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訊】《呂氏春秋》“審時篇”中這樣寫道：“夫稼者，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農業生産三分天下，天（氣候）地（土壤）人（勞動者和管理者）三者的重要性各居其一，而人治方面的措施成敗往往關係農業生産的全局，所以尤其被《呂氏春秋》的作者推到了首位。而反過來，糧食也以一種隱秘的方式影響著政治，它們是農民起義的導火索，是烏托邦主義者的政治理想首先要考慮的物件，同時，糧食也是一種隱喻，以糧食特有的方式訴說著歷史的真實。

　　糧食、人口與災荒

　　中國人口數量在1800年前後約爲3億，50年後，人口數已超過了4億。儘管古典文獻中的人口普查往往被認爲可能偏低，但這個數位仍然非常龐大，它所體現的人口規模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費爾南•布羅代爾認爲，稻米雖然不是造成人口過剩的唯一原因，但它使人口過剩成爲可能。1700年前後，日本的人口已達3000萬，如果在歐洲只能養活500萬至1000萬，這全靠水稻種植和手工農具的改良向這麽多張嘴提供了足以維持生計的卡路里。水稻在亞洲的成功産生了深遠的後果。雖然需要付出比種植小麥更多的勞動，但非常高産的水稻保證了高密度的人口所需要的口糧。這種糧食儘管淡而無味，卻很能果腹，脫粒後用水一煮就會膨脹（三年自然災難時的做法是飯蒸熟後再加一次水再蒸，讓米粒繼續膨脹，可見這種糧食的可塑性很強），而且每公頃的稻米所提供的熱量要遠遠超過小麥（按19世紀的水平也要超出585萬卡），這使得單位面積的水稻種植顯示出它巨大的優越性。不瞭解計劃生育重要性的農村男女們在農忙之余以生孩子爲樂，他們並不認爲，未雨綢繆比放縱情欲更值得讚賞。

　　在時間上真是巧合嗎？當中國人口數剛剛超過4億大關，1851年1月11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就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宣佈起義。危機早已存在，在此之前，一個讓乾隆感到棘手的“米價騰貴現象”並未得到有效的解決。清乾隆十三年，敏銳的乾隆發現，全國各地連年米貴，但他經過“反覆推究，莫知致此之由”。於是他傳諭各省督撫，實意體察，據實陳奏。接過各地的奏摺，乾隆採取了核減採買倉穀、特免米豆稅等一系列“優惠”政策，以圖平抑米價，但都無功而返。最後，經過10年的統計研究，乾隆才找到了病因：康乾盛世的人口劇增使得社會對糧食的需求也水漲船高，而糧食的總產量卻未有實質性的改觀。需遠大于供，米價自然要順應市場規律大幅上揚。但奇怪的是，也許是認爲人多勢衆是國富民強的標誌之一，乾隆雖然認識到了人口與糧食之間蘊藏著的巨大矛盾，卻沒有採取有效的、強有力的措施來解決這個難題。

　　清道光十三年，全國田畝爲742000000畝，而人口增至398942036口，人均只得1.86畝，清人洪亮吉認爲，當時人均有4畝田産才能養家糊口，道光年間的人均數顯然已經遠低於這個平均值，人口與田畝、糧食之間的比例嚴重失調，革命只是早晚的事。而且道光年間天災人禍頻繁，一方面是鴉片戰爭的失敗使賠款成爲壓在人民身上的又一大負累，另一方面，天公不做美，道光二十一年剛過了中國新年，全國各地因災荒而要求糧食支援的奏摺就如雪片般送往京師，《清史•宣宗本紀三》上記載的只是整個道光執政期間發生的災荒的冰山一角：“是月，賑奉天白旗堡水災旗戶。給江蘇江都、丹徒二縣水災倉穀，奉天小黑山站丁，江蘇廟灣場竈丁，安徽東流、繁昌二縣水旱災口糧。貸湖北沔陽等八州縣衛、湖南武陵縣、甘肅金州等五州縣水災籽種，江蘇上元等十一縣、甘肅臯蘭縣水災口糧，山西河曲縣雹災倉穀。”

　　道光二十九年，這年正值大荒，以廣東、廣西、湖南等地最爲嚴重，村鎮間饑民成群結隊，向地主索取錢米，地主武裝不僅沒有像包公一樣開倉放糧救萬民於水火，相反大打出手，造成多起流血事件。長江流域湖北、安徽、江蘇、浙江四省發生一場百年來最大的水災，沒有被淹死的饑民餓著肚子沿街乞討，常常以草根、樹皮和觀音土爲食，最後奄奄一息，境況慘不忍睹。這些都爲洪秀全的革命理論提供了一個被聽衆所接受的現實基礎。儘管積極賑災，但爲此殫精竭慮的道光皇帝仍然沒有阻止太平天國起義在全國成燎原之勢，在絕望之中，病入膏肓的道光皇帝迎來了他駕崩的日子，這也許是他逃避罪責的最佳方式，雖然這並不都是他的錯，當乾隆對清朝人口聽之任之之時，當水稻爲人口的急速增長提供口糧上的便利時，一切都已經向著這一天走去了。

　　糧食與政治理想

　　“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是梁山農民起義者的政治理想，這種理想對於北宋末年並不發達的畜牧業是嚴峻的考驗，很可能是行不通的。太平天國在《天朝田畝制度》中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但推行了半年之後卻發現困難重重，天京缺糧到了形勢緊迫的地步，無法解決，不得不採取“照舊交糧納稅”政策以求取得糧食來救急，因而暫時未能行平分土地方案。

　　在現實生活中，糧食常常匱乏，所以即使在理想化的世界中，餓過肚子的人還是會對糧食心有餘悸。在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中，這位異想天開的幻想家一再告誡他的讀者們：不要浪費糧食。這個烏托邦世界雖然是一個社會産品極大豐富從而可以“按需分配”的共産主義社會，在糧食方面卻依然需要保持“斤斤計較”的優良作風。莫爾要求他們珍惜每人分到的穀物，穀物只能當作糧食，釀酒的原料只能是水果，比如葡萄、蘋果和生梨，有時只是將清水當做飲料（裏面放一點蜂蜜）。對於城市和郊區的用糧，也是精打細算，事先要有規劃，用於糧食再生産和牲畜養殖的糧食，有多餘的都要用於接濟鄰近缺糧食的地區，絕不允許浪費。烏托邦人的總督沒有“身上加袍，頭上加冕”，和老百姓不一樣的地方只在於他手上拿一根穀穗，那就是他權威的象徵，而這裏的君王比總督檔次高一點，也不過手持穀穗做的節杖，頭戴麥草編成的王冠，清楚地表明這個國家對糧食的尊重。

　　莫爾所處的時代限制了他對物質文明極大豐富時代的想像空間，這和“土豆加牛肉”這種低要求成爲前蘇聯的共産主義理想在思維方式上極爲相似。在我們的印象中，俄羅斯一直是一個物産比較貧乏的國度，高緯度的光照和積溫的不足都使這片遼闊的土地只能成爲沙皇流放政治犯的“天然牧場”。但面對貧民窟中那些叫喊著要吃麵包的皮包骨頭的兒童，克魯泡特金在《麵包與自由》中卻樂觀地認爲，大自然留給人類的財富和人類通過集體勞動所創造出來的機器，足以使一切人得到所需要的麵包；如果廢除私有制，實行共産共有，經濟平等，便可保證一切人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麵包會有的。”在電影中，列寧的這句口號溫暖了多少個饑餓的胃，似乎思想上的覺悟真的能輕易地戰勝饑腸轆轆。但事實真的是這樣簡單的嗎？亞裏士多德設想過的公共食堂被巴黎公社第一次正式搬上歷史舞臺，天真的巴黎公社人很熱心於麵包問題，他們曾經試圖養活整個巴黎的人口。在里昂，福協和柯羅•德爾布瓦建立了城市的穀倉，然而要充實這些穀倉所費的款項常常不夠。市議會曾努力想收集穀物；私藏麵粉的烘麵包人也要處以死刑，可是平民仍還缺少麵包。

　　饑餓被認爲是舊制度的一大罪證，消除饑餓，吃得飽穿得暖，成了理想社會的最低標準，而善於利用糧食的政治功能，就能爲其執政打下堅實的根基。在兵荒馬亂的後漢三國時期，一個宗教性的政治組織“五鬥米道”不僅沒有步太平道起義失敗的後塵，反而在各種政權的夾縫中生存下來，最後發展壯大爲天師道，和它一開始就採取的糧食策略有關。張修和張魯是巫師性質的醫生，他們醫術高明，治癒一名病人就要求他支付五鬥米作爲酬金。糧食多了，張修和張魯又建造“義舍”，將糧食積攢起來，到了荒年災年，就開倉救濟災民，以收買人心，爲其鞏固他們在巴、漢一帶的地方政權，立下汗馬功勞。

　　作爲政治隱喻的糧食

　　麻花和油條這兩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風味小吃真的與秦檜有關嗎？靠兩面派手法除掉了嶽飛並與金議和的秦檜遭到民衆憤怒的聲討，在政治高壓時代，他們無力改變朝廷的政治格局，但後來人們在這個食物上顯示了自己的感情，他們把普通的炸麻花和油條說成是“油炸鬼”，藉以唾棄秦檜夫婦，油條是秦檜夫婦下地獄的象徵，不管他們在閻王那裏是否上刀山下油鍋，至少在人間，他們的替身要經歷沸騰的熱油的洗禮。

　　在中國的飲食習慣中充斥著隱喻。湯糰寓意“團團圓圓”、餃子是元寶在食物領域的流通，而爲了祝福一位老壽星長生不老，孝子賢孫會送上壽麵和壽桃，麵條以其長和瘦（壽的諧音）的外形成了討口彩的最佳食品。當“小米加步槍”成爲根據地抗戰的代名詞時，莫言用一部《紅高粱》證明了，在大米、小米之外，還存在著其他糧食的抗戰。雖然這種雜糧顯然沒有水稻和小麥那麽高貴，它是邊緣化的，被人忽視的，就像“我爺爺”和“我奶奶”，然而正是這種不上有錢人臺面的糧食較之於那些精面，更沒有脫離它們在自然界中的原始血統。紅高粱在山野之中迎風起舞，帶著遠古的蠻荒之氣，迎接著前來野合的“我爺爺”和“我奶奶”，也迎接著那些爲這片土地而流出鮮血的勇士們。

　　玉米的命運和高粱差不多，在中國常常和高粱輪作在一塊田上。這種原産拉丁美洲的植物是一種産量極高的糧食，它的出現改變了世界各地的政治格局。在歐洲，落魄的歐洲窮人暫時不去管那挑剔的味蕾，以狼吞虎咽的方式擁抱這種印第安人的家常便飯。在革命者的隊伍中，玉米意味著被小麥/麵包所抛棄的人群獲得了求生的機會，他們一邊啃著玉米棒子，一邊走上街頭，向著他們所垂涎的麵包和小麥發動新一輪的進攻。

　　玉米也成了壁畫家叠戈•裏維拉（一度擔任墨西哥共產黨總書記）熱衷於表現的繪畫題材。在1926-1927年創作的壁畫中，後來成爲弗裏達•卡洛丈夫的叠戈•裏維拉刻畫了一個革命者中的犧牲者形象，他被埋葬在一片繁茂的玉米地中，玉米則隱喻著土地的生殖力，這是一次土地的革命。創作於1923年的《玉米加工》描寫的是最日常的墨西哥生活場景：做玉米餅。墨西哥是玉米這種植物的原産地，最晚在西元前500O年左右，墨西哥特瓦坎山谷當地的印第安人就已經開始種植和栽培玉米，並於西元前1500年前後，由於玉米和其他植物雜交，使産量大大提高，讓玉米成爲了當地人食物來源的主要部分，從而完成了從原始農業到農業單命的過渡。普雷斯科特在《秘魯征服史》中有一段對印加帝國時期當地人所種植的玉米的描寫，令人不禁心馳神往：“在旁邊的花壇裏栽種著一些名花異草，各種形式的植物巧妙地放射出類比的金光和銀光，其中有玉米，美洲穀物中最美麗的一種，受到了精心的栽培，顯示出了奇妙的園藝，使金色的玉米穗在銀色的寬大的葉片中半開半閉，而同樣質地的輕盈的穗須則從頂部流灑地飄動著。”玉米代表著墨西哥曾經有過的輝煌，但現在，玉米更多的只是一種貧賤的糧食作物，它是窮人的主食，這種産量驚人的植物拯救了窮人，讓他們在軍事獨裁者的殘酷盤剝下還能苟延殘喘。作爲底層人群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裏維拉敏銳地把握住了墨西哥社會的一個令人心痛的觸角。

──轉自《世紀中國》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