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1日訊】章詒和：我是被「騙」來的，我從來不參加有關我這本書的會議，網上的評論我也不看，因為我想好壞就是這麼著了，我覺得我沒什麼優點，缺點呢，我都這麼大了，改也改不了，我一般都不看。我唯一參加就是私人聚會，把單位的講課也辭了。余傑特聰明，就說是「文學與記憶」的討論。我必須要支持這些朋友的工作，我今天是來旁聽的。結果到了這兒以後，趙先生說討論你和另外一本書，我大呼上當。但是，我能和各位朋友見面，我也非常高興，因為樓下有好多特殊牌照的車，所以我覺得到這兒來頗具勇氣，大家都比我棒，能夠參加這樣一個會。

　第二個就是關於書，關於記憶。其實我覺得只談幾點，我不說也不合適。我覺得所有沒有喪失記憶的人，其實他的眼睛都盯著現實，他的腦子嚮往著未來。實際上是這樣的，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記憶就純粹的是懷舊，可能某些人是懷舊，還是覺得從前的日子有多麼好，其實我覺得腦子裡只要不曾忘記記憶的人，眼睛看著現實，心裡嚮往的東西是現實，這三個東西是一個東西，我覺得我就是這樣的。

　有人說我記性好，和那一代人有關的事情我記憶都特別好，如果和那一代人，和我父輩這一代人無關的我記憶都特別差。這是與現實相關、與未來相關，所以我都要記住它，相反你昨天吃什麼，我可能就忘記了。

　任何一個專制的政體，古今中外，我不是單指中國，都是犧牲無數無辜的生命，去捍衛一個皇上和一面旗幟、捍衛一個主義、捍衛一個政黨，這大概全世界都是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它是犧牲無數人，所以任何個人的記憶都和國家記憶、和社會記憶、和民族記憶，都是相同相連的。其實，你對你的個人記憶越深，你對現實的介入也就越深。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個人記憶如果說我們的環境不是能夠做到毫無顧及的話，常常就有一些不便說和說不出來或者是不太好說的內容，這種不便說、不好說和說著不太好的內容，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寫出來。

　所以我就想，記憶就是把你的回憶寫下來，其實就是說出來，當下只能採取這樣的方式，不是人人都可以到人民大會堂去講演的，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搞派別，拉出一面旗幟。像父輩那一代人從歐美留學回來以後，那時候的政府提供了一個特別廣闊環境，用時髦詞叫「平台」。就提供了那麼一個環境，你要想搞宣傳你自己可以搞變一個刊物，或者辦一個報紙，只要你搞到錢；你要想從政，你去搞一個黨；你學軍事的，特別喜歡軍隊，弄一點槍可以當成草頭王；致力於科學可以到大學搞一個實驗室。所以，常常我們幾個人在一起，就特別感歎，那一代留學回來學有所成，那一代非常漂亮，人人有樣子，就是環境給提供的，他們想幹什麼都能成。

　他們回來無論從事何種職業，均無衣食之憂。我們現在大學畢業要有工資，要有職業，這個職業可以討一個老婆，可以買房、可以買車，你奔這幾大目標沒有十年時間根本很難想像。那一代人就沒有。那一代人沒有說到了時候該寫回憶錄了，沒有。那一批人真是很難有。我記得當時周恩來57年以後跟我的父親章伯鈞說過，你現在可以搞一搞翻譯，知道他一生酷愛黑格爾，另外你可以寫一些回憶錄。他後來想一想，兩樣東西都不合適，他曾經給我講過不合適的原因，我將來寫出來。

　像梁漱溟他們到晚年就進入和張、羅走的路子不太一樣，所以開始就覺得有必要把過去做一個梳理，梁先生留下對過去的回憶很多。但是你要問羅隆基、章伯鈞有什麼大本的回憶，他們是沒有的。這批人確實是不一樣的。現在尤為必要，因為這種回憶既是個人個性的，是人性的、是道德的，同時也是全社會和全民族的，這是必須要這麼做。如果我們沒有一部很真實的歷史的話，文學就必須有所擔待，就是用文學的方法給歷史留下一些真實，不是名人寫，也不是章詒和，普通民眾最應該寫，這個民族最受害是民眾。我坐牢十年，前後有很不自由、被管制的時候大概有十餘年。我很感謝這樣一段生活，感謝這段生活認識中國的底層和中國的百姓，和他們一比我這個家舒服多了。我覺得，普通百姓的回憶真是代表這個社會最真實的人，上層還有很多假的東西，這個社會是由最普通人支撐的，每個人要寫，文筆如何，是否要出版，那是次要的東西，重要的是要抓緊時間留下來。

　剛才余傑特別強調，在當下輿論環境和背景下，這種非虛構文學非常必要。我很認同，我們的愚民政策非常成功，你們現在什麼都別想，我們就奔小康，都富裕起來，電視裡都是化妝品、減肥、壯陽、車、房，不是說不好，這個東西除外是不是還有別的，你看一看，別的就沒有了。有一些都是被歪曲，起碼是不完整的，剛才余傑先生說得我很認同。

非虛構文學也好，虛構文學也好，文學創作哪個不是從記憶中選擇日常生活材料，然後深入發掘其中的意義，然後把這些有意義的材料加以文學上技巧的處理，或以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的方式表達出來，文學創作本身和記憶相關，我覺得沒有記憶的人怎麼搞創作，我覺得自己腦子不好，什麼詞什麼細節忘了，房子裡面放了很多的紙片和本子，想起來趕緊寫，我覺得記憶對文學是第一位，就跟繪畫和色彩與線條的關係，和音樂、音符、音節的關係是一樣的。誰和誰都不可分。我覺得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做的，而不是一兩個人肩負特別重大的責任，我們的記憶比文學的方式記錄下來是比較長久的保存，我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注意，文字的東西是能夠長久和保存的，尤為珍貴，所以只要你和你的家庭和朋友都有經歷和曲折，我們大家都應該來寫，這樣我們心裡會好過一點，我們這個民族還有一點希望和前景。

我這個人是很悲觀的，我對政治上很悲觀，我沒看到哪兒有什麼光明，今天說這個有希望，哪兒又不錯了，告訴你這麼一個好消息，我覺得這些都是很虛幻的。重要的是我們自己做一點事，這樣大家一點點做，這個民族還有救。我特別不愛聽，快開多少多少大，誰得上，誰得下來，上下都一樣，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也不怕誰去匯報，這些跟我們百姓有什麼關係？五十年來我們不就是這樣嗎，台上換人無數，本質變了嗎？一點都沒有變。所以我在想，我們每個人自己努力地做，可能還會好一點，這是自我啟蒙吧，我們已經受蒙害得很深很深了。

　通過寫作、交友，讀別人的書，我們可以明白很多的事理，至少我們不會那麼傻，如果我們每個人不會那麼傻，再教育子女，讓他們再比我們聰明一點，可能這個民族還有一點望。

我暫時說到這兒，謝謝大家！

徐友漁：今天開這個會，我對這個主題非常贊成，今天可能會引起爭論的問題，跟大家討論。

　一般談到記憶問題的時候，很多人都注意到，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好像有這樣一個特點，就是特別健忘。我自己想起來也有同樣的感受，最近若干年來，中國人使用最多一個詞就是不堪回首，比方一講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國蒙受的災害，一般都是不堪回首。我個人做採訪，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是碰釘子。你知道一個人有很寶貴的歷史資料或者很重要的經歷，你去做，都是說「不堪回首」，就封住了。中國人進行比較深刻自我反省的時候很少，中國是一個很健忘的民族。

　　但是結合我個人的經歷，可能這個論點不一定能夠成立。儘管我們談到在反省和批判中國健忘症的時候，我們可以說很多很多的話，但是這個命題是不成立的。首先你說「不堪回首」表示中國文化心理結構的話，從最基本的事實來說，中國人更多的是「過目不忘」。中國古時候也有一個故事，說一個國家的人去見曹操，曹操誇耀說我有一本書多麼多麼重要，那個人拿過來看了一下，看了幾分鐘馬上就說，這本書我們國家三歲小孩都知道，實際上是看了之後就背出來給曹操聽，曹操大吃一驚。什麼過目不忘、三國演義裡邊的故事，其實中國人在生理上應該是博聞強記的民族，而不是害健忘症的民族。我自己後來發現中國有一種體制和機制，是系統有計劃在扼殺記憶，而不是中國這個民族心理文化結構是健忘症或者不願意回憶痛苦的問題。

我自己這方面體會最多的是，在整整十年前，那時候是1996年，剛好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二十週年、發動三十週年。那時候我跟一家報刊做了一個項目，報紙名字叫做《青年報刊世界》，它是面對大學生的。這個項目跟今天的名字基本上一樣，就是叫做拯救記憶。而且總編寫了一段話說，趁我們這代人還在的時候，趁為時還不算太晚的時候，把記憶拯救出來，這種記憶是叫搶救的，不光要保持和撫養我們的記憶，是需要搶救的。我當初做的事情是，那時候是文化大革命紀念日，我採訪很多人，採訪過程中間就碰到這樣的問題，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不願意講，都是用不堪回首，覺得那段記憶講起來自己承受不了。

　但我至少可以做到兩點，一個月一期，發表一二十個人的故事，我把非常有意思的採訪的經歷都寫出來，包括他們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迫害和苦難。結果，做到1996年5月份就做不下去了，原因也是眾所周知的，至少有部門打了招呼。過了幾個期，這個雜誌乾脆就封刊了，這是一件事情。後來我又跟深圳有一個雜誌叫做《焦點》，也是做文化大革命結束二十週年、發動三十週年的專題，做了以後也受到批評和追究，這個雜誌也進行不下去了，最後這個雜誌也是停辦了。

但是，最著名的事件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辦得最好的雜誌《東方》，當時在中國的知識界和各個階層引起非常大的影響，他們也是在1996年5月份做了一期文革的專號，大概出了八九篇關於文革的文章，包括我其中有一篇，結果雜誌都印出來了，最後接到通知說，這期不行，臨時把所有的將近十篇稿子全部抽掉了，非常匆忙，從最優秀的雜誌，變成很糟糕的雜誌，一次換來不及，封面打的標題還是文化大革命，那一期特別有意思，扉頁寫的主編的話寫的是文革，但是內容是另外一個東西。後來這個雜誌也辦不下去了，這個雜誌辦不下去不一定完全是純粹因為想完全的保留記憶，也許還有其他別的原因，但顯然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個人從這三本雜誌的遭遇，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的健忘症是其次的原因，甚至是非常不重要的原因，實際上中國人記憶很好，中國創造力反而不好，中國崇拜記憶力非常好的人，前幾個月我在國外講這個題目，從生理上我們的記憶力最好，中國人文化心理結構實際上是記憶崇拜，但是表現在我們當下現實中間，表示出來極大的健忘症，不負責任的健忘症，說得最多的借口是不堪回首。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國家系統有預謀、計劃性、全面扼殺記憶的機制，如果這個機制不破除的話，我們也會把世界上記憶優秀著稱的民族變成最健忘的民族，我認為扼殺記憶的機制可能是對我們這個民族最大的犯罪。(待續)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三味書屋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由余傑整理完畢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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