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2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楊家岱報導)在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繼續在體制內外引起深入的討論。如果說中國應當採納一些社會學家的建議，以戶籍登記製取代現行的戶籍審核批示製，那麼將「固定住所」和「固定收入」作為戶籍登記的條件是否合理？中國的戶籍制度改革應當遵循什麼樣的思路？美國托萊多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冉伯恭和網路雜誌《中國事務》主編伍凡就這些問題作了一場討論；本臺記者楊家岱主持了他們的討論。

記者：中國社會學的研究會的會長陸學藝，他主張取消這個戶口「審批制」代之以戶口登記制。他說登記只要具備兩個條件：一個是要有固定的住所；另一個是要有合法的收入來源。對於陸學藝會長的主張，您們兩位先生怎麼看？

伍凡：戶口問題是中國二元化社會的一個結果。從1954年開始到現在50多年了，現在這套制度已經行不通了，不合於人的流動與社會的經濟發展，現在它要採取《登記制》的辦法，我覺得也是不公平。你要有住房，如果我沒有住房，我就不能住在城裡嗎？如果住在親戚朋友家裡，我可以不可以住進去呢，這是第一。

第二、固定收入，這又是一個限制。什麼叫固定收入？所謂的固定收入是不是要吃官飯，才叫固定收入，那麼做生意的人怎麼保證他有固定收入呢？以住房和經濟來源來依據，我覺得是歧視。

記者：據我所知，在美國要拿綠卡也有一些條件，這個情況和中國戶口改革裡的《登記制》有沒有可比性？

伍凡：在美國申請綠卡沒有規定你一定要固定收入，難民進來哪有固定收入？

記者：冉教授怎麼看這個問題？

冉伯恭：中國的這個的問題，和其他歐美國家不同的。主要是它的流動人口數量太大，且流動速度太快，因為這兩種原因，造成很嚴重的社會問題，究竟怎麼樣解決這問題，我想理論上來說要符合這兩個條件，可以正式來固定住所、固定收入。

理論上這個辦法這麼做不無道理，但實際上做起來很困難，比方說一個這麼多人口，他可以找到人事透過人事關係找到固定住所，也可以透過人事關係找到工作，但是今天有工作明天不見得有工作，明天兩個條件就沒有了，這還是一個問題。

記者：這個戶籍制度改革的前提或者說是個障礙，目前實際上是社會福利包括養老保險、教育、醫療各各方面的待遇。這些方面的待遇、福利是由地方財政都得解決的，數千到萬，地方財政拿不出那麼多錢來，做不到就是說這個戶籍和福利脫勾，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學者就說戶籍制度改革急不起來，不能急於求成，您們兩位贊成不贊成？

伍凡：我持保留態度。什麼叫急不起來，那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做得起來。這個制度不是說你沒有錢就不能執行這個制度，而是你把這個錢搞到哪裡去了？不能說因為沒有錢就不做這個事，那你永遠做不來。

記者：地方財政比較緊缺情況下，中央財政能不能幫忙？

冉伯恭：中國國家這麼大，很多事情都要做，事情有先後的問題。花一億美金修理國家大劇院、故宮，當然更重要的問題就是軍備問題甚至是太空的項目，是這些重要還是農民生活重要。假如是農民生活重要，把這些項目取消可以把錢移過來，改善農民生活。有研究機關報導：說現在中國80％的農民都沒有醫療保險。

記者：既然冉教授已經提到農民的近況，我們再捉住這個問題再談幾句。這個戶籍改革和國家發展，總體思路有人說應當向三農和落後地區傾斜，增加農村和相對落後地區戶口的吸引力，這種終極思路是不是可取？

伍凡：我覺得中國這五、六十年來，它最大的失誤不是把農民的整個水平提高，而是一直在壓抑、剝削和掠奪農民、農業和農村，這是一個很大財富的根源被它們破壞掉了。現在回過頭來說我沒有錢來支援你們，問題在於你在我身上剝奪了那麼多東西，我怎麼能富的起來，我怎麼按照你的條件去買房子住到城裡呢？

記者：最後一個問題。北京一些個直轄市、省會城市，交通技術設施一時跟不上，這些大城市確實有保持一個合理的規模和這個管理效率的問題，一方面要做這個另一方面又不能讓這種考慮成為阻擋戶籍改革的藉口，所以這兩者之間怎麼樣平衡？

冉伯恭：中國各大城市都有人口中短期計畫，有這個計畫比沒有這個計畫好，但是適應起來困難，大量農民剩餘人口流到城市去，他要生活、他要找工作，這是沒法控制，所以我想各城市的人口計畫都是意義不太大、效率不會很高。

記者：伍先生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像北京、上海、廣州大城市怎麼辦？

伍凡：你完完全全控制是沒有用，你控制不住的。因為現在老百姓不像過去，要拿條子才能上火車，現在不是這樣，這個比以前鬆的多。現在關鍵是要你怎麼樣把農村提高起來以後，他自己就不來了；農村不提高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