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訊】第一次讀劉賓雁先生的作品時,我還是一名中學生,80年代末期,17、8歲的樣子,懵懵懂懂,哪方面都不能算是成熟的。當時我淘舊書,居然就買到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鮮花」,收有賓雁先生《本報內部消息》(含續篇)、《在橋樑工地上》以及海默的《洞簫橫吹》、楊履方的《布穀鳥又叫了》、劉紹棠的《田野落霞》與王蒙、鄧友梅、陸文夫、流沙河、公劉、宗璞、李國文、康濯等人的作品。都寫於1956、1957這兩年。後來這批人因為這幾篇東西,一致地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離開文壇若許年,到所謂的「四人幫」被「打倒」,才重見天日,不再是「毒草」,而幸運地作了「鮮花」,並起個統一、漂亮的名字,「重放的鮮花」,向整個世界開放。
可惜,其中有的人早就死於亂世,有的則變了形,被生活「改造」成了萎草,與風飄搖。能夠保持住風骨品節的劉賓雁、鄧友梅們,則孤立在國內海外,基本上都看不見他們的新作品,也就遠離在大眾視線以外,新一代人對他們更已隔膜,說明我們那些真正的精神之子,被迫打斷其傳承,一代代被接連不斷的事故打斷了,最後留在台面上風光的,便只能是些丑角、「戲子」、人中精怪。這是有特定規律可循的。
1957年,在給《本報內部消息》等作品定性時,曾有人這樣「指出」:「新聞界內右派分子劉賓雁寫的《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的確透露了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的消息」,「如果說《在橋樑工地上》,這種反對黨的領導的意圖還是巧妙地隱蔽著,那麼《本報內部消息》裡,這種潛伏的陰暗思想,就在一片頌揚聲中大搖大擺地走出來,採取了露骨的公開挑戰的態度,體現在現實生活的『尖銳衝突』裡了。在《本報內部消息》裡,黃佳英以『英雄』的姿態反對官僚主義,實質上是懷著濃厚的反黨情緒在和黨的整個領導相對抗。」
另有人分析《本報內部消息》裡的主要人物後也強調:「通過這些人物的刻畫,劉賓雁攻擊了黨的領導和黨的事業,宣揚了他的資產階級新聞觀和社會思想。由於它披著反官僚主義的外衣,不少青年都被它迷惑,受到它的毒害,有的讀者甚至以黃佳英自命,處處反抗,以無組織無紀律為勇敢,以懷疑一切為獨立思考,甚至消極墮落,嚮往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興趣,追求資產階級的自由和民主,拒絕黨的政治思想領導,不願進行自我改造,固而我們必須加以揭露和批判。」
劉賓雁真這麼可怕,我們黨真如此不堪「反對」和「攻擊」嗎?
動不動以「黨」的代言人自居,捧著棍子亂打一氣,結果也會有打著自己的時候,只不過我們這些可憐的小蟲,不到棍子反掃過來,就還是以為自己永遠正確,始終還站在「黨」這一邊的。
《本報內部消息》究竟反映了哪些「資產階級新聞觀和社會思想」呢?
黃佳英是這樣說的:報紙應該多反映社會問題、群眾要求,如果報紙不敢這麼做,這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凡事都等黨中央作了決議才能上報?……黨中央怎麼可能把每件事都想到,怎麼可能就每個問題都作出決議?再說,凡事都等中央,凡事都等中央開過什麼會議以後才能上報,那就不要報紙也行……報紙不是也應該讓黨委、政府聽見群眾的聲音麼?有人害怕,好像報紙一說話,群眾就要出亂子。怕什麼?……你不說,群眾的要求還是照樣存在,迴避不了的。反過來,把問題拿到報紙上,像個朋友似的跟人家好好談談,一時解決不了的,就把情況說清楚,有什麼不好呢?」「有人想,承認我們的一些缺點、錯誤,就是承認我們黨不行了,整個黨犯了錯誤了,我們的社會不好了。不,這是兩回事。恰恰相反。不說話,把壞的說成好的,那才正是承認它合法,承認我們軟弱。……病得要死的人才怕醫生呢,我們不怕……」
在這裡,劉賓雁、黃佳英們哪有什麼「資產階級」新聞觀和社會思想,哪是在「追求資產階級的自由和民主」——他們連邊兒都不靠!有的只是相信、甚至是迷信,迷信這個黨,把它視為「一心一意」為民盡職的,「公而忘私」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它不會犯錯誤,即使犯,也能改正錯誤。因此,這時的劉賓雁們有一種自信,自信這個黨是堅強的,能夠承受得起批評的,也是虛心的,願意瞭解「下情」的,瞭解以後,就能解決問題,並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是「下麵」不好,報紙不好,不讓黨瞭解,曲解了黨的心意,幫了黨的倒忙。
黨是什麼呢?
劉賓雁們肯定很難說得清。因此,這是劉賓雁那代人的局限:凡事都從好的、善良的、抽像的、概念性的願望出發,考慮問題。「資產階級」的新聞觀和自由民主觀決不如此,它們對黨、對任何政黨,都持高度警惕與懷疑的態度。認為黨不是什麼抽像的存在物,是由具體的、一個個的個人組成的,個人所能有的毛病,它都會有。
而一旦政黨和權力結合,就肯定會為所欲為。因此,自外部看,它需要督促、監督,允許自由辦報、自由辦出版社等等,這可以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從而達到督促、監督的目的;自內部看,它分出執政黨、在野黨,多黨自由競爭,定期輪流執政,以防一黨執權力這個公器,謀該黨之私利,使「公器」淪為一黨之「黨器」。
時人意識不到它的危險性,所以,1950年代的劉賓雁們,還是大大的「良民」,即使到二三十年以後,到劉賓雁再次被允許拿筆寫作,寫出《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以及《艱難的起飛》、《關東奇人傳》,「整天跟老鄉一起哭」,想著「有什麼辦法能幫助他們」,解決村民們的吃水難等問題(此段話出自著名作家鄭義寫出了傑作《老井》,被導演吳天明改編成同名電影,1986年劉賓雁採訪吳天明的報告文學《沒有上銀幕的故事》),直至1987年初,在打擊「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劉賓雁被點名,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時,他仍是大大的「良民」,離「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的目的地尚遠。不過,習慣於概念思維的中國人,總是很精於發明新的概念,來把人定性,分別「階級」或「敵我」,非此即彼,非我即敵;以後的情形是,1988年初,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人士的賓雁先生,應邀赴美講學,因公開反對當局在89年天安門事件中的表現,而開始長達18年的、不能回國的流亡生活。
「重放的鮮花」放而又「敗」,是曇花一現嗎,還是另有奧妙,等待它的「重放」?
但是,等待的過程有多難耐!
如今,賓雁先生耐不過,算是永遠走了。
他走的當日,我曾在朋友的網站上貼文,題目僅僅是「在橋樑工地上」,不想很快有十來個跟帖,「懷念這個本色的人」,「一個真正說了真話的人」,未見有哪個是不敬的。復旦大學一位長我不少歲數的歷史學家,還找出賓雁先生的一段回憶錄,跟在後頭。可見得尚有許多人還記得,或者保存有他的代表作,一直到我們這代七十年代出生的,跨度有半世紀之大。由此我感到了欣慰,知道它們的影響是能悄無聲息存在的。
然而幾小時後,朋友卻就刪掉了帖子,告訴我說,這樣的內容連「世紀中國」都刪,我們更得刪。
我是很理解的。並為它畢竟存活了數小時暗感慶幸。聯繫到不久前巴金老人的仙遊,造出極大聲勢,弄到幾乎無人不知的程度,我實在有話要說,而且想說真話,也曾找出舊文《讀懂巴金》,以批評巴金老人的失真,不少人也是在後面跟帖,支持我的說法。這就形成強烈的對比與反差。
哎,去的終歸要去,留的總能留住。「鮮花」們重放又重放,一個「又」,拐出來多少血與淚,包含多少明天——明天是不朽的,你就相信吧。
(2005年12月9日 )
--轉自《北京之春》06年1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