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是一個什麼概念？面對站在康復機前被“綁定”的朱令，一個關於時間的概念蹦出記者腦海。
11年前，多才多藝的清華大學化學系1992級女生朱令，因離奇的“鉈中毒”事件導致全身癱瘓、100%傷殘、大腦遲鈍。如果不是“鉈”，在同學眼裡幾近完美的朱令擁有的將是另一種人生：也許她正在海外求學，也許已經擁有自己的公司，或是早已為人妻母。
11年來，對朱令中毒原因的爭論與質疑從未停止過。1997年4月，朱令父母得知，警方傳訊了朱令的同宿舍女生蘇薈(化名)，時至今日，蘇薈仍被認定為“最大嫌疑人”。
2005年12月30日，蘇薈在天涯網站上貼出一份“駁斥朱令鉈中毒案件引發的謠言”的聲明，聲稱“我是清白無辜的”。2006年1月13日，蘇薈再次通過天涯網站發表聲明，表示“已委托家人向公安機關提交書面申請，強烈要求公安機關採取透明辦案方式重新偵查朱令中毒案件，查明真相，給朱令家人一個交代，還我清白”。
“最大嫌疑人”的兩度自我辯護，引發網絡如潮討論，真相仍撲朔迷離，但不可否認的是，11年前的那起離奇案件再次進入公眾視野，而我們最關心的無疑是受害者朱令目前的生活狀態，她還好嗎？
記者探訪病中朱令
2006年新年前，小雪初霽的北京方莊小區，冬日煦暖的陽光透過玻璃溫柔地洒在窗台上，幾朵小紅花在殘雪中靜靜地綻放。曾經仙樂繞樑的朱家，如今冷冷清清。
11年來，朱家沒有裝修過，客廳裡的沙發很陳舊，扶手上也打了補丁。小小的木質茶幾上面，油漆斑駁陸離。房裡朱令的照片早被收了起來，取而代之的是前幾年去世的姥姥和姥爺的照片。
古琴仍在物是人非
身體臃腫、雙目無神的朱令在母親朱明新和保姆的攙扶下，被綁在康復機上練習站立，她的臀部和膝蓋都被綁上了軟夾板，以防摔倒。鑽進房內的幾縷陽光親吻著朱令長長的睫毛，但此時，朱令的雙眸已看不清任何風景，從11年前中毒開始，她的視力就開始嚴重下降，“鉈毒”已侵害神經，幾成植物人。
牆角，古琴仍在，卻物是人非。
11年前，朱令是一個受人矚目的清華女生，多才多藝，學習成績突出。但1994年12月11日晚，朱令人生中的全部精彩隨著她在北京音樂廳舞台上的完美謝幕戛然而止，一曲廣陵散，從此絲弦絕……
現在，這個曾經活蹦亂跳的女孩已變成一名臃腫殘疾的33歲婦人，體重達70多公斤，全身癱瘓，輕度腦萎縮，生活無法自理，整天坐在輪椅上。大多數時間，朱令微瞇著雙眼，安靜地陷入冥想狀態，每隔一段時間，母親就會細心地為朱令擦去嘴邊的涎水。
| 少女時代的朱令。（網絡圖片） |
朱令1973年出生於北京，1992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曾為清華民樂隊隊員，獲得過1994年全國高校藝術表演獨奏組二等獎，北京市遊泳二級運動員。朱令還有個姐姐叫吳今，跟父親吳承之姓，自己則跟母親朱明新姓。姐妹倆都聰穎好學，姐姐上了北大生物系，妹妹去了清華。書香繼世、禮樂傳家，這是一個讓人無法不羨慕的家庭。
然而，隨後厄運一次次降臨在這個家庭。1989年4月，吳今周末與同學去野山坡春遊失蹤，三天後在一個懸崖下面找到了她的屍體。而朱令則在1994年冬(約12月份)和1995年春(約3月份)至少兩次攝入致死劑量重金屬鉈鹽，身陷絕境，死神幾次照面。
“我們去了她怎麼辦？”
朱令的母親朱明新是一位質朴、傳統、堅強的知識分子,雖然晚景面臨淒涼境地，但面對記者的採訪,她沒有哭訴，甚至沒有流一滴淚。
朱家11年來背負著沉重的負擔，首當其沖的就是高額治療費。最初住院治療的40萬元，清華大學給報銷了。此後，朱令離校，所有的費用都得自己籌集。幾次住院治療，動輒上萬元。這對於靠退休金生活的兩位老人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朱令爺爺的朋友，我們兩個的朋友，雙方單位的同事，令令在國內國外的同學、朋友都進行了捐助”，在朱令父親吳承之平靜的語氣中，記者感受到來自他內心深處的感激。在桌上，記者看到了來自國外朱令的同學發起的基金的光盤，他們不時通過銀行轉來一些錢。
“我們去了令令怎麼辦？”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吳、朱二老分別是66歲和65歲，他們不知道還能陪令令走多遠。
他們去為令令申請低保，但由於兩人之前的單位均不錯，目前退休金平均下來還是高於低保標準，被告知辦不了；他們去申請三險，但令令並無任何工作單位，三險無從說起；他們去福利院，但人家說，朱令現在還有人照顧，不符合福利院的條件。
“我們要是走了，令令要是還是這個樣子，那她也完了”，吳承之無望地仰著頭，望著天花板。
風口浪尖上的蘇薈
時至今日，朱令的父母仍堅持認為此案是“蓄意投毒”，而“最大嫌疑人”就是和女兒同宿舍的蘇薈(化名)。
“嫌疑舍友”打破沉默
近日，蘇薈兩次在網上發表聲明，先是否認外界關於她是清華惟一可以接觸到鉈的學生的焦點問題，“多年來我一直保持沉默。因為我相信清者自清……但是最近網絡上關於我的謠言癒演癒烈，使我不得已決定作一些必要的聲明。”
“我是清白無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聲明中說，1997年4月2日蘇薈接受了警方的詢問，詢問8個小時後警方通知蘇薈家人將其領走，之後再也沒找過她。1998年8月警方宣布解除蘇薈的嫌疑，因為沒有任何証據証明她和朱令中毒有關。“我4月2日被訊問時第一次從公安那裡了解到的情況竟是：我是惟一能接觸到鉈的學生，而且實驗室的‘管理非常嚴格’。但這完全是謊言！”
聲明中說，蘇薈每次幫老師做實驗使用的鉈溶液是別人已經配好了放在桌上的。“最重要的是學校對於有毒試劑沒有嚴格管理，鉈溶液和其他有毒試劑在桌上一放就是好幾年，實驗室有時也不鎖門，並對外系學生開放。”
同學印象中的蘇薈
和蘇薈要好的同學說，朱令和蘇薈都是北京人，平時關系不錯。蘇薈的祖父是個正直廉潔的老人，蘇薈的父母也待人誠懇，都是知識分子。蘇薈從小學習不錯，托福成績非常好，大學畢業前申請到了國外的獎學金。
目前有關蘇薈的說法是：在一家知名手機公司當經理，已婚。
在蘇薈成為“眾矢之的”時，和她要好的“閨中密友”在網上為她說話：“關於蘇薈其人。先說客觀的。不是大部分人印象或想象中的‘高幹’子弟。比如說，她周末回家都是騎自行車，我從來沒見過小車來接送；吃穿用上都不是講究的人，挺朴素一孩子。她性格開朗，活潑樂觀，很幽默，有時候可能讓人覺得她嘴 ‘損’(愛開玩笑)，但並非故意讓人難堪，相處時間稍長就知道了。另外一方面，蘇薈這個人可以說不是那種非常要求‘上進’的人，她心態很平和，比較大氣，並不很看重名次、獎學金。我不相信她有任何理由，尤其是由於所謂的‘嫉妒’，而作出下毒害人這樣的事情。”
兇手曾銷毀投毒証據？
但是，朱令當年的許多同學對此不能認同，他們認為：“任何犯罪嫌疑人都不會主動認罪。”
蘇薈是否跟朱令中毒有關？蘇薈的父親回答很幹脆：“蘇薈是完全冤屈的，她是徹頭徹尾的冤枉，現在更冤枉！”
對此，朱令的母親朱明新說：“他父親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根據我現在掌握的信息判斷，我只能把蘇薈列為最大嫌疑人。”
據稱，1997年4月初，北京市公安局退休老公安王補曾專門找到朱明新夫婦，提醒他們作案人應具備的幾個條件：在1995年2月20日至3月3 日間，能接觸到朱令的飲食、起居，能不使朱令察覺投毒；熟知朱令活動規律、生活習慣，掌握投毒的時機和場合；懂得鉈鹽毒性、毒理；可接觸到鉈鹽；有作案動機；有異常表現。
“在王補的提醒下，我們迅速將懷疑范圍縮小了。”朱明新說。她後來想起女兒在出事前曾多次向她提到過好朋友蘇薈，蘇薈還是在朱令的介紹下參加民樂隊的。
朱明新說，她判斷蘇薈是“最大嫌疑人”主要有如下依據：其一，當年清華大學曾經向她証實，“蘇薈是校內惟一有機會接觸到鉈的學生”；其二，“檢驗結果証明，朱令是先後兩次鉈中毒，而第二次中毒地點就在宿舍內”；三是他們向警方報案後沒幾天，朱令住過的宿舍就發生了一起離奇的盜竊案，惟一丟失的是朱令曾經用過的一些洗漱用品。“我們懷疑兇手在銷毀投毒証據。”
在朱令住院不久的1995年3月底，朱令的一名女同學給吳承之打來電話，告訴他“朱令還剩下的面包，我們幾個分了吃了”。“很明顯，有人在銷毀証據。”吳承之向記者回憶這個細節時強調。
與朱令聯絡過的清華一位老師也告訴他們，朱令的杯子後來在同學打掃衛生時，在宿舍床底下被發現。本報記者/陳安慶特約記者/申欣旺
| 11年後，朱令完全失去了行動能力。（網絡圖片） |
2006年新年前夕，記者採訪了朱令案的多名關鍵人，試圖在這紛紛攘攘的輿情議論背後，記錄最原生態的真實聲音，將讀者帶回11年前，重新解讀幕後的細節。這11年，原本健康美麗的朱令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她的父母又是如何在艱難困苦中煎熬……11年的苦難生活慢慢展現在我們面前。
同學記憶曾經美麗多才的朱令廣陵絕響
1994年12月11日晚，作為清華大學民樂隊成員，朱令在北京音樂廳參加專場演出紀念“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並獨奏了古琴名曲《廣陵散》。
朱令的同學童宇峰在2004年11月10日的文章中回憶：1994年的12月11日，我們實現了音樂愛好者的最高夢想，在北京音樂廳舉辦了我們自己的專場演出。準備這場演出耗費了我們每個參與者數年的心血，每個人都明白，這樣的演出一生只有一次。所有人的臉上都寫著兩個字：興奮。
朱令那天生病了，鬆鬆的紮著長發，精神明顯不好，臉色憔悴，雖然也興奮，但話很少。朱令照例參加了大多數節目，她那天獨奏的是古琴名曲《廣陵散》，用的是從孫老師那裡借來的百年老琴。
童宇峰那時在後台忙著幫很多人定音，沒能仔細欣賞她的演奏。偶爾聽到幾聲，覺得她那天的音色似乎有一種往日少有的深沉與寂靜。
演出結束，照例在清華南門某餐廳慶祝，朱令沒有參加。這時才聽說她已經三天沒吃飯，完全靠自己堅強的意志完成了所有演奏。
其先，大家以為她得是的一般的腸胃病,也就沒有特別放在心上。誰也沒有想到，那次演出竟是朱令最後一次表演。
1994年12月12日，朱令一個人跑回了家，原因是因為疼得受不了。
古琴留韻
據童宇峰回憶，當時的清華民樂隊，多數是上了清華後才開始學習樂器的非特招生。寥寥幾位從小就學樂器的藝術特招生，時常在排練時擺架子。朱令的出現是一個意外，因為她是頭一位“主動送上門”來的、水平卓越的非特招生。那時的她留著清爽帥氣的短發，身著淡乳色運動服，身材結實高大，臉上掛著自信而輕鬆的笑容，健康而漂亮。
朱令第一次亮相時，帶來了一架黑色的古琴。古琴在民樂器中是一件很稀罕的樂器，由於難度高，會演奏的人很少。朱令在樂隊十幾人的圍觀下演奏了一曲，毫不怯場。
現在想來，朱令那天的演奏雖不十分豐滿，但鎮靜，頗有大家風范。朱令的雙手細長而靈活，樂隊的指導老師和學生幹部對朱令這一“送上門”來的驚喜都高興得合不攏嘴。後來聽說朱令不僅會演奏古琴，還彈得一手好鋼琴，學習也很好，還是遊泳健將，在校級比賽中拿過名次。大家對朱令的欽佩油然而生。
1993年5月，朱令入隊的第二學期，是樂隊歷史的一個小高潮。朱令參加了很多的節目，有獨奏也有合奏，拿了很多的獎。
清華有很多能充分利用時間的人，朱令就是其中之一。像很多北京同學一樣，她經常周末騎車回家，但仍能很好地兼顧學業和各種社會活動。百忙之中，居然還能抽出時間到北京電影樂團跟隨著名的音樂演奏家孫桂生先生學習古琴。
永失健康
不少人從1994年12月11日朱令演奏後，就再也沒有見過她。後來同學們才知道，朱令那天的病正是她第一次鉈中毒的前期症狀，朱令從那天以後就住進了醫院，而後轉入了重症監護室。疾病讓她在最美麗、最輝煌的時候倒了下去。
童宇峰說，樂隊裡只有幾個關系和她最密切的人知道病情的嚴重。朱令的病一直沒有查出病因，聽說她昏迷了很長時間，頭發也脫落了很多。大家的心情都很灰暗。冬去春來，新的學期開始了。樂隊又開始了正常的排練演出。沒有朱令時總覺得缺少了些什麼。
不久，好消息傳來，說朱令的病好了起來，可能很快就能回來排練。大家都很高興，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有一天童宇峰去6號樓有事，剛進樓門忽然有人叫了一聲。他抬頭一看竟是朱令。她已經瘦得讓人幾乎不敢相認，穿著一件帶鬥篷的深綠色外衣，遮掩著她短短的頭發，有種見風即倒的柔弱。童剛回過神，應了句“回來啦”，她已經走出樓門去了。望著她孱弱的背影童宇峰心裡復雜極了，他知道她的自尊不願讓同學看到她軟弱的樣子。“我萬萬沒想到，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心智健康的朱令”。
抗擊病魔在生與死的邊緣徘徊
糊塗治療
1994年12月底，朱令進入醫院治療。在將近一個月的治療中，沒有找到病因，除了腹、腰、四肢關節痛，頭發也掉光了。
等假期結束朱令回到學校的時候，雖然身體虛弱，但頭發已經長出一寸了。但麻煩的事接著就來，開學僅僅一個星期，朱令再次發病。
1995年3月9日，朱令前往著名的協和醫院神經內科專家門診就診，神內主任李舜偉教授接診後，經初診“高度懷疑鉈中毒”，並請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勞動與衛生職業病研究所的張壽林大夫會診，張提出可能是“鉈中毒”或“砷中毒”，但因該所當時不能做檢測，張建議到朝陽醫院做檢測，卻不知道因何種原因而沒有去成。
朱令就在協和醫院急診室一邊觀察一邊等待住院床位。
3月15日，朱令住院接受治療。
3月22日，朱令吃東西開始嗆，陷入了深度昏迷。
3月24日，協和醫院對朱令開始血漿置換療法，前後8次、每次1000CC以上的換血量使她感染了丙肝。
3月25日，朱令出現吸氧不穩定的情況。
3月26日，朱令被收入ICU，靠呼吸機生存。
3月28日，朱令進入長達兩個多月的深度昏迷。
4月5日，朱令事件引起社會關注。
這個時候的朱令，已經走到死亡的邊緣，但病因仍然沒有查明。
與此同時，朱令繼續天天接受各式各樣研究性檢查。朱令的媽媽回憶：“從住院後，不同科室的大夫會診之後，提出不同的治療方案，從那時起，朱令就開始接受各式各樣的檢查，有一天光是抽血化驗就進行了12次，化驗結果都沒有血液上的毛病，但是她的神智越來越恍惚，手的控制能力越來越差，說話也開始不清楚。這時醫生告訴我們，基本否定了‘鉈中毒’，基本認為是‘急性波散性腦脊髓神經根神經炎’。”
絕處逢生
1995年4月8日，朱令中學同學貝至誠和5名中學同學去醫院看望朱令。“她幾乎全身赤裸地躺在ICU病床上，身上插滿了管子。我的第一反應是拔腿想走，但是雙腿已經不聽使喚。”中學畢業之後的第一次見面，竟然是這樣一個場景。此情此景，正在北京大學力學系讀大三的貝決心為朱令做點什麼。
據朱的同學稱，貝至誠和朱令是中學同學，當時關系不錯。但朱令的姐姐意外身故後，朱令受到的打擊很大，可能是由於性格變孤僻了，兩個人打交道就少了。4月的這次探望，是因為同學告知說他朱令可能不行了，去見最後一面吧。
這一面，竟然成為中國互聯網發展的神話：它成為中國首位利用互聯網向全球尋求拯救而受益的病人。
4月28日，朱令父母設法收集了朱令的皮膚、指甲和從1994年12月朱令第一次發病時穿的尼龍運動衫上收集到的第一次發病時脫落的長發，以及血、尿、腦脊髓等供化驗樣品，一起送往北京職業病防治所陳震陽的實驗室。陳震陽確定朱令是鉈中毒，並且體內的鉈超過致死量。陳震陽認為，如此大的劑量，不是自殺，就是他殺，而且兇手肯定是兩次投毒。
後來，朱令父母在北京市勞動衛生所找到了十盒普魯士藍(專家推薦的專門解砣毒的藥)，總共40余元。和此前的包括少數住院費和昂貴的ICU監護費和藥品在內的50萬元賬單形成強烈的對比，人們怎麼也難以相信，這樣的怪病竟然用40元就“治本”了。一個月後，朱令體內的鉈含量基本排除，中毒的症狀消失。
然而，由於治療時機耽誤，嚴重的後遺症從此和朱令相伴終生。
浮生如夢
人生能有幾個11年？從1994年冬的第一次治療，到2006年1月，朱令幾經生死。
之前是確診和排毒，雖然很成功，不過後遺症也許比死亡更可怕：大腦開始萎縮，智力下降到幼童水平；視覺神經受損，基本上看不到東西，吃飯也只是本能的往嘴裡塞，弄得滿嘴都是；全身軟綿綿的，“去抱她到康復機上的時候，腰部感覺不到任何硬的地方，人就是靠這裡的筋骨的力量支撐身體” ，朱父這樣描述。經過長時間的康復鍛煉之後，現在已經稍微能感覺到一點力量，但平衡控制功能還是非常差，重心稍有偏離就會倒。
一個明顯的特征是，朱令不認生，表現得越來越像一個小孩，越來越依賴父母親。“她的時空意識很差，總以為自己還是在清華讀書的學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33歲了！”朱明新長嘆。她從未糾正過女兒的說法，就當朱令這11年在做一場夢，點醒夢中人反而會讓她備受刺激。
父母之心
十一年之前，朱令第一次住院的時候，朱父在國家地震局工作，他是那裡的高級工程師。朱明新的單位是中國遠洋公司在三元橋。後來，朱明新就根本沒法去上班了，幹脆呆在醫院。
吳承之和朱明新忘不了同事和單位的幫助，他們在工作上的照顧使得兩人能放心地在醫院陪著令令。
再到後來，二老都退休。 “基本上不出去，也沒有時間出去，令令這種情況不能出一點差錯，我們隨時都陪著她。”
2004年的一天，朱明新在家裡突然摔倒，而後昏迷了一個星期。 “顱腦血管破了三根，只有開顱，把頭蓋骨拿掉，補一塊巴掌大的鈦合金。”大夫對她的老伴吳承之說，“不是半身不遂，就是痴呆”。她竟然是挺了過來，也許是小的那個，還牽動她的心。
整個2005年的冬天。朱明新騎著自行車，在北京市公安局信訪局和刑偵總隊之間來回奔走。她看到，有人把接待人往裡屋推：“這個案子當年很有名的……”接著幾次之後，所有人都開始裝著不認識她。“只是希望真相能大白於天下。不然我倒了，女兒無以為托，怎麼活？”輪椅上的朱令只是靜靜的看著前方。不知道在她的潛意識中是否已經意識到，日漸蒼老的父母還能陪她走多遠？”
維權之路狀告“協和”延誤治療
1995年3月15日，朱令被送往協和醫院後，在急診室一邊觀察一邊等待住院床位，據朱明新回憶：“從那時起，朱令就開始接受各種各樣的檢查。這時醫生告訴我們，基本否定了‘鉈中毒’。”
這期間，朱令發病一直得不到有力救治，開始出現了神志模糊、對答不切題等反應，又伴有嚴重的腹痛和脫發症狀。隨後朱令開始昏迷，並被轉入ICU加強醫療病房。朱令究竟得了什麼病？這個問題當時一直困擾著吳承之夫婦。
表現傲慢
1994年4月5日，《北京青年報》的一篇關於朱令的報道將朱令的病情公諸報端，朱令的中學同學貝至誠也開始通過因特網向全世界求救，發送SOS信件。貝至誠很快收到了1500封回信，其中有許多回信認為朱令鉈中毒。
隨後，4月18日清晨，貝至誠拿著郵件認定的診斷結果送給協和醫院時，結果是苦等一天，“協和表現得非常傲慢，除了幾個年輕的醫生願意看，其他醫生都拒絕看，最後朱令父母只好自己去找相關部門鑒定鉈中毒。”貝至誠說。這一天，協和醫院發布朱令的病情報告，仍然認為朱令有極大可能患急性播散性腦脊髓神經炎。
50萬<40元
直到後來北京職業病防治所陳震陽確定朱令為砣中毒，協和醫院立即邀請了國內知名的6名神經內科專家會診，決定給朱令用藥二胇丁二酸鈉。吳承之在網上卻看到了這樣的回復，“該藥副作用很大，建議用普魯士藍。”靠原衛生部部長崔月犁的幫助，吳承之找到了普魯士藍。原以為藥費很貴的吳承之懷揣2000 多塊錢。結果買了一小箱10瓶，僅用40多元，合計一瓶4元多。
朱令服用之後，病情立刻得到控制，逐漸穩定，開始好轉。在協和的總計治療費50多萬元，“真正的救命藥僅需40多元。”吳承之的語氣裡充滿無奈。“由於誤診延誤了治療，鉈毒破壞了朱令的大腦神經、視覺神經和四肢神經，導致了她100%傷殘。”
兩度上訴
憤怒的吳承之夫婦認為是協和醫院的不作為延誤了朱令的治療，在1998年，一紙訴狀將協和醫院告上了法庭。北京市東城區法院開始立案審理。
本以為勝訴理所當然，出乎他們意料的是，一審朱令以敗訴告終，法院的判決為：“本病案經二級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鑒定不屬醫療事故，原告所訴被告有延誤診治的過錯，証據不足……”
一審的敗訴並沒有阻止吳承之夫婦維權的腳步。1999年，吳氏夫婦上訴到北京市二中院，最終法院判決“應酌情裁量協和醫院有進行撫慰性經濟補償的責任……”，協和醫院補償朱令10萬元。
二審中朱令的代理律師馬曉剛在判決後對吳承之說：“雖然拿到了安慰補償金，但對於極度傷殘的朱令以及龐大的醫療費，結果無異於敗訴。”本報記者陳安慶特約記者申欣旺
蘇薈：我是清白無辜的
11年來，對朱令中毒原因的爭論與質疑從未停止過，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兇手一直是人們最為關心的話題。時至今日，朱令的同寢室同學蘇薈(化名)仍被認定為“最大嫌疑人”。
朱令的好友貝至誠更在網上直言：“她(蘇薈)就是兇手。”再次把蘇薈推到了風口浪尖。繼11年沉默後，蘇薈兩度自我辯護引發網絡上如潮水般的討論。
各方說法
風口浪尖上的蘇薈
“嫌疑人”：提出測謊要求
2005年12月以來，蘇薈兩次在網上發表聲明，先是否認外界關於她是清華惟一可以接觸到鉈的學生的焦點問題。2005年12月30日，蘇薈在天涯網站上貼出一份“駁斥朱令鉈中毒案件引發的謠言”的聲明，聲稱“我是清白無辜的”。 2006年1月9日，蘇薈又試圖委托家人要求公安機關申請重新偵查此案。但是，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聽到此事有任何實質性進展的消息。
蘇薈在聲明中寫到：“在我發表聲明之後，天涯論壇中又不斷出現了很多新的謠言。剛看到這些荒謬謠言的時候我無比憤怒，在這樣一件人命關天的事情上竟能造出如此惡毒的謠言！但這些天的情況讓我徹底明白了，除了好事者外，有人在專門生產謠言！因此謠言是永遠駁不完的。要想徹底解決問題，惟一的辦法是公安重新偵查，查明真相，在這一點上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
“我認為盡管朱令中毒距今已隔10年，但如果廣泛調查、發動群眾、認真回憶並查找一些相關記錄和資料，不是沒有實現突破的可能。其實，除了朱令家人，沒有人比我更希望破案了。”“因此，我已委托家人於2006年1月9日向公安機關正式提交書面申請，另外，我在申請中再次向公安機關提出了對我進行測謊的要求。”
法律專家：最高刑罰可判死刑
朱令中毒後警方曾將蘇薈列為犯罪嫌疑人進行偵查，但在1998年8月警方宣布解除蘇薈的嫌疑，因為沒有任何証據証明她和朱令的中毒有關。那麼11年後，法律上是否存在對本案重新偵查的可能？
“‘重新偵查’的說法並不準確，因為該案並沒有撤銷，該案一直都在偵查中，只是偵查沒有進展。”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教師葉竹盛說，從法律角度講此案並不存在繼續偵查的障礙。葉竹盛認為，如果有人提出新的証據或者証人，而使偵查取得突破，則該案可進入起訴階段。
對於此案是否已經過了訴訟時限，葉竹盛說，目前情況看該案經立案後並未撤銷，根據《刑法》第88條第一款規定，在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後，逃避偵查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因此該案實際犯罪人的追訴期延長，並不因為犯罪已經過了11年而不受追訴。”
如果警方經過偵查，最終確認此案幕後確實有真兇，那麼應該怎樣對犯罪嫌疑人量刑？葉竹盛認為，根據有關報道，朱令先後兩次中毒，從客觀行為可以推測行為人意在致死朱令，因此，該行為應當認定為故意殺人。如果行為人僅出於傷害目的投毒，則可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未致死朱令，屬犯罪未遂，但已構成嚴重後果，應當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故意傷害已致朱令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手段殘忍的，應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倫理學家：別因同情左右判斷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生命倫理中心主任翟曉梅認為，首先，任何道德上，倫理上的評判都必須建立在事實的論斷之上。本案目前的犯罪嫌疑人到底是誰還無法確定。在這種情況下，任何道德的論斷都無從談起，允許有質疑精神，但是不能因同情而代替理性的判斷和思考。其次，朱令的遭遇令人同情，從倫理學的角度而言，我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去幫她，但是這種幫助只是出自人道主義的，從道義上說，沒有任何人有義務必須這樣做，所以蘇薈有保持沉默的權利。第三，關於協和醫院在救治朱令的過程中的行為，因為“鉈中毒”這種病本身就是一種及其罕見的疾病，所以在超出救治醫生能力所及並且醫生也盡力的情況下，不必對醫生有過多的指責。
律師：可先行起訴學校
“如果犯罪嫌疑人經過警方偵查最終找到了，那麼他除了將面臨刑事處罰外還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上海匯業律師事務所吳冬律師解釋說，民事責任主要包括朱令已花費的所有醫療費以及朱令家人的誤工費等。
“雖然目前案中犯罪嫌疑人沒法確定，但是賠償也不是無處可尋的，朱令的家人可先起訴學校，要求他們承擔相應的民事連帶責任。”吳冬律師介紹說，根據我國法律的相關規定，學校應保障在校生的人身安全。“朱令意外發生鉈中毒，這其中學校對於有毒物質的保管是未能盡到責任的，學校應在未盡合理安全保障義務的范圍內承擔補充賠償責任。
新年心願
朱令母親的兩個希望
北京方莊，遠處傳來商販叫賣春聯和鮮花的吆喝，空氣中彌漫起新年的味道。
朱明新說新年自己有兩個最大的心願：一個是希望朱令能夠更好地康復；第二個是希望公安局能夠緝拿兇手。
有時候朱令帶來的是希望，突然認識了一些東西或者想起了一些事物，讓朱明新特別高興，“但是那種感覺往往就是一瞬間，霎那之後，再找到這種感覺就得幾個月甚至幾年。”
朱明新說：“如果能有好辦法治療，賣房子也值。”
“有文化，善良，堅強的老人。”許多人這樣評價朱明新、吳承之夫婦。高學歷畢業的吳氏夫婦，碰到事情之後，從來都是選擇理性解決。朱明新最想給女兒的是一個“公道”。
1997年，在北大化學系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兩個學生被人投毒，因為有朱令的前車之鑒，兩人送往醫院後，立刻使用普魯士藍，由於治療及時得以很快痊癒。現在兩人遠在美國，中毒者陸晨光曾經來看過朱令，對吳承之說：“感謝朱令，是她救了我的命。”朱令用她的半條命普及了一條醫療常識。
疑點重重
到底誰是真兇？
毒從何來？
11年來，吳承之夫婦除了在尋找讓朱令康復的治療方法外，他們還在試圖探究一個真相──“這麼大劑量的稀有金屬鉈，究竟是怎麼進入我女兒體內的？一切都太匪夷所思了。”
據查，鉈和鉈鹽是劇毒品。據《南方人物周刊》報道，公安局有關人士說北京市工作中需要使用鉈和鉈鹽的單位只有20多家，能接觸到鉈的只有200多人。
協和醫院也曾懷疑朱令犯中毒性疾病的可能。但清華大學出具1995年3月學生接觸化學藥品的清單表明，朱令並無鉈鹽接觸史。此事被記入病歷。 11年前，朱令在神志清醒時曾明確地否定了她曾經接觸過重金屬。“況且作為僅次於氰化物的劇毒物品，鉈也不是隨便誰都能接觸到的，那麼剩下的答案只有一個，就是有人故意投毒！”朱令的父親吳承之說。
兇手在身邊？
吳承之推斷，“根據檢驗結果証明，朱令是先後兩次鉈中毒，第二次中毒時間是在第一次中毒康復後她回到學校時，也就是1995年2月20日至3月 3日之間，在這個時間段內，因為身體還沒有完全康復，朱令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宿舍的床上，這就說明她不大可能在宿舍以外的地方第二次鉈中毒，中毒的地點顯然就在宿舍內。”
根據朱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朋友的分析，在校的兩周時間內，除每日去團委辦公室用電爐熱中藥之外，朱令只去系裡上了一次實驗課，一次準備補考的答疑課以及一次物化課的補考，其他時間都是整日躺在宿舍床上。在這期間，朱令每日早飯是母親帶給她的面包和壯骨粉沖劑，午飯和晚飯由於身體虛弱，都是勉強買飯菜端回宿舍半躺著吃，口渴時喝的是同寢室同學幫忙打的水。清華大學宿舍管理嚴格，男生一般不能出入。這位老公安認為：“朱令身邊就有兇手”。
認定“嫌疑人”？
吳承之說，1995年4月28日朱令“鉈中毒”的檢驗結果出來後，他們就通過校方向清華派出所報了案，但幾天後朱令的宿舍就發生了一起離奇的盜竊案。這進一步堅定了朱家的想法，並最終將目光鎖定在朱令的宿舍同學蘇薈身上。她就是朱令當時的好朋友，同班同學，室友以及民樂隊隊友。蘇薈在實驗室裡和導師一起做實驗，能夠接觸到鉈鹽。
清華大學派出所和北京市公安局14處相繼介入處理。到1995年下半年，朱令的同學、熟人和朋友被廣泛的調查。
按照蘇薈自己的說法，“1997年4月2日，在即將畢業的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14處以‘簡單了解情況，只是換個地方’為由從實驗室帶走訊問，在沒有任何証據的情況下要求我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樣的紙上簽名。”
吳承之認為，警方要是沒有一定的証據，是不會貿然採取這種行動的。
此後，清華大學扣發了蘇薈的畢業和學位証書。蘇薈2005年12月31日在網上公開發表的聲明中表示：“1997年6月30日畢業典禮之前，系領導通知我，由於我被公安調查不能發我畢業証書，並讓我家人來校談話，說學校通過官方渠道接到公安通知緩發我畢業証書和學位証書。”
1997年7月初，蘇薈家三人到公安局領取蘇薈的出國護照，公安局沒有發給她。
知情人推斷，要是沒有一定的原因，學校是不能隨便扣發學生的畢業証書和學位証書的。而能扣發証書的原因只有兩個，一是學業沒有達到標準，二是出現了違法國家法律或者刑法而規定的事項。
1997年9月29日，經過蘇薈家人的多方要求，系領導打電話通知蘇薈第二天去學校領取証書。
按照蘇薈的聲明，1998年8月，公安14處宣布解除對她的嫌疑，承認沒有任何証據証明她和朱令中毒有關。此後案件調查處於停滯狀態。
蘇薈嫉妒朱令？
朱母回憶，民樂隊請了音樂學院的老師開課，朱令回家後告訴母親，蘇薈跟老師說朱令的音樂水平已經很高、不用點撥太多了，將朱令擠到後排，朱令因此很不高興。朱明新回憶，這樣的“別扭”還有好多次。
朱令中毒後，清華派出所公安對朱明新表示：“可以大膽懷疑。”
“根據這些我沒法不懷疑蘇薈，當然我也希望不是她，但我一定要把真正的兇手找出來。”朱明新說。
好友援手
貝至誠：“她就是兇手”
指名道姓點出“疑兇”
在朱令案中爭議最大的就是“誰是最大疑兇”的問題。今年1月13日，朱令的高中同學貝至誠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坦言，他從始至終毫無畏懼地指名道姓地點出犯罪嫌疑人是蘇薈。貝至誠說，最初指出蘇薈是嫌疑人的不是自己，而是公安機關，很多同學還有朱令的父母也在說她是嫌疑人，“這個東西不是我提出來的，只是我把它捅到網上來。”
1997年4月2日，警方將蘇薈帶走訊問，但是在1998年8月警方宣布解除蘇薈的嫌疑，因為沒有任何証據証明她和朱令中毒有關。盡管如此， 11年中，關於蘇薈是投毒兇手的說法卻一直在流傳著。根據貝至誠、蘇薈及其同學的回憶，公安局正式接案後，是進行過較大范圍的問詢的，但為何其他人均排除在外？而且根據貝至城的說法：班上另兩個女同學，跟朱令有矛盾，甚至在朱令重病時都堅決不去看望。正式的傳訊為何只有蘇薈一人？至少在公安機關看來，相關偵查目標之內，蘇薈涉案的嫌疑最大。
在蘇薈的聲明中，見不到公安機關使用刑訊逼供的譴責和抱怨，但蘇薈在聲明中卻說是“糊裡糊塗”就接受了“犯罪嫌疑人”這個頭銜的。既然感覺自己冤枉，又為什麼在11年後才“喊冤”？
希望更多的人出來說話
在天涯網站上關於朱令案討論中，貝至誠將矛頭直指蘇薈，許多人認為他這樣是在冒風險，他實際上並不是不知道這樣的行為有可能使自己背負法律責任，但貝至誠說：“我不覺得自己是在冒風險，我特別強調，我認為她是一個兇手，這是一個個人判斷，而不是事實陳述，我不是陳述她是兇手。我更關注的是朱令的恢復或者說他們家庭現在的情況，第二我更關注的是能不能夠找到真兇。我不認為我是在冒風險，如果說我真的是在冒風險那我覺得也是值得的！”
貝至誠說，希望更多的人，比如了解鉈鹽當時的管理情況的清華學生、老師，了解朱令和蘇薈交往情況的民樂隊同學能夠站出來，說更多的話。他希望更多的人，而不是說只有他一個人肯真名實姓地出來說話。
來源: 法制周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