到根本的解決。我們過去常把工農業産品的剪刀差看成是人爲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個剪刀差的確有人爲的因素。但是，從根本上說，它是中國農業人口規模過大、農業經營規模過小的必然結果。這樣的小農經濟的傳統如果得不到改變，不僅農業的市場化程度要受到極大的限制，工商業的發展也會受到極大的限制。

　　就傳統而言，中國小農經濟的低投入—産出，也有它積極的歷史作用。秦漢以來，如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總是能夠産生出一種“大國效益”，造成中國歷史的一次又一次輝煌；而每當中國歷史陷入絕境，它的低投入—産出特性，又能保證自身的迅速恢復和再生，再一次推動歷史。然而，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它是一種限制性的生産結構，即（1）它僅僅有利於自身在數量上的擴展；而（2）這種數量上的擴展極不利於它自身的結構變遷；並且（3）極不利於農產品的市場化；一般而言（4）它在本質上也不追求産量的增加。

　　毫無疑問，中國的小農經濟的傳統，嚴重制約著我們的發展。我們怎麽才能從制度上改變這樣的傳統，是需要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的。如土地産權、農業規模化經營、城市化及城市規模、節約型城市、城鄉一體化，以及與之相關的人口居住制度，保障制度、勞動制度、教育制度等。總之，要研究小農經濟的傳統和如何改變這種傳統，必須研究現實中與之有關的一切問題。研究者盡綿薄而已。

──轉自《世紀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