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8日訊】新年伊始，大地春回，萬象更新。按中國的傳統老習慣，逢新歲即應說喜慶吉祥的話。豈料，正在辭舊迎新的年節之中，中國大陸廣受民間歡迎、正直敢言的新興日報《新京報》的正、副總編輯突遭中宣部撤職，引起報業員工罷工、怠工而引發的媒體大震撼，幾乎搶去了海內外媒體新年中國版面上的所有鋒頭，國際輿論和互聯網上只見一片聲討鞭撻之聲。

令人費解的是，中宣部爲什麽要選擇這樣的時機出此動作？誰能想到，新年伊始，北京當局本來非常在意的“中國形象”，竟然是以這樣一條登上國際大報端、被國際組織和媒體輿論稱爲“愚蠢、野蠻”的大新聞來迎接自己的2006新年的？！對於一位時事觀察者，這簡直是撞到眼前的厄運——新年流流，本來想說點喜慶話題，時局弄人，卻偏偏讓你甩不掉“中宣部”這碗早已變餿變味的“隔年飯”！

圍繞此次《新京報》事件，海內外媒體已經有許多評論。內行者稱：嚴密控制媒體和言論，此乃中宣部的常規作業，由江澤民到胡錦濤，一以貫之；其時機（年度交替）和手法（罪名莫須有與突然襲擊），都無甚新奇。——“新奇”的，倒是筆者注意到近來媒體、網路上某些“分析人士”爲此開解、下臺階的言論：什麽“中國大陸社會問題複雜，結構脆弱，禁不起一些媒體的過度報道”啊，“媒體要幫忙，不要添亂”啊，等等。我們且把這些論調——所謂“社會結構說”與“幫忙-添亂說”，放到今天中國的現實環境裏，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可疑性和欺騙性。

不錯，今天的中國大陸社會，確實“社會結構脆弱”而危機四伏。但是，這一“脆弱”是從哪里來的？是什麽結構性、制度性的因素造成的？或者反過來問：一個正常社會要維持結構穩定，需要具備哪些結構性、制度性的基本要素？按照現代政治學的觀點，一個社會的穩定，離不開這樣幾個結構性的支撐點：與法制權力相關的司法獨立機制；與行政權力相關的權力監督機制和權力制衡機制；與上述司法與行政權力相關——也就是與治理國家密切相關的下情上達和資訊通暢的民意反應機制。很顯然，這三種機制，在今天中國大陸社會，大都是尚未成型或者相當薄弱的。

近年來中國大陸社會腐敗橫行，貧富懸殊而民怨沸天，正是這樣三種機制都殘缺不全而造成的制度性結果。顯而易見，在當前這樣一種機制薄弱的情況下，穩妥可行的辦法是，首先建立和健全輿論監督的機制。新聞媒體的作用，在一定的條件下，可同時兼具上述的權力監督與權力制衡，以及維護司法獨立公正、反映民情民意的作用。

事實上，在過去幾年間，中國大陸在政府政策多年一邊倒地向經濟偏斜，而政治改革和道德建設幾乎完全交白卷的情況下，仍能夠維持一個令舉世矚目並相對穩定的發展態勢，大陸新聞媒體自身的長足進步，正在其中作出了最大的貢獻。資訊的逐漸通暢透明，及時促進下情上達與上情下達，社會情緒能夠隨時得到釋放和疏通，這是對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最大的“幫忙”，而絕不是“添亂”。“實際上，媒體承擔的社會功能不是太輕，而是已經過重了。”“精彩的人物不在商家、不是作家，而是做媒體。”這是筆者前幾年回國探訪時，在年輕同行中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正是爲了“建設和諧社會”和“社會穩定”與實現“可持續性發展”的長遠國策計，今天大陸新聞媒體已經逐漸形成的輿論監督功能、傳達疏通民意的功能，不但不能打壓、嚴控，還應該有一個更加寬鬆、寬泛的發展環境。

相反，如果媒體不辯善惡，只能成爲有權力人士（不管是“中央意圖”與“地方黨官”）的傳聲筒，逼得本來素質優良的新聞群體要麽關門換馬，要麽“逼良爲娼”或者拂袖而去，中國社會的持續穩定，就真是堪憂堪慮了。支點單一的所謂“党的一元化領導”，除了逃避不了“絕對權力造成的絕對腐敗”的定律以外，也一定逃脫不了蘇聯、東歐已經發生過的制度大崩盤、政治大雪崩現象，這，已經是被歷史反復證明了的。

稍稍追溯歷史，在上述那些貌似客觀、公允的“要幫忙，不要添亂”言論背後，其實仍舊擺脫不了中共從冷戰時代就形成的極權新聞觀——所謂“新聞就是宣傳”，新聞不能是“社會公器”而只能是“黨的喉舌”；新聞從業者要做“歌功頌德的‘歌德派’”，不能做“暴露黑暗的缺德派”……等等。這些觀念，從上個世紀五十、六十年代開始，就受到過胡風、鄧拓、劉賓雁等等正直知識份子的公開批評，這些直言知識份子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正是導致文革十年浩劫和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的一個前因；而文革浩劫與“六四”事件對中國社會發展與穩定造成的傷害，是有目共睹的，也是至今尚未平復的。——是時候了！爲了維護中國社會的清明、穩定與健康發展，是中共各級領導層扔掉冷戰時代的極權新聞觀，還新聞媒體以自由、寬鬆的環境的時候了！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