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訊】國家機器的概念
馬克思在1851年寫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談到法國的行政權力的時侯，對它有如下的描述：「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和軍事組織，有複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50萬人的官吏隊伍和50萬人的軍隊，一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在1871 年寫的《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對國家機器的描繪進一步具體化：「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及其遍佈各地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和法官」。1917年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對國家機器有個更概括的說法：「最能表明這個國家機器特徵的有兩種機構，即官吏和常備軍。」後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根據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一些論述，把國家機器說成是以暴力為特徵的專政機關。這些專政機關是：軍隊、警察、監獄、法庭、特務。但是這些馬克思的信徒割斷了這樣一個背景：馬克思講的那個國家機器是「起源於中世紀的，在專制君主時代，在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同時又加速了封建制度崩潰」的舊國家機器，是屬於「必須打碎」之例的，而且在巴黎公社的實踐中也確實被打碎了。列寧奪取政權後，按照馬克思講的那個舊模式建立了蘇聯的國家機器，此舉又被中國共產黨和其它共產黨倣傚——這實在是跟歷史開了個謊誕的玩笑。
在當代的一些政治學者中，對「國家機器」這個概念有所涉及，但在他們那裡，國家機器是指整個國家權力或國家制度——有時侯作為國家權力來論述，有時侯作為國家制度來論述，而不是把它作為專政機關來論述。德國政治學家哈貝馬斯把國家機器分成「實體性的」和 「非實體性的」兩種。實體性的國家機器是指「依據一種集中的和穩定的稅賦體系；控制一種集中領導的軍事權力；壟斷立法和法律權力；通過一種專職官員統治的形式組織行政管理。」非實體性的國家機器指「來自於知識且可以支配大眾社會的話語權。」台灣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教授詹中原在《從當前行政組織論政府再造》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話：「陳水扁自從就任總統一職之後，一直面對著分散式的國家權力結構。為此，陳水扁總統亟欲進行國家權力結構的解構與重組，以逐步而漸次透過集中權力控制國家機器。在策略應用的層面來說，其所交互進行之方式大約不外是：馴化執政黨內部權力體制，滲透與改制行政官僚系統，調整國家機關的角色與功能，形成新政黨聯盟的國家權力，以及民粹式動員基層民眾以強化族群認同。在改制集中化的機制方面，陳總統在選舉期間即已提出政府改造五大目標，由總統府成立政府改造委員會舉行籌備會議，通過政府改造委員會的主要架構，美其名為推動政府組織的改造，實際上進行國家機器的總體解制與全面改組。」分析這段話，台灣的所謂國家機器是指國家權力結構。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葛蘭西 把上層建築區分為「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市民社會是「私人的組織」的總和，通過「社會」來行使「領導權」職能，而政治社會則通過「國家」的直接統治。葛蘭西這一思想被法國政治學家阿爾都塞接受並加以發揮，據此提出了「兩種國家機器」的觀點：一種是「強制性國家機器」，包括軍隊、警察、監獄、法庭等暴力機關；另一種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政黨、教會、學校、工會等屬於民間的機構。前者主要依靠軍隊、警察、監獄等暴力機關運作，後者則依靠非暴力方式來運作。
中共國家機器的性質和內涵
中共政權是中國近代軍閥政治和列寧主義國家學說相結合的產物。1853年，曾國藩奉旨在湖南辦團練。曾自籌軍費，以師生、同鄉關係為紐帶，建立了湘軍，中國出現了第一支具有私人性質的常備軍。此前，常備軍是由朝廷撥款、兵部調度、皇帝統率的。皇帝雖然是獨裁者，但在帝制沒有被推翻以前，他作為國家元首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所以由他統率的軍隊是國家化的軍隊而不是私人化的軍隊。但曾國藩的湘軍先例一開，中國從此進入了武裝力量私人化的時期。曾國藩、李鴻章在帝制尚存的情況下建立私人武裝是僣越行為，袁世凱、曹錕、張作霖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後以國家元首的名義建立私人軍隊是僣越行為，國民黨早期以政黨的名義建立黨的軍隊也是僣越行為，但1996年台灣大選後這支黨軍已成了國家化的軍隊。至於共產黨，無論是「執政」以前建立軍隊，還是「執政」以後建設軍隊，都是僣越行為， 「中國人民解放軍」至今不是一支合法的國家軍隊，只能算是一支私人化的武裝力量，或說是一支「僣主軍隊」。因為無論從政治學的層面上，還是從法學的層面上，政黨在沒有經過合法競爭成為執政黨之前，都是社會團體，屬於「市民社會」；只有通過合法競爭成為執政黨後，才上升為「政治社會」，掌管國家權力。即令如此，政黨本身仍然是個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團體一樣是個法人，具有私人性質。正如作為個人的公務員必須通過合法的競爭、考核才能進入國家機關，管理公共事務一樣，作為私人組織的政黨也必須通過合法的競爭、考核才能掌管國家權力。一個集團，憑藉自己非法建立起來的武力，自封為執政黨，壟斷國家權力，這在中國歷史上叫軍閥，在古希臘歷史上叫僣主，按照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 的說法叫「奇理士瑪型的坐寇集團」。「奇理士瑪」（Charisma）的含義是：某人具有的感人的超凡魅力，這種超凡魅力可以形成奇理士瑪型權威，由這種權威可以形成某種社會組織 ——比如坐寇。中國歷史上把非政府的軍事組織管叫「寇」。美國馬裡蘭大學的曼瑟爾。奧爾森教授也把這種軍事組織叫做「寇」。他把寇分成「流寇」和「坐寇」兩種。流寇飄忽不定，沒有穩定的地盤（毛澤東曾批評李自成不建立根據地，是流寇）。坐寇擁有一塊穩固的地盤，並以它為基地向外擴張。一旦坐寇中出現了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人，建立起卓有成效的組織系統，那麼這個坐寇組織就是「奇理士瑪型坐寇集團」。中國學者張曉群把羅馬帝國稱為「奇理士瑪型坐寇集團」，把羅馬帝國的國家機器稱為「坐寇型國家機器」，這對我們認識中共國家機器的性質是很有幫助的。
中共本來是一個非政府的軍事組織，在軍閥混戰中應運而生。在混亂中，靠著毛澤東這樣的「奇理士瑪」型人物和蘇聯的幫助，並趁著日本侵華的「天時」，奪取了本屬於人民的政權。所以，中共政權也可以說是個「奇理士瑪型坐寇集團」，它所建立的國家機器是「坐寇型國家機器」。但是，這個坐寇型國家機器是按列寧主義國家學說建立起來的，比起羅馬帝國的國家機器無論是外延或內涵都要豐富得多。列寧主義是東、西方專制主義的集大成者，它既有西方專制主義的宗教色彩，又有東方專制主義的極權色彩。列寧主義國家學說的特徵是專政，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際上是列寧主義）的核心。按照專政的要求，列寧及他的追隨者不僅採取了羅馬帝國的建立者奧古斯都式軍事獨裁統治，而且還仿照中世紀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和沙皇伊凡雷帝建立了龐大而嚴密的國家機器。作為布爾什維克「兒子黨」的中共，完全照抄照搬了蘇聯的體制。
按照中共關於國家機器是暴力機器的定義，它的國家機器包括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特務及其他附庸。
軍隊。軍隊按軍種分為陸軍、海軍、空軍、二炮、武警。按職能分為野戰部隊、警備部隊、邊防部隊、內衛部隊、預備役部隊。1949年底，中共軍隊的總員額有570萬人，計有19個兵團部、70個軍。其中絕大部隊是步兵部隊，只有少量的特種兵部隊（2個戰車師、，4個炮兵師、9個工兵團）。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軍隊精簡整編問題，決定將全軍總員額減至400萬人。到1951年初，共縮減了陸軍2個兵團部、9個軍部、27個師部，94萬餘人。但其它軍兵種機關及部隊有了較大發展，其兵力增到61萬人。由於韓戰爆發，軍隊又進行了擴編，到1951年12月，全軍總人數增加到627萬。從1952年到1958年底，毛澤東又對軍隊進行了三次精簡整編， 1958底全軍人數為327萬，但在陸軍縮減的同時，其它軍、兵種得到了發展，陸軍也由單一的步兵發展成為多兵種的合成軍。從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軍隊人數又成倍增加，到1975年為661萬人，成為中共軍隊歷史上人數最多的時期，相當於美蘇軍隊之和。鄧小平複出後，又對軍隊進行了四次精簡，到1987年全軍縮編為300萬人，但不包括武警。鄧精簡軍隊的特點是將鐵道兵、工程兵大量裁減，撤銷了部分空軍軍部、高射炮兵師、地方獨立師和步兵師，裁汰冗員和副職，將邊防部隊、內衛部隊移交給公安機關和武裝警察。江澤民上台後，又精減了50萬人，所以目前中共軍隊的員額在250萬人左右，但從前幾次精簡的性況看，由於中共有著高效的動員體制，如果需要，立即可以將軍隊擴展到原來的數額甚至更多。此外，正規軍雖然縮減了，但武警和警察卻空前地膨脹起來，對內鎮壓的職能增強了（以上資料來於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所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
武警是除軍隊外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它承擔著對內鎮壓的任務。武裝警察是八十年代從軍隊中分離而組成，它的前身是公安部隊。1982年6月19日，中共中央決定將軍隊擔負內衛執勤任務的部隊同武裝、邊防、消防警察統一組建為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受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統一領導。1983年1月25 日，國務院任命了武警部隊領導人，武警總部機關在北京開始辦公。4月5日正式宣佈成立。首任武警總部司令員李連秀（原38軍軍長），政委張秀夫（原浙江省公安廳廳長），因1989年「六。四」事件中沒有配合軍隊進行屠殺，兩人連同一名副司令和一名副政委同時被免職。當江澤民戰戰競競爬上中國黨政軍最高寶座的時侯，他深知自己沒有毛、鄧那樣的威望，深怕軍隊會在什麼時侯不聽指揮而失控，便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名義下，將武警控制在自己手裡。他任用自己的親信巴忠倓（原上海警備區司令員）為武警總部司令員，並對武警部隊大力擴充，使武警成了江家的私家軍。經江澤民擴充後的武警部隊包括武警內衛部隊、邊防部隊、特種部隊、警衛部隊、機動部隊、黃金部隊、森林部隊、水電部隊、消防部隊、交通部隊等，共150萬人。在這支部隊中，其中20萬人的機動部隊最引人注目，這是江澤民從所謂的「裁軍50萬」中偷梁換柱由正規軍改編的，主要用於鎮壓民間的反抗活動。機動部隊共有14個師，分佈如下：瀋陽軍區2個師（8610部隊、8620部隊）、北京軍區3個師（8630部隊、8640部隊、8650部隊）、蘭州軍區2個師（8660部隊、8670部隊）、濟南軍區1個師（8680部隊）、南京軍區3個師（8690部隊、8710部隊、8720部隊）、廣州軍區1個師（8730部隊）、成都2個師（8740部隊、8750部隊）。這支部隊裝備精良，機動性強，有野戰能力，一旦民間的抗議活動演變成暴力抗爭，中共將首先動用這支力量進行鎮壓（以上資料主要來源於台灣蔡衡上校所著《中共國家安全支柱——人民武裝警察》）。
警察。中國前總理周恩來曾說過「國家安危，公安繫於一半」。他所說的「國家」，當然是指中共政權。現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多次強調要把 「鞏固共產黨執政地位」作為公安機關的「歷史使命」。一個小小的縣公安局，也會說 「公安機關是國家機器的一個部分，鞏固共產黨執政地位，義不容辭」。可見，警察是中共十分倚重的一個暴力機關。中共警察的前身是公安部隊，首任部長是赫赫有名的羅瑞卿大將。由於中共警察是由軍隊演變的，它的武裝性質特別明顯。警察和憲兵（武警）的許多方面是交叉和重疊的，這也是中國警察的特色。目前中國警察的最高領導機構是公安部。公安部設有辦公廳、政治部、警務督察、人事訓練、宣傳、經濟犯罪偵查、治安管理、邊防管理、刑事偵查、出入境管理、消防、警衛、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監所管理、交通管理、法制、外事、裝備財務、禁毒、科技、反恐怖、信息通信等20多個局級機構。鐵道部、交通部、民航總局、國家林業局的公安局和海關總署緝私局列入公安部序列，接受主管部門和公安部雙重領導。領導地方警察的依次是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市（行署）公安局（處）、較大市的公安分局和縣公安局。公安廳（局）一般設有辦公室、政治部、監察室、警務督察處、警務處、幹部處、宣傳處、教育訓練處、審計室、後勤處、國內安全保衛總隊、經濟犯罪偵查總隊、治安總隊、刑事偵查總隊、交警總隊、出入境管理局、監所管理處、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禁毒處、法制處、信息通信處、科技處、邊防局、消防局、警衛局、高速公路交警支隊等部門，鐵路公安處、民航公安處、森林公安處和走私犯罪偵查局列入公安廳（局）序列，受主管部門和公安廳（局）雙重領導。市（行署）公安局（處）按上級機關對口設置相應的部門和直屬機構，比較明顯的一點是增設了巡特警支隊，有些城市還設有「防暴支隊」。公安分局和縣公安局一般設有10多個科室和直屬機構及數額不等的公安派出所，城區還有社區警務室，如杭州市西湖分局共設有14個機關科室，17 個基層派出所和巡特警大隊、刑偵大隊，53個社區警務室，51個民警責任區。目前中國警察在編人數170萬，但這是官方的數據，海外媒體認為中國警察和武警加起來有400萬人，除去武警150萬，警察有250萬。其實中國警察的人數是很難統計的，因為它不像軍隊由中央統一編製，而是由各地根據土地面積的大小、人口的多少和經濟發展的水平來編製的。像廣東、山東、江蘇、浙江、福建這樣的沿海省份，警力相對要多，而青海、甘肅、寧夏、山西這樣的內陸省份，警力相對要少一些。廣東有21個地級以上市公安局，2660個派出所。按每個派出所20人計算（小的派出所10人左右，大的50多人甚至更多），光派出所就有53200人，再加上交警、刑警、巡特警、水警、法警等其它警種及處室機關人員、警察院校師生，廣東的警力當在15萬人左右。山西是個小省，又是內陸，沒有水網，森林不多，所以警力較少。山西共有11個地級以上市公安局，118個區公安分局和縣公安局。縣級局的人數也跟派出所一樣，差距很大，如臨汾市堯都分局現有警力855人，太原萬柏林分局571人，洪洞縣公安局573人，清徐縣公安局291人，永濟公安局300餘名，聞喜縣公安局308人，長子縣公安局153人，陽泉市城區分局173人，長治市古縣公安分局35人。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大的公安分局和小的公安分局人數相差達24倍多。不過，古縣分局的前身是長治鋼鐵集團的公安處，管轄範圍只是一個企業，其規模相當於一個派出所，因長治鋼鐵集團級別較高，所以它的級別也相應提高了。綜合來看，每個縣級公安局的人數大約在300至350人之間。重慶市 開縣公安局局長周子衡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 我們縣公安局只有 300多人」，可見一個縣級局300多人是不算多的。按 300人計算，山西省 118個縣級公安局共有 35400人，再加上山西省公安廳各處室和各直屬總隊、各地級市公安局各處室和直屬支隊，及司法、鐵路、民航、森林、緝私等警種，山西的警力當在6萬人左右。取廣東和山西之和的中間數是 10。5萬，按保守計算再減掉2。5萬，平均每個省份有 8萬警力，全國有248萬，再加上公安部直屬機構、公安大學、警官學院、刑事警察學院及其它培訓機構，全國警力不會少於 250萬人。
法庭。按照列寧主義國家學說的定義，法庭的範疇包括檢察院和法院。共產黨的法庭是按照中世紀宗教裁判所的模式建立起來的，其職能主要是打擊、迫害異端，這在斯大林、毛澤東時期尤為突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檢察院和法院雖然處理了不少刑事、民事和經濟案件，但它迫害異端的宗教裁判所性質未變，它的共產黨僕役的角色未變。
監獄。監獄包括勞改、勞教機關和看守所。勞改、勞教制度被稱為中國的司法行政管理制度。勞改制度在奪取政權前的中共「解放區」就已存在，而勞教制度則產生於上世紀50年代。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做出了《關於徹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把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於繼續留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進行勞動教養，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專門就勞教問題發出了《關於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並把勞教對像擴大到全社會。1957年，國務院公佈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行政法規的形式確立了勞教制度。與勞教制度相配套的還有收容審查制度——這一制度因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而被國務院明令廢除，因此在孫志剛事件前，中國的監獄還包括收容站。勞教制度是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確立的，所以它有「法外監獄」之稱。據人權活動人士和西方學者提供的資料，中國有1200 座這樣的「法外監獄」，總共囚禁了 1600萬至2000萬的中國公民。臭名昭著的瀋陽馬三家勞教所的獄警公開對法輪功學員咆嘯說： 「這兒就是人間地獄」。長期研究中國勞改勞教制度的吳弘達先生認為，中國的監獄是集非洲販奴、納粹集中營、蘇聯的古拉格勞改營之邪惡於一身的邪惡系統，是中共專制統治的基石。
特務。中共有3個龐大的特務系統：共產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政法委員會和國家安全機關。紀律檢查委員會相當於國民黨以前的「中統」，主要是管束黨內的離經叛道者。一個黨員或黨的幹部犯了貪污受賄、瀆職等罪，首先要過紀委這一關，如果不是罪行特別嚴重或民憤極大，紀委可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老百姓所說的黨票抵罪。但如對黨不忠，與黨的教義相忤，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即使是象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總書記，也難免受到懲罰。政法委員會全稱「政治法律委員會」，原是政務院（國務院）下屬的一個部門。1979年，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實施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的指示》，中共在各級黨委設立了政法委員會，負責對公安、檢察、法院、司法等部門的統一領導，成為一個壟斷司法權力的特務機構。政法委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的認可和授權，是個偽機關，它的權力是非法的和僣越的。中共十三大期間，政治局曾開會討論撤銷各級政法委，以適合當時正在醞釀的政治體制革。後來「六四」事件發生，江澤民上台，歷史倒退，政法委不但沒有被撤銷，反而得到了加強。目前中央政法委由羅干（政治局常委，書記）、周永康（副書記，公安部長）、肖揚（委員，最高法院院長）、賈春旺（委員，最高檢察長）、許永躍（委員，國家安全部長）、吳愛英（委員，司法部長）、張樹田（委員，軍委紀委書記）、王勝俊（秘書長）、陳冀平、周本順（副秘書長）等人組成，下設辦公室、研究室等機構。省級政法委由一名省委副書記或省委常委（通常是公安廳長）擔任書記，由高級法院院長、省檢察長、司法廳長和安全廳長任副書記。下面設有辦公室、政治部、幹部處、宣傳處、法制處、聯絡處、市縣指導處、紀檢處、研究室、社會綜合治理辦公室、維持社會穩定辦公室等機構。市、縣政法委設置基本上與上面對口。由於這個特務機構的存在，中國的司法獨立成了一句空話。
法輪功事件發生後，中共又增設了一個特務組織即「610辦公室」，這個組織直接由各級黨委負責，但現在也有些地方將它並入政法委。
國家安全部是1983年7月由原中央調查部、公安部兩個主要單位以及統戰部、國防科工委等部份單位合並而成，是中國政府唯一對外公開承認的情報機關，也是中國情報及治安系統中，政府參與層面最廣的一個單位。但國家安全機關被稱為「具有人民民主專政的特殊職能」，對國內外「敵對組織、破壞分子依法使用專政的手段」，這與前蘇聯的克格勃十分相似。國家安全部有17個局，其中有幾個局是專門對內進行跟蹤、綁架等恐怖活動的。各省、市、縣設有安全廳、安全局。國家安全部至今有過3位部長，首任部長是淩雲，第二任是賈春旺，現任部長是許永躍。民兵、協警、保安及治安聯防隊是中共國家機器的附庸，也受到當局的嚴密控制，使之成為幫兇。但這些組織是不固定的，其成員大多數來自社會底層，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轉化為民間抗爭力量。
國家機器必須國家化
1992年，筆者曾寫過一本《論反對共產黨獨裁統治的策略》的小冊子，提出了推動和平演變、鼓動黨員退黨、發動公民運動、倡導國家機器國家化、倒李（鵬）倒楊（尚昆）、海內外民運組織大聯合、瓦解共產黨基層組織、爭取國際社會支援、罷工罷課罷耕罷崗罷市及武裝革命等十大策略。如今看來，江澤民時代已發生了不完全的和平演變，公民維權運動（公民運動的一部分）正在自發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大紀元》的九評發表後，中國已出現了退黨大潮，目前退黨人數已逼近500萬。上述情況，已使共產黨的統治受到削弱，但不足以動搖它的統治。維持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有三大支柱：國家機器、官僚機器和宣傳機器，其中國家機器是核心支柱，沒有國家機器，官僚機器很快就會瓦解，宣傳機器也沒有存在的必要。當然，國家機器是由官僚機器掌握的，而官僚機器又需要宣傳機器來打氣、加油，所以三者是相互依存的。如前所述，中共國家機器包括軍隊、警察、監獄、法庭、特務等暴力機關。這些暴力機關既然是國家機器，就應當歸國家掌握，這在西方民主國家已不是一個問題，因為那裡的國家機器早就國家化，沒有任何個人和集團可以支配國家機器。但在中國近代，國家機器落入私人之手：過去是軍閥掌握國家機器，現在則是共產黨掌握國家機器，而且是「絕對領導」。
由於國家機器的暴力性質，使得掌握它的人可以統治、奴役芸芸眾生，並對被統治者、被奴役者實行肆無忌憚的剝削、壓迫和恐嚇，使社會永遠處於落後和愚昧之中，最後導致循環往復的內戰與革命、破壞與屠殺，可憐的芸芸眾生生靈塗炭。所以國家機器必須國家化，這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人類進化的需要，是文明社會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那些要「絕對領導 」國家機器的理論是荒唐可笑的，那些要「絕對領導」國家機器的人是野蠻人，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中世紀，與現代政治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是當今中國至關重要的問題。由於這個問題的存在，中國才變得專制、野蠻、貧窮、落後和愚昧。只要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永遠不會有民主和富強。現在是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轉自《北京之春》06年1月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