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7日訊】一、歷史上絕大多數革命沒有政黨領導
由於受毛澤東「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就不可能……」這些語錄的影響，一般的中國人，一提到革命，馬上就認為革命是由政黨領導的。要進行革命，就必須組織一個革命黨。因此，不管條件是不是允許，不管風險有多大，他們都把極大的注意力和精力花到努力組織政黨這方面去。
但是，事實上，從古希臘、古羅馬的歷次革命，到當代蘇聯東歐的一次革命——天鵝絨革命，包括中國歷史上湯、武革命以後的多次革命，絕大多數都是沒有政黨領導的。許多時候，即使已經建立了一些政黨，並且展開了活躍的政黨活動，但革命，仍然是自發的，沒有政黨領導的。例如俄國的1905年革命，當時有好幾個活躍的政黨，但革命一開始卻是由一個神父領導的，據說這個神父還是沙皇的密探。俄國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一個成功的民主革命，當時已經有各種活躍的政黨，如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的布爾什維克、孟爾什維克，等等。但革命卻是由於莫斯科市民因為糧食等問題，產生饑民暴動，突然自發發生的，沒有一個政黨領導了這次革命。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和波蘭事件，也可以說不是由政黨領導的，而革命的敵人，恰恰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蘇聯的天鵝絨革命即1991年的8•19革命，當時戈巴契夫提倡新思維，開放黨禁，產生了大量政黨，但是，革命仍然不是由政黨領導，而是由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民選總統葉利欽領導。
相反，共產黨的革命，例如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的十月革命，中國革命，都是由政黨領導的，但這種革命恰恰不是進步的革命，而是反動的革命。
當然，也有的革命，是進步的，由進步的政黨領導，例如中國的辛亥革命，當代菲律賓及印尼革命，原共產黨國家崩潰後，近年來產生的二次革命即顏色革命，等等。
所以，革命有沒有政黨領導，並無一定之規。毛澤東的說法，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
即使中國的農民起義，在非常專制的秦皇朝，就不是先形成組織，才開始起義。而是在沒有任何組織的條件下，由一個偶然的機會，由陳勝吳廣領導揭竿而起，迅速形成燎原大火，埋葬秦皇朝。後來漢朝比秦皇朝寬鬆，就有先產生組織，再進行起義的可能。但西漢末年（王莽新朝）的赤眉、綠林起義，仍然是集合饑民，揭竿而起。到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等等，就有先形成組織，再進行起義的情況。不過這時的組織，往往用某種宗教、信仰色彩來掩蓋，並且在以後形成某種普遍的模式，及到白蓮教和太平天國。
大致上，中國的農民起義、農民革命、和反叛形式，都是幾種形式：或揭竿而起的形式，或江湖幫派、幫會甚至盜匪形式，或以宗教、信仰色彩作掩護的組織形式，或以地方政權、地方勢力反叛起義的形式，都是這些形式的單獨運用或者綜合運用。
現代政黨是國際民主制度的產物。在英國等實行議會民主制的過程中間，才產生政黨，然後，其他國家才加以仿效，也建立政黨，然後政黨才在革命中間起作用。因此，及到英國1640年代的清教革命、1688年不流血的暴力革命光榮革命、美國革命即獨立戰爭，等等的民主革命，以及後來法國大革命的初期，由政黨來領導的革命形式，都還沒有產生。1688年英國的不流血暴力革命——光榮革命，才開始產生輝格黨和托利黨等現在看起來僅僅是議會派別的准政黨，他們才在光榮革命中起到一定作用。美國的政黨政治，及到1796年第三屆總統選舉才產生。以後又幾經變化，舊黨瓦解，新黨產生，歷經幾個兩黨制格局。1824年總統選舉後建立民主黨，1854年建立共和黨。才形成延續到現在的民主共和兩黨制格局。並且有些方面，看起來好像翻了個個兒。原來民主黨是個老黨，傾向支持奴隸制，共和黨是新黨，因反對奴隸制而產生，現在卻反過來，民主黨被認為傾向窮人和黑人等有色人種，共和黨則相反。
因此，由政黨領導的革命形式，是近代和當代的產物。法國大革命進行到一定階段，才產生雅各賓派（雅各賓俱樂部），山嶽黨等有點類似後來准政黨（但仍然不是政黨）的組織形式。大致上，1848年以後的革命中，才產生政黨對革命的領導作用等問題。
但是，即使20世紀的共產革命（實質是反革命）等由政黨領導的革命成為普遍形式以後，沒有政黨領導的革命，仍然是一種同樣的、相當普遍的形式。尤其是在特別專制的共產黨國家，由於特別專制，不允許任何反對黨存在，不可能組織反對派政黨，不可能在矛盾不太尖銳時，就利用政黨這種強大的組織力量，來進行社會鬥爭，調整社會矛盾。因此直到社會矛盾空前尖銳時，矛盾才突然爆發，共產黨政權突然崩潰，才產生沒有政黨領導的當代的天鵝絨革命等革命。
二、在特別專制的條件下組織反對黨非常困難甚至不可能
組織的力量當然是巨大的，有組織的一百人，往往抵過沒有組織的幾千人、一萬人、甚至十萬人。只要條件允許，我們當然要努力組織政黨，來從事民主事業，包括革命。但是，在共產黨、納粹黨等各種極端專制的社會主義政黨、法西斯政黨統治的條件下，或者在其他極端專制的條件下，卻不見得有可能組織政黨，來領導革命。
就筆者說來，自從投入民主運動的那一天起，就都是非常重視組織和政黨問題。儘管這是非常敏感非常危險的話題，但1973年的《反對特權》一文，和後來的有關文章，我仍然用專門的章節來論述政黨問題。包括取消共產黨，以及實行多黨制等等的主張。並且多少年來，一直努力討論或者嘗試組織反對黨。然而，對共產黨一黨專制條件下，對組織政黨的可能性，迄今仍然持比較悲觀的看法。
1973年，經過多年研究，我寫了長文《反對特權》，以後不久，我對有的杭州朋友偷偷描繪未來民主革命和共產黨統治崩潰的可能過程，認為未來將經過兩次以上的大規模社會衝突。第一次衝突將是突然發生的，將造成僵化社會一定程度的鬆動，爭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使人們開始反對特權專制制度，同情反對派，並有可能得到某種程度的組織結社自由。第二次衝突有可能使共產黨統治崩潰，實現民主。當時我還認為，經過文化革命，中國人提高了對特權專制的認識，中國有可能先於東歐國家實現民主。但這最後一點估計，顯然由於八九民運六四鎮壓這種特殊情況而失准。八九民運改變了東歐和世界，卻沒有能改變中國自己的專制制度。
1974年下半年以後，我根據浙江老百姓反對翁森鶴等鬥爭經驗，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貼出的大字報和給朋友的信件中，多次表示和論述，認為未來反對官僚專制的鬥爭，將會採取浙江人民反對新官僚的形式，即突發事件的形式。認為：「浙江人民對浙江新官僚及其後臺的刻骨仇恨和反抗，就是全國人民今後對新官僚們必然會採取的態度和形式。」（《關於理論問題的問答》）。當時的突發事件，就是杭州老百姓突然上街，街道上人山人海，抗議、反對甚至圍攻官方的「民兵指揮部」。（與此同時，全省各地老百姓以簡陋武器擊敗官方和軍隊支持的民兵指揮部，佔領全省絕大多數縣、市。但我指的浙江形式，主要指的是杭州形式，不過也包含條件成熟時的全省形式。）
這種突發事件，現在中共也稱群體事件，也就是群眾突然聚集，反抗當局的形式。這也就是一種沒有政黨領導的形式。
1979年以後的民主牆時期，因為我和廣州李一哲是四五運動以前，最早從事民運、並造成全國性影響的兩個案子，所以各地來找我們的人比較多。我對許多朋友談到組織和政黨問題，認為組織是把分散的力量聚集聯合起來，形成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與分散的人相比，組織的力量要大許多倍。但是，在共產黨特別專制的條件下，形成組織，特別是形成大的完善的組織和政黨，非常困難，甚至不可能。你可以形成密謀小組和其他小的組織，但根據統計學原理和實際經驗，你這種組織稍微大一點，就很快會被中共發現並且取締。然而，不能形成組織力量，並不表示社會就不可能變化，革命不可能發生。社會的變化取決於各種對立的社會力量的力量對比。專制統治當局只是把他們拘束社會，阻止社會前進的壓力大大增加，從而把社會變革的時間大大延遲，變革所需要的矛盾尖銳激烈程度大大增加而已。矛盾總會逐步積累，逐步激化，分散的力量也有可能超過有組織的力量，一旦社會的內部壓力超過專制統治當局拘束壓迫社會的壓力，前進壓力超過中共阻力，社會就會爆炸，就會決堤，就會產生類似1974年浙江事件、四五運動以及波蘭事件那樣的突發事件或革命。
民主牆時期，組党問題其實一直是一個大家非常關心、往往私下討論的問題。1980年王希哲等人的甘家口會議，事先有朋友跟我談到組黨問題，我認為條件不成熟。甘家口會議以後，王希哲到南京向我介紹過會議討論情況，會議也是認為條件不成熟。我被捕以後，堅持對我的拘捕為非法，拒絕簽字及回答一切問題。後來當局換上1979年曾經辦理為我平反案件，因此一定程度成為朋友的公安人員來辦案，緩和矛盾。說別的人都已經交待了，我們不需要你交待，但需要核實有關你的問題。我回答：核實我個人的事情，可以，但不得涉及他人。所以當他們問及甘家口會議王希哲到南京向我介紹情況時，我一口否認有這回事情，說大概王希哲記錯了。問及其他人與我談論組黨問題是，我也是一口否認。我的經辦人員當時確實有一種為我脫罪的心情，因為對我的拘捕實際上也是對他們平反的否定，所以見我一再錯過不主張組黨之類脫罪機會，常流露出失望表情，在當時，組黨是當局的絕對禁忌，是個大罪，你脫罪，有可能牽涉別人加罪。
總之，到1981年，搞組織，尤其是組黨，仍然是一種完全的、一定判刑的大禁忌。
三、中國民主黨及其它反對派組織的經驗和教訓
1989年的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事件，使全國老百姓都站到中共的對立面，反對中共，社會大幅度鬆動，形成反對派組織的可能性和規模，都大大增加。但是，形成反對派組織，包括獨立工會，獨立農會，政黨等等的可能性，仍然很小，非常困難。
1996年我和王有才等浙江朋友談到組党問題，大家也仍然認為條件不成熟。但其後大家在向這方面努力。尤其是王有才，作了很多努力，以致浙江公安千方百計阻止我與王有才見面，我到杭州，只要打電話與王有才聯繫見面，公安馬上就出面阻止，把我送回南京，說王有才正在做很不好的事情。1998年我出國前到浙江，當局嚴格限制，在我一再堅決堅持下，當局才同意我與王有才及聚集在王有才家的浙江朋友見面，但必須由公安人員陪同。就這樣在公安監控陪同下，我與浙江朋友見個面。在這種情況下，大家當然不好說什麼，浙江朋友只說了浙江在海外沒有人，委託我到海外後代表浙江朋友。這一切，都可見中共當局對組織尤其組黨活動控制的嚴厲之一斑。
浙江民主黨籌委會利用了當時相對較為寬鬆的條件，並且利用了克林頓總統訪華，當局不便大肆鎮壓的時機成立，確實是一個勇敢而又當機立斷的決定。我是民主黨海外發言人。當時海內外互相配合，把組黨事情輿論造大，對中共黨禁確實起到相當的衝擊作用。但是，如果沒有當時浙江省包括浙江公安機關內部，以及中共中央內部比較開明的勢力同情甚至相當程度地支持浙江民主黨籌委會，浙江民主黨當時的堅持和輿論的擴大，仍然是不可能的。自從1978年四五運動平反和民主牆初期以後，也即自民主牆被鎮壓以後，什麼時候出現過中共與中國政治反對派「良性互動」的苗頭，那麼，可以說，這是第一次。但可惜，這僅僅是一點苗頭，並且很快被中共保守派扼殺了，而反對派內部某些不顧大局左右搖擺急功近利的人士，則起到了協助扼殺破壞的輔助作用。
對中國民主黨的鎮壓，中共採取了強力打壓和內部滲透相結合的辦法。根據實際經驗，一般說來，中共對國內的反對派組織，往往只要經過兩次大的打壓，把重要的真反對派人士抓進監獄，把他們的人推上重要位置，一般就可以基本上控制該反對派組織。對中發聯這樣的牛皮泡沫組織，甚至只經過一次打壓，抓了彭明一個人，就幾乎完全控制了該組織。
中國民主黨的另一個教訓，一開始曾經被很多人認為是優點。這就是一開始組織的民主黨僅僅是浙江籌委會，其他省市，海內外任何人都有權自己組建民主黨組織，結果形成民主黨沒有組織上對敵對力量和流氓等破壞力量混入的自我防護能力，造成秩序混亂，糾紛不斷。在專制制度條件下，任何組織上沒有自我防護能力的組織，都不可能抵擋專制者的破壞、瓦解和篡奪、控制。
至於海外政治反對派政治組織海外民運，由於一開始就落入中共圈套，中共又由國家力量支持，用地下力量控制了中文媒體，僑界。在過去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民運被打敗，瓦解。也敗得很慘。並且許多年來，海外堅持從事民主事業的朋友進行了頑強的努力，企圖重新集結力量，重組真正的反對派隊伍，但這些努力幾乎完全失敗了。筆者本人，出國八年來，除了謀生，大部分精力，也花在這方面，一直希望努力組建一個真反對派的隊伍，但根本組建不起來。近來我們一些朋友總結教訓，認為根據長期經驗，組建這樣的隊伍不大可能。在一個我們被打敗被敵人控制的戰場上，要集合組織一支強大的隊伍，可能性很小。因此認為我們應該採取另外的合適辦法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
當然也有另外比較成功的經驗，例如法輪功，到目前為止，還是比較成功的。這是中國歷史上利用宗教及其它信仰組織成功經驗的繼續。
但這裏的問題是，政治反對派民運組織無法學，因為：第一、民主政治組織不應該是信仰組織，除非你把自己變為非民主的政治組織。第二、民主政治組織考慮的是全社會，應該代表全社會的公共利益，必須對所有信仰組織和非信仰組織一視同仁，平等對待。民主政治組織應該支援所有信仰組織的信仰自由和人權，無論他們是法輪功、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還是別的宗教、別的信仰，或者是無神論、以及其他非宗教的信仰組織，或是沒有信仰的組織，都必須一視同仁，不能融合於任何一個信仰或者非信仰組織。民主政治組織應該和法輪功等一切受到傷害、遭到迫害的組織團結合作，共同奮戰，但又不能取消自己，融合於這些組織中的任何一個。第三、民主政治組織不能設立教主或其他類似教主，依靠信仰力量保持，因而中共地下勢力難以攻擊打倒的領袖人物，來保持組織的統一和運作。
同時，民運也曾經有過似乎非常強大的時期，當時的勢頭，尤其是人數，超過現在的法輪功，盛況延續時間也比法輪功受鎮壓以後到今天的時間長。人們還沒有把握說法輪功的結果一定好過民運。民運的失敗教訓及經歷，法輪功現在還沒有經歷，他們的許多思想和看法，都與民運全盛時期民運人士的看法類似，雖然這些朋友與全盛時期的民運朋友一樣，非常自信，不相信民運人士的經驗之談，但在我們過來人看來，這些民運的教訓，非常值得他們還沒有過來的朋友們借鑒。但願他們不要重複民運的這種教訓。
毫無疑問，我們還將頑強進行重新集結力量，進行重組真正政治反對派組織的嘗試和努力，而且經過這些年的努力，雖然我們人財兩缺，極端困難，但我們對政治反對派隊伍的敵我陣線已經有一個基本的認識，為未來的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不過，在目前情況下，除非你願意充當中共假「民運隊伍」的陪襯，否則，近期內我們還看不到形成這樣的真反對派隊伍的可能。中共當然有力量很快形成他們的假反對派隊伍，他們的隊伍本來就是有統一領導的。這兩年來，我們也盡可能為他們讓出通道，不加阻止，以便促使他們形成統一的假反對派組織。因為這符合我們清濁分流的原則，有利於分清陣線，在假反對派隊伍的壓力下，迫使真反對派集結形成隊伍。但中共地下勢力嘗試的結果，最後他們仍然沒有上當，因為發現如果沒有真反對派當陪襯，他們的統一組織很快暴露，不僅不能達到目的，相反卻可能造成重大損失，例如像正義黨這樣把上海多少年積聚的地下勢力大部損失的局面。而真反對派一般也不願意當他們的陪襯，因此目前這樣的狀況還會在一段時間內繼續。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更加認真地研究在沒有真反對派統一組織領導的情況下，推進民主革命的道路和辦法。（待續）
2006-1-10日
轉自《網路文摘》(//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