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8日訊】

王怡插話：

說到佔領陣地有沒有可能，我想到今年五月份中宣部在成都開了一個工作會議。在這個會議上那個中宣部長和你的看法不一樣啊，他是怎麼說的呢，他指著一批老總的鼻子罵，說我們現在的媒體上90％都是毒草，我們的媒體已經完全失控了。

宋仲文：

我感覺到我們今天同上帝同在，馬上就要送走舊年了，要迎來新年了。我是寬巷子的民間詩人，我想給餘傑送一首詩，叫《灰燼》。

「我，在黑暗中徘徊，世紀聽到了喘息，此時，仿佛是一堆燃燒的火，它直接照亮原野，那點對自由的追求，即使變成灰燼，也在所不惜。就讓它去吧，它，是我的慰藉」。

同志們，在談到自由的時候我們都要赴湯蹈火。我開了個茶館我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在我的周圍聚了很多老百姓，他們對自由這個詞有點談虎色變，我在那裏很敏感，經常有人來問我拆遷問題。我說宋大哥的房子沒有我的授權誰敢來動？那些人就說共產黨會把我怎麼樣，今天大家談了很多以前發生的事情，同志們，我們要往前看，我們要看明年怎麼樣，對不對？今天來這前我看到了今天的《南方週末》，上面有兩個資訊讓我非常感動，一個是有一句話，就是你們今天談到的假話和真話的問題，那句話是這樣說的：一句真話勝過世界上所有的份量。這是其一，其二就是中間有連戰先生一張笑容可掬的畫面，我感到非常感動，我好象聽到上帝摸著我的心口在說，孩子，到我這裏來吧。我覺得就憑這句話我們中國是有希望的，相信有一天國民黨會回到中國大陸，我宋先生是他們的擁護者。（鼓掌）

無慧插話：

剛才一些朋友說到體制內和體制外知識份子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體制內知識份子是在那個利益集團裏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己的利益。中共這五十多年的歷史就是要把人踩到腳底下而且要把你踩得稀爛，踩到泥沙裏然後把你拉起來給你點糖吃，然後你就會感激不盡，覺得今天終於把自己當成人了。我剛才沒說完的就是先把你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把你當成狗，而且豬狗不如，最後再來給你平反，給你加點薪，給你點糖吃。其實這也就是這些人把自己思想禁錮起來的原因。前段時間榮經在搞這些事情的調查時，就有些人跑去證明說當時是怎麼怎麼一回事，還幫到說假話，而且假話說多了他自己都覺得是真話了。所以如楊老師剛才所說，知識份子的精神應該重建，但我覺得這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每一個人自己的工作，是我們自己怎樣把自己從這個牢籠裏解脫出來。人應該首先認識到自己是有這個自由的。人是生而平等的。如果你沒有這個意識，你永遠也不會真正地得到自由。

稻子：

我也想來說兩句，剛才楊老師說的為什麼東歐的知識份子非常的優秀，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在五七年反右和文革中，包括現在的遠不如東歐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老是缺鈣，老是恐懼，他們無法克服這種恐懼的心理。就象剛才王怡所說，他們不敢大聲的寫作，就是源於這種恐懼。我們想問一個為什麼？為什麼蘇聯的那兩個年輕人就敢於做這樣的事，在他們的後面，俄羅斯的精神是什麼？是東正教精神，而東正教精神是基督的精神，整個東歐的知識份子是基督精神培養長大的，他們堅持的是基督教的精神。而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儒、釋、道的精神。他們這種精神從一般意義上說就是立功立德立言，而他立功立德立言從根本上說還是為了自己。而東歐的知識份子的價值觀是不同的，他們是為了上帝，上帝是什麼？是真理，正義，公理。光明，至善，至愛。這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就決定了他們兩種不同的行為，導致了不同的勇氣，也對社會做出的是不同的貢獻。

俄羅斯的知識份子給世界提供了頂尖級的文化，而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做了些什麼？在文學、藝術、音樂等各個領域又做出了些什麼貢獻。剛才我們大家說要自由，要怎樣自由？在東歐國家，引起他們巨大變革的力量之一就是他們的信仰，是天主教，東正教。共產主義沒有本事把這個信仰徹底摧毀。像瓦文薩說的一樣，保羅教皇把自由的種子撒在了波蘭的土地上。當時東歐的基督教把他們的教堂全部提供給知識份子作為演講的會場。那些信徒們十分支持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我們再說台港，台港的陳水扁就是靠他們的長老會的支撐，當時長老會的勢力是很大的，他有了這種堅不可摧的後備力量，所以他能在大選中勝出。所以我們說凡是知識份子的正義精神能得到宏揚的地方，都離不開信仰的力量。而中國的知識份子為自己立功立德立言，包括出書等，都是為自己的，沒有來自上帝的力量和智慧，你不是為了真理正義而活，你沒有信仰，你的肉體是極其軟弱的，是根本不可能去戰勝集權專政的。所以說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如果不把自己的世界觀作調整，不接受來自上帝的智慧和力量，不對原有的世界觀、價值觀進行剔骨剔肉的改變，我們就是沒有多少希望的。

黃維才：

剛才聽了各位老師和兄弟姐妹的發言，非常激動，還是忍不住想說幾句話。我覺得剛才在發言中間大家對我們的知識份子寄予了很多的希望。但我個人認為象剛才余傑先生，王怡先生和楊老師等提到的要拯救記憶，捍衛歷史的真實，這個責任並不只是知識份子的責任。我們在坐的每一個公民，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你都有這個責任。而且我覺得剛才楊老師提到的為什麼俄羅斯民族會產生出那麼些優秀的知識份子，這讓我想起原來看過的摩羅的一篇文章，叫《巨人何以成為巨人》，是紀念赫爾岑一百周年寫的文章。讀過這篇文章後你就會深刻地感覺到為什麼俄羅斯會產生出這樣的巨人，而在我們中國不能產生出這樣的巨人。難道我們不能問一下自己，我在中國這個苦難的歷史階段中間要負些什麼樣的責任嗎？

在我們中國從四九年以後，我就是一個出生在五O年的人，我們國家的一系列災難，都是一步步跟著走過來的，從家庭和個人來說也是深受其害的。但是我現在並不覺得我只是一個受害者，我覺得自己也是一個災難的製造和參與者。因為我們國家經歷的每一災難，包括六一、二年所謂的「自然災害」和後來的文革，我們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我們當時作過抗爭沒有？當你見到這些災難在這片大地上肆虐橫行的時候，我們發出過自己憑著良知應該發出的聲音沒有？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更多的是應該懺悔和認罪，因為我們中華民族的這些災難並不是只是因為一個人，象剛才那位老師所說是一個君王造成的，如果沒有我們這個民族，大家都去對君王的一切罪行保持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只把自己保到的、獨善其身的態度，沒有一切對罪惡的縱容，我們國家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到這些災難的深淵中去。而當時俄羅斯的那些十二月黨人被判刑要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的時候，就有少女敢在大街上去給他們獻玫瑰花，就有民眾敢大張其鼓地去表示對這些英雄們的崇敬。而那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們，就敢於拋棄優裕富足的貴族生活環境，而跟著自己的丈夫去到那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過流放生活，好多人後來就默默地死在那裏。而當我們國家在災難橫行的時候，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包括我們現在知道的林昭，我們對這些能堅持真理的知識份子表示過自己的敬慕，表示過自己的支持沒有？

所以我們不能光是遣責知識份子不說真話，我們要想一下在這種獨裁專制下當他們發出了一點微弱的聲音的時候，我們去聲援過沒有？如果人性的東西老是不到張揚，邪惡的東西當然會氾濫成災。所以當我今天聽到剛才幾位老師和兄弟姐妹的發言後我更多的是有一種深深的慚愧和悔恨的心理。我原來對好多東西也看不慣，對現實和人心也感到深深地失望，所以就想像陶淵明一樣去歸隱田園，還到新津去搞了個「三維園」，覺得自己是「遠離沉濁，自造精神家園」。覺得自己不與這個社會同流合污就行了。但現在看來這也是對罪惡的一種縱容，也是一種犯罪。實際上我們本來在心裏有上帝賦予給我們的良知和正義感，但是多年的奴化教育讓我們的心被蒙上了一層厚厚的殼，現在我們就是要努力把它們脫去。

今天在這個會上聽到這麼多，大家都很激動，而作為我自己來說，我決心要把自己曾經親歷過的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受過的災難中的耳聞目睹的事實寫出來，記得我原來下農村的時候，許多老農民給我們講過很多「過細糧關」的時候村裏餓死人的事，說許多青壯年都是走在路上走著走著一倒下就死掉了。因為那時糧食太少，一般家裏都是保著給老人孩子先吃，所以餓死的反而是青壯年人居多。但當時我聽到這些只是有些悲哀而已，卻沒有想到去把它們記錄下來。我原來的記憶力好象有一個刻意的傾向，就是只想記住美好的回憶，而不想去記住那些讓人要難過和悲痛的東西。但現在我想，雖然我不是一個作家，雖然我的寫作能力不算好，也不能由衷地完美地表達出自己的很多觀點和認識，但我至少能做這樣一件事，就是用筆把自己聽到的，看到的，親身經歷過的事實寫出來。而且把在自己身邊能採訪到的那些親歷過各種災難而現在還沒有死的人們所說的記錄下來。今天在這裏我突然萌生了這樣一個想法，就是原本我準備在元旦去重慶玩的，我現在取消不去了，而要去我原來下鄉的生產隊，去找到那些還倖存的老人們，讓他們給我講述過去經歷過的苦難，然後把它們記錄下來。把當年我沒有做的事情從現在開始做起。我也希望我們在坐的每一個上了年紀的朋友們，拿起你們的筆來，記錄下當年你們自己親身經歷過和聽到過的那些歷史的真實吧。（鼓掌）

余杰：

剛才黃姐談到每一個人對歷史的記憶都有責任來進行捍衛，我非常地贊同。還有剛才這位老先生也談到了一些抗戰的歷史，我剛才沒有講到抗戰的歷史，去年是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官方也進行了一些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但官方的紀念活動在我看來仍然在歪曲抗戰的真相。在去年幾百本的抗戰出版物中我注意到有一本雲南騰沖這個地方出版的，上下兩冊，是當年中華民國政府的集團軍在雲南抗戰這段歷史經歷的紀裁。但它的重點並不在抗戰本身，重點是抗戰之後，在國共內戰、在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後，他那本書裏大概寫有幾千位當年國軍的官兵留在了騰沖地區，但現在還活著的有一兩百位。這些人在四九年以後所遭受的，並沒有因為他們為中華民族的自由和獨立他們所付出的血和受過的傷就享有榮譽。相反因為他們是國民黨一個系統的官兵，他們在歷次運動中都受到了污辱和迫害。

昨天我和王怡去看望沙河老師，沙河老師說很讚揚我的一篇文章，就是我對連戰的一個批評，我的文章題目叫做《連戰訪問大陸最應該說的一句話》，我覺得他最應該說的是作為國民黨主席到大陸來訪問，他應該對四九年以後遺留在大陸的國民政府的官員、士兵還有和國民政府有各種各樣關係的一些人，這些人的具體數量我不知道，但估計至少有一千萬。這些人從四九年以後受到了非常殘酷的迫害。其中很多人並沒有深入地介入到國共兩黨的鬥爭中，比如說我的家庭就是一個典型，我的外曾祖父僅僅是一個醫生，他的家鄉在成都的浦江，他開了藥鋪，還擔任了村裏的一個保長，在四九年以後他的命運就非常慘，他妻子被逼跳井，他在鎮上掃大街長達三十年，他本來在當地是很有聲望的，對一些沒錢看病的人他都是自己去采藥做藥丸免費地幫助他們。這樣的一個普通人他並沒有深入地介入到國共兩黨的鬥爭中去，但就因為跟國民黨政權有一點點關聯他的一生就毀掉了。所以我在文章中說，雖然連戰先生訪問大陸是共產黨請來的，你可以不批評共產黨政權，但是對於這些人的悲慘命運請你至少應該表示一聲慰問。可是連一句慰問的話都沒有，這樣的政客我個人是非常厭惡的。（鼓掌）

這段歷史的恢復也很困難，所以雖然去年是抗戰六十年，真正地恢復歷史的一些著作和作品最後都不能公開的出版和發表，包括中央電視臺先製作了一個六十集的大型的電視紀錄片，最後被砍成十集。然後這十集裏面全是共產黨在抗戰。所以我們天天在那裏批評日本人不懺悔，批評日本人不承認侵略我們的歷史，批評他們參拜靖國神社，而我們怎麼不捫心自問一下，我們怎麼去面對歷史？所以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紀念堂》。我們中國人仍然在這裏參拜毛澤東這樣的一個魔鬼、暴君，這樣的一個殺死我們數千萬同胞的一個暴君。他所殺害的中國人比日本人殺害的中國人還要多。為什麼我們就只看到被日本人殺害的我們的同胞，而看不到被毛澤東殺害的我們的同胞呢？我每次經過天安門的時候，我看到去看毛澤東紀念堂的人都在那裏排隊，這樣的一個民族你有什麼資格去指責日本人去參拜靖國神社呢？所以我們在指責日本人去參拜靖國神社之前，應該先折掉我們自己的靖國神社——毛澤東紀念堂。（鼓掌）

我們川軍抗戰的歷史也完全被遮蔽了，在共產黨這個歷史的敍述裏面我們川軍都是地方軍閥，所以象我的家鄉浦江有一位李家玉將軍，是國民黨中抗戰前線犧牲的最高級別的兩個將軍之一，是一個集團軍的司令，他和張自忠將軍是兩個以上將軍銜的身份在戰場上戰死的。但是我問了很多人，幾乎都沒有幾個人知道有過李家玉這樣的一個集團軍司令死在沙場。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王怡插話：包括四川的省長劉湘，劉湘在川軍出川的誓師大會上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我們中國軍人幾十年來你打我我打你，現在我們只有出去打日本人，死在跟日本人作戰的戰場上，才能洗刷我們作為一個中國軍人的恥辱。後來劉湘是病逝在戰場上的。誰不想保存實力呢，借機壯大呢，但在這樣的一句話面前，共產黨的每一個軍人都應該感到羞恥。）

XXX：

我在三年所謂的「自然災害」時期就親身見到過人吃人的情景。一次我和我哥在一起的時候接到有人報說有一個人在吃死人，當時我哥他們就去了（我哥當時是那個地方的一個幹部），看到在一個破舊的房屋裏的一個灶臺上燉著一個爛沙鍋，裏面正煮著一些東西，而在旁邊的桌子上還放著一個人的大腿，上面的肉已經被割下來一些，而鍋裏煮的就是割下來的人肉。當時去的人要帶他走，他堅持不走，說要吃過肉以後才能走，因為他已經沒有一點力氣。沒有辦法也只好讓他把鍋裏的肉吃了一些才將他帶走的。後來問他是在那裏得到這個人的大腿的，他說是一個車禍發生後他去把當時死的人的大腿割下來帶走的。因為確實餓得沒法了。

王怡：

這裏有個紙條問，怎樣看現在學校裏邊開設公民課的問題。請我和餘傑回答。我還真不知道哪些學校開得有公民課啊，因為中學的情況我不太清楚，我就談一下大學的情況。我知道這些年有一些朋友在做公民讀本，公民課教材，和公民課的嘗試，但都進不了學校，學校是個黑社會。在我所教的大學裏面是沒有公民課的，只有各種政治課，三個代表、鄧小平思想亂七八糟的，我們學校作過統計，本科生四年加起來，政治課的課程竟然有四百多將近五百個學時。尤其是在大一，幾乎占了一半。在最近這些年，中共他的說服力在全社會是在急速的下降中。但是在高校中，他的努力是在加強當中，不管是學生入黨還是別的方面。我今年每一次到學校裏去，看見學生的入黨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每天在黑板上，用海報、粉筆寫著讓他們去開會什麼的通知啦，還有積極分子的名單啦，還有保鮮的運動啦，等等。。。。給我的感覺不像是高校，象他媽的集中營。然後再就是在課堂上，據說去年在政治局的會上就提過，不能給象我們這樣的「反動思想」站講臺的機會。最近高校裏邊正在開展一個叫什麼「三項教育」。其中一個核心內容事實上就是要清查大學教師的政治立場。就是不能在課堂上宣講他認為是反動的、自由的思想。要全部排查，要寫報告，要甄別、整頓和學習，把一些人清除出教師隊伍。這個運動據說最近要在全國的高校全面展開。這個趨勢是非常惡劣的。

余杰：

在學校裏邊開展公民課的事，我記得是李慎之先生生前很大的一個願望。他就談到過在學校裏邊開設公民課的教育，而且他還談到在民國時代，他所接受到的民國時期公民課的教育。還有我們成都的作家冉雲飛他研究教育問題，他也收集了很多民國時代公民課的教材。據我所知現在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還沒有那個地方真正開設了公民課，只有政治教育。而且我的觀察和王怡是一樣的，近兩年以來，在大學對政治課的教育是大大地加強了。去年十一月份胡錦濤親自出席一個高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會議，而且還發表了講話。要把政治課的數量大大地增加，要把老師的數量大大地增加。還有利用網路辦這種政治課教育的網站。提出了很多這樣的措施。

還有象對這些大學教師的思想控制，王怡剛才所說的對大學教師的這種甑別，把有錯誤觀點的教師清除出大學，不能讓他們的佔據大學的講臺。這是北大的黨委書記閔維方向教育部提出的建議。而閔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我不久前寫過一篇文章來批評他。他原來是斯坦福大學的教育學博士。我在這裏也想提醒一下諸位朋友，不能因為一個人有過在西方留學的經歷或是獲得過很高的學位，就認為他就會成為一個贊同民主自由的知識份子，相反他會比原來的老左派更加聰明，更加有才華。他所做的這些建議對打擊這些異己思想更加有效力。所以這也是我們應該警惕的一點。所以這個朋友提的公民教育問題我覺得在一個不是公民社會的時代是不太可能的。但即使是不太可能，對於我們這些知識份子來說，我們來關心公民教育甚至準備一些公民教育的教材也是很有意義的。這種工作完全可以開始作了。

楊遠宏：

因為我是在學校裏面，所以關於公民教育我來說兩句，第一，我們這塊土地上連道德底線都沒有了，還談什麼公民教育，所以那些所謂的公民教育肯定是假的。我個人認為要搞公民教育，涉及道德的問題，那就首先要從道德的底線的建設開始。第二，真正的公民教育應該是講明在這個社會裏關於公民的身分，公民的地位，公民的權益的教育，這才是真正的公民教育。也只有在這樣的公民自由的啟蒙上，我們說的公民社會才有可能實現。

王怡：

補充一句話，現在高校裏邊除了把政治課是作為一個單獨的單元來滲透，在很多其他的專業課裏邊，最近這方面的加強也非常嚴重。最近我知道教育部在編一個文藝學理論教材，專家委員會的主任，就是曉波以前的導師。他們編的文藝學應該跟政治沒什麼關係了，但這個大綱拿下來後，前五章不歸專家委員會負責，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學理論」，由黨校來負責。這就是現在越來越嚴重的一個趨勢。我們的公民啟蒙目前就是在校園外才可能有一點聲音，才可能爭取一點空間。但是在校園內，針對那些未成年人，針對我們的孩子，現在是一個非常可悲的、非常無力的狀態。共產黨把持學校，比把持全社會有力得多。真是一個黑社會，你變成臥底都很難進去，給那些孩子一些不同的東西。我就是一個臥底，還不知什麼時候就要被甄別了。(待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