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高山報導)中國人大常委會最近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私營企業普遍存在侵害員工基本權益的現象，高達八成的中小型企業拒絕與員工簽訂合同。一些企業與員工簽訂的合同居然出現了「生老病死與公司無關，發生事故，企業不負任何責任」等違法條款。如何維護中國私營企業員工的合法權益？下面請聽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高山邀請美國紐約「中國人權」主席劉青和北京的維權人士趙昕就這一問題進行討論。

記者：中國人大有一個調查顯示，絕大多數中國私營企業普遍存在侵害員工基本權益的事件。有80%的私營企業拒絕和員工簽訂合同，簽合同的往往讓員工直接在空白的合同上簽字。趙昕，為什麼勞工法早就制定了，居然私營企業這麼大膽的做這些違反勞工法的事情，是員工沒有辦法去訴訟呢？還是地方政府也沒有幫助員工去訴訟呢？

趙昕：我在中國大陸「六四」以後的十幾年來，我大概在私營企業、合資企業裏面也幹了十四、五年，應該說這種現象是非常普遍的。像這種餐飲、建築、紡織業是非常普遍的。

我個人的意見認為這種現象之所以普遍，主要第一就是中國的供求嚴重失衡。就是說有大量的人畢業，大量的人需要就業，但是工作的機會和崗位非常少；所以他們進入這樣的一些行業，尤其是餐飲、建築或者紡織行業，不需要太高的技術或者技能，所以往往供大於求。很多人都失業或者隱性失業，都想找到工作，那麼老闆不肯按照勞工法簽訂合同，這員工也就認了，這是第一方面的現象供大於求。

第二方面是雖然有勞工法制定，但是由於這些大大小小的分歧，他們長時間的為了賺取更高的利潤，往往不承擔他應該承擔的共同社會義務，和這些勞工權益的保護，往往也是得不到任何的保障。

第三發生大量勞工通過各種各樣的辦法，不管去上訴、去投訴或是仲裁來維護自己權益，但很難維護。我們都知道建築企業的民工討債根本就討不回來債，沒辦法，到最後溫家寶出面來為民工討債，這種現象是非常普遍的。

記者：劉青，你覺得這與工人他沒有一個組織，因為很多私營企業它沒有工會；即使有工會可能是官方的工會，它跟管理階層是唱一個調子。你覺得中國工人特別是農民工，那些私營企業的工人，怎麼樣能維護自己的權益呢？

劉青：一個當然是中國要嚴格法治，既然有勞工法，那麼違反勞工法這些情況，受理部門要嚴肅的、要認真的，有一件抓一件；但是中國的法律是有法不依，私營企業也是看準這一點，敢於公然違反勞工法。在國際社會來說，如果規定比如說一個最低工資，很少有私營企業敢於不遵守這個最低工資，因為不遵守最低工資，一旦發現之後是有很嚴厲的懲罰賠償的。

還有一點，工人要有權利維護自己的權益，他就要有獨立的工會，這個工會是專門為勞工的權益進行爭取的。比如說像前幾天紐約發生捷運工人罷工，整個紐約市都癱瘓了，一天損失五、六億美元。這個罷工是誰領導的呢？就是捷運工人的工會領導的，雖然法律規定不允許他們罷工，但是他們仍然罷工，為什麼呢？就是要爭取這些工人的權益。

記者：對，我打斷一下。趙昕，剛才劉青講在美國最近紐約的地鐵交通方面的工人罷工，通過這個跟管理階層爭取權益。那麼在中國是不是有可能實現私營企業能進行建立獨立工會來維權呢？

趙昕：在中共政權它要求每個企業，不管私營企業還是中外合資企業都必須要建立工會或黨委，它的共產黨的黨委支部，但是往往建立這些工會和黨委都是屬於官方的。官方為了保護投資者的利益，為了要招商引資，它往往比較維護資本家和私營企業家的利益，同時這些人都是由政府委派的或政府指定的，非常容易受到投資企業家和私營企業家的收買，他們根本不可能為了維護工人的權益去做出努力和抗爭。

所以在中國只要你沒有政治權利的話，比如說集會結社的權利的話，你也無法保護自己的私人權利。

記者：劉青，剛才趙昕有提到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往往對勞工法睜隻眼閉隻眼，明明知道私營企業違反勞工法，它也不去管他。甚至工人來上訴，往往也受到他們的忽視或根本不理睬。劉青，這個問題怎麼又回到政治體制這方面的問題上來了，是不是？

劉青：是的。實際上在中國來說，一切問題最終都歸結到政治體制的問題。如果這個政治體制是一個專制集權的體制，那麼工人也好，農民也好，廣大的社會民眾就處於一種無權的地位，就很難維護自己的權利；當然有些事情可以通過逐漸的，小範圍的一些方面來改變。

比如說像中國人大副委員長何魯麗他也提出報告認為，中國私營企業的工人受到非常殘酷的剝削，實際還不僅是殘酷的剝削而且還有勞動中的安全，還有勞動中的條件等等這些方面的情況。比如說超時勞動非常嚴重；勞動缺乏人身安全方面的保障，像塵埃或對身體健康有病的等等這些問題都得不到解決。

記者：你提到就是一些勞動安全法得不到執行，這是不是也跟煤礦中國事故頻繁有關。趙昕，你覺得「人大」也試圖要解決這個問題。你覺得中國媒體這方面能不能多監督一些或揭露一些違反勞工法的情況，是不是能夠有幫助或其他辦法能夠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趙昕：媒體的監督是一個健康的社會不可缺少的議論監督。但是往往中國的問題是它希望媒體不是自由的。中國最近這幾年，不管南京也好還是全國其他地方也好，通過了地方性的一些法規：就是不能異地監督或監督必須經過以其受監督人的同意，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北京的報紙，我不能報導你東北的或是華南的各種各樣的違背勞工法或是安全法，或是剝削老百姓的利益各種各樣侵犯勞工權利的事情，不能去報導，這是第一。

第二即便本地的你要去報導，也必須要通過受你監督的人的同意，比方說你要報導煤礦或私營企業沒有執行勞工法和剝削工人的合法權益，但是你必須要被曝光人簽字同意你才能曝光。所以在這種沒有新聞自由的情況下，這個媒體的曝光也好，議論的監督也好，也是形同虛設，也是非常非常微小的。

同時回到劉青先生剛才講到的一個問題，我想起趙紫陽先生講的一句話說，中國現在搞的不是什麼社會主義，事實上搞的是《最壞的資本主義》；也就是當時馬克思他們所說的那種，每個毛孔沾滿了鮮血的那種骯髒的東西《最壞的資本主義》。現在中國就是資本家和官員聯合起來官商勾結，來殘酷地剝削敲詐老百姓；老百姓的權益由於沒有任何政治權利可言，他們的經濟權利也得不到維護和保障。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