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0日訊】最近，北京的警察兩次干擾了方舟教會的正常禮拜活動，這引起了余傑、範亞峰、高智晟、王光澤、焦國標和北村的抗議。中國政府不允許家庭教會存在，中國人想參加宗教活動，就必須到官方設立的場所去。余傑等人為什麼不願意到依附於官方的教會去參加活動呢？余傑認為，依附於官方的教會”其存在形式本身就嚴重違背了聖經所規定的政教分離的原則，與我們的信實的基督信仰之間具有重大分歧”。現實的情況是，只要官方的勢力介入到教會中，教會的活動就會偏離本來的軌道。據經常上教堂的人說，周末進堂的人總是很少，現在堂裡神父解釋經文時，大家都跟著難受，神父的車軲轆話來回說，一點不敢抨擊時弊，盡扯那些不疼不癢的拜年話。教友只有在彌撒進行到領聖體時，精神勁兒才上來。前年聖誕節的晚上，我去了一次依附於官方的教會的教堂，在門口就看見裡面的臺上正上演京劇，我沒敢往裡走就跑回來了。在聖誕夜裡唱京劇，沒有非凡想象力的人還真做不出這種事。

受到官方宗教管理部門影響的教會不能組織純正的宗教活動，因此一些主的信徒就不願意去參加被官方影響的宗教活動，象余傑等人那樣投身到家庭教會裡的人是很多的。我現在想說的是，當官方的宗教管理部門影響到宗教活動時，人們不去參加這種活動是不是唯一的選擇？個人認為，在這個選擇之外還有一種選擇，這個選擇就是去參加受到官方影響的宗教活動。為什麼要去？

我們都知道，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抵制受到官方影響的宗教活動，官方教會的教堂裡多少還是有一些人﹔另外受到官方影響的宗教活動是不純正的﹔因此，那些在官方教會的教堂裡參加活動的人，在不純正的宗教活動中就有可能感受不到宗教的真諦。信仰主的人同為兄弟姐妹，當一個信徒看到另一個信徒迷失了方向的時候應當做什麼？袖手旁觀恐怕是不行的，一個基督徒對於這件事的正常反應是，去幫助那些在求聖的道路上的迷失者。這裡所說幫助就是一個道德上堅定的基督徒去接近一個迷失者，前者用自己的行動使後者擺脫迷茫的狀態，一個追隨主的人去接近一個迷失者，這就是傳道。基督就是一個偉大的傳道者，他的一些門徒都是傳道者，沒有傳道就沒有基督教的發展。

寫到這裡我想起一個人，這個人來自丹麥，中文名字是郭慕深。1906年，26歲的郭慕深受丹麥基督教長老會的派遣來到中國東北的安東傳教，1907年她開辦了安東歷史上第一所女醫院，後來又建了一個收留被遺棄嬰兒的育嬰堂。1930年郭慕深回到丹麥，將父母留給她的遺產全部帶到安東，用在育嬰堂的建設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郭慕深將育嬰堂的房產、奶牛和幾隻羊都無償交給中國政府，然後獨自回國，這時她已經70歲了。郭慕深女士終身未嫁，在育嬰堂裡她用40多個春秋為孤兒們編織了一個美麗的童話，她像一棵大樹一樣為那些苦命的孤兒遮風擋雨。郭慕深離開安東時，摟抱著一群孩子痛哭不已。現在，當年的孩子回憶起郭慕深的時候也是老淚縱橫。這個故事是一個叫遲立安的人講述的。本人還見過一個傳教者。

那是三年前，在一個醫院的病房裡，當一個人講述自己在生活中損失了多少金錢的時候，另一個與前者素不相識的人就對他說，不要把錢看得太重，其實信奉基督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個人說完之後還拿出一本宣揚基督教的小冊子送給前者。

每一個傳教的故事都令人感動，一個道德接近崩潰邊緣的時代需要傳教者，這樣的時代有可能造就一個偉大的傳教者。信教的人總是要聚在一起，既然政府不讓這些人設立家庭教會，這些人就走進依附於政府的教會吧。道德堅定的信徒走進這裡也許會遇見一個迷失者，當這種相遇發生時，一次傳道就會出現，這是令人著迷的。也許官方會阻撓這樣的傳道，如果他們這樣做了，這就更進一步地証明了我國缺乏信仰自由。

我還想順便說一下自己對政府反對家庭教會的看法。政府覺得自己為信徒們配備了教會，信徒們就應該在這裡參加宗教活動，就不能自行組建家庭教會了。其實政府提供的場所是有限的，這滿足不了信徒們的需要﹔如果信徒們都到官方配備的教會裡活動，這裡的活動場所肯定就不夠用了。政府會給信徒們建許多教堂嗎？政府恐怕拿不出這麼多錢吧，政府有的時候連教師和鄉村幹部都養不起，他們怎麼可能花錢蓋教堂？由此可見，從技術上來考量，官方不允許家庭教會存在是不合理的。

原載《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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