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憲審查:知識份子和民眾共同之路

陳永苗:政治正當性

——陳永苗維權運動文選

陳永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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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8日訊】對於近代以來一百多年政治格局的變幻來說,土地所有權是決定性因素之一。孫中山的“民生”問題解決方案與土地問題糾纏在一起,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改革也是。雖然隨著現代化的進程,資本日益重要,但是如今我們又必須面臨孫中山的“民生”學說的質問時,我們可以看到,金融問題是滲透進入土地問題之中,本身無須成為對立的考察物件,所以我們還是面對土地問題。

   之所以重新面臨民生問題,就是一百年來追求富強的運動,從土地和金融資本領域來看,拋棄了孫中山通過憲政框架共用全民共同努力所獲利益的安排,發展經濟只受益于權貴資本家。這些權貴資本家是寡頭政治的主人。

   從過去的歷史中可以看到,封建社會每一個朝代當出現官僚階層攫取了大多數財富和土地時,皇帝被迫和民眾就聯合起來,進行抑制和打擊,這就是歷代王朝抑制豪強運動。從中央政府對楊斌、周正毅等這樣一系列土地問題和金融資本問題纏繞的大案件的整治運動來看,可以看出一種傾向,那就是中央政府與社會底層結盟,高度重視民意,傾聽公眾的呼聲。

   而實際上對於中國社會底層,尤其是農民來說,政府級別越高,其權威性越大,中央政府還是代表他們的利益,例如《南方週末》12月11日的新聞《失地農民緣何敲鑼打鼓送檔?》報導的那樣,他們經常利用中央的政策檔來否定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的違法行為。在他們的心目之中,通過違反憲法和法律形式權力來謀取私利的一些地方政府以及官員和參與分贓的資本家一起形成的權貴資本家集團,是中央政府和他們共同要對付的對象。就像古往今來的無數國家昭示的那樣,寡頭與平民之爭是一切內政騷亂的根源。

   一些違法的地方政府對城市房屋和農村土地的拆遷和徵用造成社會底層重新陷入貧困,生活資料不足維護其基本生存狀況。城市居民最大的財產就是房屋,農村農民最大的依賴就是土地,違法拆遷和徵用就是把他們推向“無產者”。而古代歷史顯示如果還有大規模災難,例如金融危機、瘟疫,饑荒、旱災、洪水等發生,這樣大規模死亡發生以後,就有了大規模社會動亂。從中央政府對周正毅案件等的整治力度以及近來土地新政措施來看,土地拆遷和徵用問題已經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

   只有到了那些違憲的法規觸犯了社會底層的基本道德底線以後,人們才會意識到作為國家命令的法規背後還存在一個更高的高級法,這個高級法顯示了這些法規的不正義性。這個基本道德底線問題,也就是銘刻在人們內心的一種樸素的正義觀念。傳統社會的農民革命認為,在他們的生活水平已經低得不能再低的時候,保障最低生活的要求是正當,也是必需的,他們忍受剝削的極限是他們的生計有所保障。失去生活保障、生活水平下降到“安全線”以下,可能激起怨恨和抗議。這種樸素的正義觀念仍然在中國人的腦袋之內。

   現在這些樸素正義感,也就是寫在憲法關於基本權利的規定裏,那麼用憲法對各種惡法進行審查,並予以廢除,是目前比較好的道路。收容遣送的違憲審查路徑就是證明,2003年6月2日,對該行動,《紐約時報》指出,為了促進變革,大陸年輕知識份子多數採取了「體制內改革」的路徑,他們認為這是大陸最有希望、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政治改革道路。

   如果沒有正確的引導和順暢的途徑,當底層群體面對國家的威權,其抗爭的心理衝動因為壓抑和挫折而扭曲和畸變,在這種情況下,底層群體反抗的物件可能不再是國家,他們會將整個社會作為渲泄對象,指向無辜的其他民眾或同類弱者,甚至指向自己或家人。例如湖南張君案,石家莊蘄如超爆炸案、河南楊新海和黃勇案件都是指向無辜的其他民眾,安徽農民朱正亮在天安門金水橋前自焚和南京市翁彪自焚是指向自己。

   對於社會底層來說,目前違憲審查維權也是最有效的方式。與大多數人相對比而言,少數人常是以個體面目出現的,他們一直對自身權益沒有充分的認識,也沒有足夠的手段可以對抗多數人的歧視,因此他們本身很難改變“惡法”。法規是可以無數次重複使用的,所以從對法規進行違憲審查入手,也是最有效率的。違憲審查是大勢所趨,曾經有一段時間,風傳今年中央政府修憲要加入違憲審查制的規定。

   與激進的烏托邦知識份子不同,尚未走入絕境的社會底層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走溫和的、合法的抗爭之路,以前的抗爭是上訪、司法訴訟等,流血衝突事件較少。2003年7月14日,浙江省杭州機械工業學校退休教師劉進成發起、金奎喜律師等116人聯名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國務院和杭州市的“拆遷條例”進行違憲審查的建議。可以說對社會底層來說,這是新穎的方式,也是原來上訪、司法訴訟方式的延續。我認為他們的行動,有從知識份子發動的收容遣送制度違憲審查建議的行動處獲得鼓勵。

   《紐約時報》同時認為,那次知識份子的舉動是中國大陸首度出現以民間形式要求執行憲法中賦予的人權保障,與十四年前「六四」一代的激情相較,大陸當代知識份子多數選擇了「體制內改革」。如今知識份子不再是去煽動社會底層的道德義憤感,而是引導他們走向法治的道路。對如此知識份子和社會底層共振在一起,而且最高當局也是同盟,我看到了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洪流。
  
《新聞週刊》年終特刊「新民權行動」(//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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