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7日訊】
（一）殺害“左聯”五作家的真正元兇是什麼人
下面第三節的《“左聯”五烈士死於誰之手》寫於1997年,一直藏在櫥中，沒有發表。原因很簡單，在國內沒有任何一家報刊能夠發表。這並非因為我胡說亂說，恰恰是因為我揭示了歷史的真實。魯迅當年痛感“吟罷低眉無寫處”，我慶幸現在可以發表在海外網站上。
我為什麼關注這個問題呢？因為我從1960年開始，至1994年退休，其間除了文革，我一直擔任高中語文教學課，講授《為了忘卻的紀念》、《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不知有多少遍。《為了忘卻的紀念》至今仍然是高中語文的保留篇目，因此讀過這篇課文的中國人，累計應該有上億人次。問題是，殺害左聯五作家的元兇果真是國民黨嗎？
退休後我讀到劉秉榮著的《魂飄重宵九──蘇區“肅反”大記實》（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對於“左聯”五烈士的死因有了的了解，發現歷史事實與文章內容及歷來的解說大相徑庭，於是寫了本文，但是這樣的文章在中國是發表不出來的。
左聯五烈士表面上是被國民黨殺的，實際上是共產黨自己內部的內訌傾軋，即所謂路線鬥爭，借刀殺人。因此元兇不是個國民黨，而是共產黨或共產黨內部的某一派，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王明一派。
（二）大陸仍然在刻意隱瞞
《為了忘卻的紀念》至今仍然編選在大陸的高中語文課本中，但是對於歷史的真實，語文教學中自然是還要刻意隱瞞下去。教學參考書也要刻意隱瞞，教師也很難了解真相，於是就在“瞞和騙的大澤”中年復一年地生活。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語文教科書（2000年11月第2版）在《為了忘卻的紀念》課文前面，所作的題解如下：“選自《南腔北調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最初發表於1933年4月1日《現代》第二卷第六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配合反革命的軍事 ‘圍剿’，瘋狂地進行反革命的文化‘圍剿’。他們一方面利用反動文人對抗革命文藝運動，一方面大肆逮捕、拘禁、秘密殺害革命作家。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五位左聯革命作家被捕。同年2月7日，被秘密槍殺於國民黨政府設在上海龍華的特務機關‘警備司令部’。魯迅發表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等文章，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進行深刻的揭露。1933年2月7日至8日，在烈士遇難兩周年的日子裡，魯迅又寫了這篇紀念文章。”這樣介紹雖然冠冕堂皇，但是卻掩蓋了歷史的真相。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文學界共產黨內的派系鬥爭，即周揚等所謂“五條漢子”一方和魯迅、馮雪峰一方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一直延續到解放之後的反胡風、反右，乃至文革十年，最後兩敗俱傷，不是坐牢，就是戴帽，很少漏網之魚，這才算落幕，所幸的是，周揚自己最後終算有所醒悟。
2004年我到美國探親──給孫子當保姆──，有機會從網上讀到高爾品的《所謂左聯五烈士》，感到我的發現和他的研究是不謀而合，即五烈士“他們是極‘左’路線的犧牲品，是被王明借刀所殺。”應該說高爾品的論証比我要充實全面細致得多。他說，五烈士不是為無產階級文學而死的，而是“因參加了中共的殘酷內訌和內鬥，才被中共自己蓄意出賣而死。”魯迅制造了一個“歷史性的謊言”。
我的文章雖然寫於好多年之前，完全是閉門造車，但是我在重新閱讀了我的文章之後，仍然覺得敝帚自珍，可以聊備一格。因此對於我的原文不予改動，先抄錄於下。
（三）筆者1997年的舊稿《“左聯”五烈士死於誰之手》
從50年代起魯迅寫的《為了忘卻的紀念》就選進了高中語文教材，所以為數甚多的中國人都知道白莽（殷夫）、柔石、馮鏗、李偉森和胡也頻等“左聯”五作家與何孟雄等另外共二十四個共產黨員是被國民黨秘密槍殺於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的。
這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這又不是事實的全部。
就其前因而言，他們是極“左”路線的犧牲品，是被王明借刀所殺。
事情的原委是：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蘇聯人米夫，為了將他的得意門徒王明塞進中共中央委員會、掌握中共大權，採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於1931年1月7 日召開為期一天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反右傾”之名造成從思想上組織的上推行比李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持久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給中國革命事業造成深重的災難和沉重的損失。
同一時期，在江西蘇區，反“AB團”、“肅反”運動和黨內鬥爭，使成千成萬的革命者被無辜錯殺，變成了“左傾” 路線的冤魂，最後造成江西中央蘇區全面丟失，紅軍被迫進行二萬五千裡長征。
米夫、王明以專制、專橫手段推行“左傾”路線，對於堅決反對他們的人實施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當頭，反對四中全會、反對王明最為激烈的何孟雄等人首當其沖地成了王明打擊的主要對象。
1931年1月7日，何孟雄等人在上海東方旅館31號客房召集了部分反王明的幹部開會。當時參加會議的人有林育南、李求實、白莽、柔石、馮鏗、李偉森、胡也頻等人。東方旅館在英租界，今西藏中路廣東路口，即上海工人文化宮，1949、1950年我每天上學時都要經過這裡。由於叛徒唐虞（王掘夫）告密，何孟雄等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隨後被引渡到國民黨上海警察局，再轉到淞滬警備司令部龍華看守所。
其實，叛徒告密之後，何孟雄等人被捕之前，負責中共中央情報工作與保衛工作的特科已掌握了有關情報，並報告了王明。王明為了排除異己、置之死地，早先已宣布何孟雄等人一切活動為非法，號召與之進行堅決鬥爭。現在能借刀殺人，何樂而不為，於是不準特科前去通知何孟雄等轉移。待得知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時，王明正在主持召開江南省委會議，幸災樂禍地說：“這是他們反黨反中央反國際搞分裂的必然結果，是咎由自取。”隨後下令開除何孟雄等人黨籍，通知龍華看守所中共秘密黨支部，拒絕接受何孟雄等人的黨組織關系。
2月7日晚上，在東方旅館被捕的何孟雄等26位同志（一說24人）被秘密槍殺（以上材料見劉秉榮著《魂飄重宵九──蘇區“肅反”大記實》第四、五兩章，花山文藝出版社）。隨後，王明給他們羅織罪名，組織人寫批判文章在黨內刊物上發表。由此可見，何孟雄他們是被王明借刀所殺，是王明大搞宗派主義，強制推行“左”傾路線的第一批犧牲品。
筆者查閱史料，今存林育南致陸若冰女士──似乎為他的女友──的書簡九封，其第八封為1931年1月15日被捕前兩天所寫。信中雲：“敵人與朋友之分者‘幾稀’，這比拿著槍在陣地上開火還要殘酷，‘階級的生活’決定要我如此。”陸若冰對此信作了如下注釋：“信中反映了林育南參加反對王明‘左’傾路線的激烈鬥爭。……‘敵人’指國民黨和帝國主義；‘朋友’指黨內執行立三、王明路線的同志們。”林育南原任全國總工會執委兼秘書長，時任全蘇代表大會籌備會秘書長，死年32歲。從這寥寥幾句話中可以窺見，當時黨內王明為爭奪最高領導權的鬥爭異常激烈，這些表面上是“朋友”、“同志”的王明一伙，在對待黨內異己者方面，比拿刀拿槍的敵人“還要殘酷”。而當時中國共產黨離奪取政權還渺茫得很。林育南在另一封信中表示，雖然參與黨內與“左”傾路線的鬥爭“用盡了我一切的力量”，自己仍然要保持革命的堅定性，不動搖，不背叛，如“‘山’一般的穩，‘鐵’一樣的頑強”。（見《黨史研究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不幸的是，林育南他們大概以“最壞的惡意”也難以推想到，作為布爾維什維克“同志”、黨的領導人的王明已經讓他們暴露在敵人的槍口之下。對於這種犧牲，魯迅有非常沉痛的感受：“死於敵手的鋒刀，不是悲苦；死於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於……戰友亂發的流彈……”（《華蓋集﹒雜感》）大概白莽他們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被王明借刀所殺。實在是天大的悲苦！
為了紀念白莽等“左聯”五烈士，魯迅先寫了《從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等文，兩年後又寫了《為了忘卻的紀念》從正面揭露國民黨實行文化專制屠殺作家的黑暗現實。對於黨內如此殘酷的鬥爭，也許因為他是黨外人士不得與聞，或者有所風聞而因大敵當前諱言之，或者“以最壞的惡意”也料想不到，對同志對自己人“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紀念劉和珍君》），所以從他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較難窺見，下面幾句話或許也揭露了這種黨內的殘酷鬥爭：“因此革命的文學者，就不但應該留心迎面的敵人，還必須防備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復的暗探了，較之簡單的用著文藝的鬥爭，就非常費力……”（《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作出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系，並且接著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這在總體上肯定了林育南、白莽等人是王明“左”傾路線的犧牲品，為他們平了反。當時或許因為不明究竟，所以沒有追究王明借刀殺人之責。
不過，根據從4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來推想，白莽他們那些忠誠而執著、書生氣十足的革命作家，即使逃脫了國民黨的槍口，後來恐怕也難逃一次又一次“左”的劫難。因為中共歷次被打的“右派”，大多是作風比較正派、忠誠、耿直、單純、執著的人。幾十年間，被整肅的大多是這樣一些人，帽子也大多是右派、右傾。
（四）何孟雄，中共殘酷內鬥的領頭羊與犧牲品
1931年2月7日在龍華被槍殺的中共人員中，何孟雄的黨內地位最高。他是反對王明的領頭羊，所以王明對他最為嫉恨。殷夫等五人之死，是因為屬於何孟雄這一派。
何孟雄是湖南人，生於1998年，比毛澤東小5歲，從中學開始，在長沙就積極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民主運動，後來和毛澤東、蔡和森、張昆弟等相從過密，並一同到北京，拜見了北大教授楊昌濟先生，經常聆聽他的教誨。他在北京參加了許多革命活動，工人運動，被捕過，發表了許多宣傳革命的文章，和李大釗、鄧中夏等人組織參加了許多活動，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中共建黨以後，他成了最早的一批幹部。10年間，他在北京、唐山、武漢、江蘇、上海等地擔任黨組織的負責人。
當時中共的總方針就是武裝奪取政權。但是由於各人的學識、閱歷、背景不同，特別是因為在中共之上還有一個太上皇──共產國際頤指氣使，君臨天下，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一切行動都要聽命於共產國際的指示、批準，所以對於如何奪取政權，在路線、方針、政策、策略上分歧非常大。自從清除陳獨秀後，黨內的民主風氣越來越少，專制專橫的作風越來越強盛。何孟雄因為參加了實際的革命活動，對情況比較了解，處事比較務實，而且又敢於抗上，在會議上毫不隱諱地針鋒相對地反對李立三、王明的觀點、主張、策略、路線，因此不斷受到打擊。
我找到《何孟雄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書後附錄了“何孟雄生平年表”。我把這個年表的最後一年半照抄於下。當時的黨中央在上海，何孟雄在上海任區委書記，因此有機會直接和中央領導人李立三、王明交鋒，他又不避鋒芒，所以殘酷打擊就免不了落到他的頭上。至於在東方旅館開會，推測應該是他和他的擁護者的聚會。這豈不是準備向王明反擊！王明豈能容忍？所以國民黨能夠一網打盡，正是遂了王明的心願。
從這個年表，我們可以看出何孟雄是不屈不擾地反對李立三、王明，而這兩位中央領導人又是使盡手段打擊這位桀驁不訓的下級同志何孟雄，所以最後“見死不救、借刀殺人”那是邏輯的歸宿。請耐心閱讀這個敘述比較枯燥的年表：
一九三O年(三十二歲)
五月 中華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何孟雄在會上對紅軍和黨的工作發表了一系列意見，但被向忠發稱之為“調和派的主張”。
六月十一日 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之後，在省委討論中央決議的會上，何孟雄提出首先勝利省區應建立根據地。
八月二十日在上海區委、產委黨團書記聯席會上，何盂雄發言時指出中央違反了國際路線，認為中央對革命高潮的估計是“過分的”，一系列決定是過火的，進攻長沙是沒有前途的，中國革命不可能掀起世界革命，舉行總同盟政治罷工是不可能的，再發展下去就要離開總路線，葬送中國革命。
九月一日 在李立三主持的上海區委、產委黨團書記聯席會上，何孟雄挺身而出反對立三路線。他說立三的指導路線與國際路線有五點不同。要求立三公布國際路線，同時要尊重共產國際的代表。會後，李立三提出要開除何的黨籍。
九月四日 江蘇總行委撤銷何盂雄的滬中區委書記職務。
九月八日何孟雄呈意見書致總行委轉中央政治局，對九月一日關於上海工作討論會上自己誠懇提出意見被粗暴制止，作了系統的敘述。信中明確提出“反對立三的領導路線” 的六個方面十二條意見。最後表示自己“十年來為無產階級為黨工作……當這緊張時期使我不能站在最前線與階級敵人拚死，到亭子間來，說不盡我苦痛和難過，這是要對黨表示出來!。”
九月十日 江蘇省委在上海黨的活動分子會上批判何孟雄，並宣布總行委已撤銷了他的工作。
九月十二日 出席上海活動分子會議。何孟雄再次陳述自己的政治意見。
九月十五日 陳紹禹(王明)致中央總行委信，誣稱何孟雄“在政治上的確有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系統意見”，是“反對黨的整個路線”的“反黨行動”，要予以“嚴格的組織制裁”。
九月二十日～二十八日 參加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全會停止了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結束了它在中央的統治。但會議仍集中火力繼續批判何孟雄。
九月二十八日 總行委寫信給何孟雄，指責他向中央進攻等，要他作出認錯的檢查答復。
十月初 中央再次寫信要何孟雄承認錯誤。
十月五日何孟雄致總行委信，誠懇答復：“不是我的意見，如何承認，替人承認錯，萬事罪己，這種錯誤的態度不是布爾什維克黨員認錯的態度。我們的認錯，那些政治意見成為自己牢不可破的思想而不改正，是有損於黨和革命事業……只要你們根據我的政治意見書的錯誤指出來，我公開的承認。”信中再次向黨表示自己因“不能將實際工作意見貢獻於黨”而感到難過、痛苦。
十月九日 何孟雄致省委轉中央信，答復九月二十八日總行委信中對他的兩點指責。進一步表示“只要實質上一切策略改變過來，我個人怎樣受打擊毫無問題，我還是要很忠實，很努力，很勇敢為黨工作。……我要到群眾中去工作”。
十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發出九十一號通告，點名批判何盂雄。
十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告同志書》稱“何孟雄是機會主義”，是右傾路線的“代表”等，號召全黨“集中火力對付之”。
十月二十八日 中共江南省委擴大會議在不通知何孟雄出席的情況下，開除何的江蘇省委候補執行委員資格。作出了《關於何孟雄同志問題的決議》。
十一月初 省委、中央多次發信給何孟雄，要其承認錯誤。
十一月十一日 共產國際東方部批評三中全會把火力集中到何孟雄方面。稱何孟雄是“假的右傾表現”。
十一月十九日 省委擴大會關於開除何盂雄省委候補執行委員的有關決議，由滬中區委轉給何本人。
十一月二十巳 何孟雄寫信給中央政治局，要求公開答復他的申訴意見，發表一切有關文件並轉送共產國際。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向忠發發言，批判何孟雄向黨中央進攻。
十二月十五日 何孟雄致書中央政治局批評三中全會，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場(歸結為二十點結論)。在這封長信中何孟雄堅持從思想上、理論上對黨內錯誤傾向進行鬥爭。
十二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何孟雄同志問題的決議》，肯定何孟雄《政治意見書》一般是正確的。決議取消過去對何孟雄的處分，並決定向全黨公布何孟雄同志意見書與這一決議。
十二月十九日 羅邁在上海區委，產委黨團書記聯席會上宣布中央政治局關於何孟雄問題的決議，指出何可以參加工作。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共江南省委常委會議作出部分改組省委的決議，函請中央政治局批準何孟雄領銜的七名常委。十二月二十四日 何孟雄致共產國際遠東局信，再次向黨要求恢復工作，要求公布歷次意見書、抗議書及有關會議記錄和決議。
十二月二十五日 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左右下，否決了十二月二十二日江南省委改組後由何孟雄等組成省委常委會的名單。任命陳紹禹為臨時江南省委代理書記。
同月李立三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舉行的關於立三路線的討論會上檢討說：三中全會把“一切火力都只集中在何孟雄一個人身上。他的確有右傾的錯誤。然而，因為他批評我的錯誤，因此就責備他右傾──這是不可以的。中國黨內當時只有他一個人是公開起來反對我的錯誤的”。
一九三一年(三十三歲)
一月六日中央秘書處單獨公布了何孟雄三份意見書（即一九三O年九月八日，十月五日、十一月二十日致中央總行委，中央政治局的信。）。並加說明：“這些文件，應該寫在《關於何孟雄同志問題的決議》(一九三O年十二月十六日政治局通過)後一道發表；因為技術上的障礙，所以遲至現在才單獨印發出來。”作為召開四中全會撤換中央人選的一個準備，但不予公布中央給何平反的決定，以阻礙何出來工作。
一月七日黨的六屆四中全會於上海召開。參加的有中央委員二十二人，何孟雄為出席會議的十五名非中央委員之一。會議開始後才宣布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何孟雄等起來反對，主張按中央原通知舉行緊急會議，但未獲通過。何在會上發言時說，不平衡發展問題是他同立三路線的分野所在，並從九個方面作了闡述。米夫作結論中，點名批評何孟雄曾對國際代表說過“現在沒有右傾”的話是“放鬆了右傾”等。
一月八日 何孟雄、張金保、林育南等十八人在黨內發表《告同志書》(林育南起草)，反對六屆四中全會。
一月十三日 米夫出席由何孟雄主持的反四中全會幹部會議。會上米夫對與會者施加壓力，揚言說反對國際代表即反黨，要開除黨籍等，何孟雄等為之更加憤激。
一月十六日 何孟雄等多人，在中山旅社（按，大概應該是東方旅館）舉行會議。會上何孟雄堅決反對組織上的分裂。
一月十七日 下午七時左右，何孟雄去中山旅社探聽情況，被預伏在那裡的特務逮捕，關押在英租界工部局老閘捕房。
一月十八日 王明在上海活動分子會上，報告四中全會及上海黨的工作時，誣稱何孟雄是反四中全會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一月十九日 上午，何孟雄等二十七人在老閘捕房過堂後，即被引渡給國民黨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該院刑庭開庭傳訊時，何化名陳方，述說自己系安徽人，在滬經營印刷業。
同日 敵人抄何孟雄家(上海漢壁禮路1225號)，繼續搜捕我革命同志及何的家屬。何孟雄的繼室孫阿芳和兒子何重九(五歲)、女兒何小英(三歲)、保姆黃淑芝以及我黨革命同志多人亦被投入監獄。
一月二十日 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一月十七日全總黨團會議與江蘇省委報告的決議》，點名批判何孟雄等多人，並決定改組全總黨團，要求江蘇省委改組上海工聯黨團。
一月二十三日 何孟雄等全體被捕同志被轉押至國民黨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在途中何孟雄對難友說：“我死了以後，將兩個孩子轉交我老兄（指何孟雄的堂兄何建）撫養”。
一月二十五日 在王明主持下，黨中央下達《中共中央告全體黨員和青年團員書》。書中稱何孟雄為“右派分子的代表”。一時在全黨掀起了批判高潮。龍華獄中文部接獄外黨組織通知；新進來的大部是右派分子。因此何孟雄不被編入黨支部。
黨中央機關刊物《黨的建設》創刊號出版。其中公布了一九三O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關於何孟雄同志問題的決議》，加編者按說“何盂雄同志的政治意見在四中全會上及四中全會後又和以前不同了，他現在主要的是(從)右邊來進攻國際與四中全會的路線……”，將何孟雄打成“一貫反黨反國際”的“右派”，從而根本上否定了中央一九三O年十二月十六日《關於何孟雄同志問題的決議》。
一月二十六日王明主持的中共江南省委會作出《上海活動分子會議關於擴大的四中全會總結與上海黨的目前工作決議案》，點名批判何孟雄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及區書聯席會議上的發言，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活動的政綱”。說何孟雄反六屆四中全會是“進行分裂黨的小組織活動”，號召予以“劇烈地打擊”。
一月 何孟雄在獄中與同志們熱烈討論理論問題，作長期坐牢的打算。一面與難友認真排查出賣同志的叛徒和懷疑對象。一面醞釀向共產國際寫信，揭露米夫的錯誤，挽救黨的危機。作長期坐牢的打一面醞釀向共產
二月五日 何孟雄在獄中叮囑黃理文設法將他同林育南、李求實三人署名的一份意見書譯成俄文寄交共產國際。意見書中著重揭露米夫的錯誤，強調反對米夫決不是反對共產國際。並囑黃轉告獄外同志：堅持黨內鬥爭，不要分裂，這是最要緊的事。
二月七日晚七時許，敵人佯言移解南京，將何孟雄等二十三人(一說二十四人)提出牢房，何等神色自若，和難友們一一告別，行至離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監獄不遠的方塔附近一棵樹下，敵人對他們宣布立即執行死刑。預先埋伏在室內的行刑隊一連士兵從窗口發出亂槍，烈士們相繼殉難，壯烈就義。何孟雄烈士時年三十三歲。
（五）透視國共鬥爭與黨內鬥爭
直接殺害何孟雄等人的確實是蔣介石政府。當時，國共鬥爭因為中共在共產國際，即蘇聯的直接領導與支持下，要奪取國民黨政府的政權，所以是一場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鬥爭。以江西省為例，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7年當中，在中共領導與影響下，發生了75武裝起義。例如，1927年是16次，計有南昌起義（規模2萬余人），修水下衫起義（2000 人），修水西鄉起義（數千人），湘贛邊界秋收起義（5000人），德安起義（4000人），蓮花起義（800人），星子起義（300人），弋陽九區起義（3000人），東固起義（160人），萬安起義（4萬人），水南十月起義（40人），泰和三十都起義（600人），珠湖起義（5000人），安源起義（300人），弋橫年關起義（6萬余人），永新起義（9000人）。（引自《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地武裝起義江西地區》卷，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面對著這些此起彼伏、烽火遍地的起義，蔣介石政府能夠聽之任之嗎？
今天，中共對一些追求民主憲政的人士，國外稱為異議人士，不斷地抓捕判刑，如最近的楊天水們，其罪名是“煽動顛覆政府”，可是他們和當年中共豈可相提並論，同日而語？一個是在共產國際的領導與控制下明確地要武裝奪取政權，一個是追求國家轉型，走上民主憲政道路。所以，歷史地來認識蔣介石政府殘酷地屠殺共產黨人的作為，就不難理解了。
可是，叫我們後人難以理解的是中共內部的鬥爭，為什麼也是這麼地殘酷無情，你死我活，非要把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快呢？大家不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來了嗎？既然是同志，為什麼卻如此心狠手毒呢？
共產黨那時還處在草創時期，還處在“紅旗能打多久”的時期，離開奪取全國政權還遙遙無期，但是，為了在黨內爭奪權勢，就演出了這麼驚心動魄、不擇手段、消滅異己的醜劇。
對於這種歷史現象，我實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想，大概第一是都有志在必得的奪取政權的欲望與信心。這種欲望與信心，就把領導者的七情六都調度到路線鬥爭的前沿陣地，不把對手置之死地不罷休。在“九一八”之後50天，在十月革命節這一天，中共把已經在各地分散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匯總，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臨時共和國。為了奪取全國政權，他們必須把自己隊伍中的反對者反對派清除出去。
第二是當時像李立三、王明以及何孟雄等等人，都成了職業革命家。鬥來鬥去，不但涉及到他們的榮辱毀譽，而且涉及到他們的地位、權利、報酬。大概當時他們沒有“俸祿”標準即工資標準，但是地位和享受是有相應的權利的。
第三，共產國際，也就是蘇聯，直接插手中共的事務。他們派了代表到中國坐鎮，居高臨下，頤指氣使，同時中共也派了代表到蘇聯，就近聆聽，接受指示，同時還有無線電做經常性的聯系，所以使一些人，如王明，可以狐假虎威，老虎屁股摸不得。
第四，中共革命，包括目標、路線、方針、組織，直到名稱“蘇維埃”，都是照搬蘇聯的模式。把這麼一粒專制獨裁的種子，播種在有幾千年專制文化的土壤中，它出的芽，開的花，結的果，都難逃遺產基因的支配，而且青出於藍勝於蘭。
總之，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1945年七大之前，中共通過了《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照說應該接受歷史教訓了吧，但是以後的黨內鬥爭，尤其是建國後的國內階級鬥爭，越演越烈，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始終沒有休止，名目不斷變化的鬥爭一直延續到今天，總是有辦法將種種惡名先加在要打倒的對手頭上，然後名正言順地置之死地。這個“家法”是一以貫之，八十幾年如一日。
為什麼？為什麼？看來這是槍桿子奪取政權、建立一黨專政的必由之路，必歸之途，所以，何孟雄們的種子就子子孫孫綿延不絕。
（1997/2005/2006完稿於山東大學附中）
(1/26/2006 15:45)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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