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自由――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之魂

袁紅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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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6日訊】

引言

民族的歷史本質上是民族文化史;人類歷史的意義在於文化創生的過程。民族文化凋殘了,民族歷史就隨之消失;文化的過程湮滅了,人就淪落為意義之外的存在。

中國文化曾經的神韻早已在現實中香銷玉隕。更令鐵石之心亦會為之悲愴欲裂之處在於,對中國文化的戀情正如漫天黃葉,從現代中國人渴望物欲的心靈間飄散。而中國形形色色的文化失敗主義者則試圖把中國文化變作枯死的太陽,放入鐵鑄的棺橔,埋葬在荒涼的歷史地平線下。

國土淪喪了,還可以奪回;主權破碎了,還可以重建。如果民族文化被冷酷無情地埋葬,中華民族將魂飛魄散;中華民族作為輝煌的文化現象,將被歷史遺忘,而且那遺忘間甚至沒有悲歎,只有輕蔑。

值此中國文化命運兇險難測之際,值此中華民族文化危機日益深重之時,我,一個中國文化之子,一個自由的心靈,向蒼天和大地呼喚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以自由的名義。

一、理解自由

理解自由,是理解生命的前提,是理解文化命運的前提。

理解自由,是最高貴的精神祈禱,是探討與人性有關的重大課題前必須舉行的神聖的思想儀式。

人是生命的悲劇,自由則賜予生命悲劇以意義。

自由屬於絕對價值的範疇。無限不配象徵自由,因為,它與有限相對應而存在;永恆也沒有資格隱喻自由,因為,它與瞬間相對應而存在。唯有超越永恆與無限者,才能達到絕對的範疇,才可能成為自由。

思想起自於心靈;思想的終極目標在於超越永恆和無限,為生命創造生存的精神理由。所以,思想由於超越永恆和無限成為通往自由的天橋,而思想著的生命才是自由的可能。

但是,人,這心靈的奇跡,這自由的可能,卻被命運囚禁於有限的生命形式之內,成為相對的存在。超越永恆者,“瞬間”之後便湮滅於虛無;超越無限者,同時,又是“有限”所奴役的死囚――這正構成了生命悲劇的終極原因。

人因心靈而獲得追求意義的能力,並在追求意義中昇華為精神的存在。自由便是供奉在人性之巔的意義之王,自由便是意義的極致。泯滅了對自由的熱戀,人的心就同冰冷的頑石毫無二致;喪失了理解自由的能力,人就墮落為意義之外的存在。正是自由的召喚,使人告別卑微的物性。

人生而不自由――物性世界中的重重宿命,以及物性宿命的社會形態,都是束縛心靈的枷鎖。任何宿命都試圖用奴性之鞭馴化生命,如果生命意味著奴性,而歷史意味著奴隸的悲歌,人這個概念便是一個失敗。

只有聽從自由信念的召喚,生命才敢於蔑視物性的戒律,掙脫宿命的鐵鏈,創造屬於自由人的命運。生命由此成為超越奴性的獨立的精神,成為超越宿命的思想的存在――人因自由而高貴。

追求在豪華的物欲中腐爛,還是追求道德的理想――這是生命悲劇中的永恆之問。

沉溺於有限物性的生命必然把個體物性存在視為絕對真理。由此,生命由於物性化而絕對私欲化。生命一旦絕對私欲,道德之花便在心靈間凋殘。喪失道德的心靈,是腐臭陰暗的叢林,只有私欲的蛇群在其中尋覓物欲的腐屍。

理解無限與永恆之上的自由,才能厭倦有限的物性;熱戀與高貴的精神意境同在的自由,物欲誘惑的魅力才會枯萎。走出物欲俗豔的陰影,生命才會獲得欣賞道德之美的靈性。通向自由的路與通向美德的路原本是同一條。人因自由而成為道德的存在。

真理是思想的永恆主題,自由則是思想起點與歸宿的重迭。在生命意義的哲學範疇內,不以自由為圖騰的思想同真理無關;思想的天性在於自由。所以,只有不受宿命的鐵律限制的思想過程中,真理才會如夏夜滿天的繁星,燦爛升起。思想受到壓抑的時刻,真理的群星黯淡;思想被囚禁的時刻,真理同自由一起悲泣;思想被殘殺的時刻,真理便已經死去。

人依賴自由的思想,才能與真理同在;人只有站在真理之巔,才能親吻自由。

撕裂有限的生命存在形式的桎梏,超越無限與永恆,成為自由人――這是人心底裏最深沉而熾烈的願望。然而,有限物性的生命存在形式一旦破裂,心靈便飄散為虛無;人類只能以精神的過程――文化意境,作為理解和實現自由的最終方式。

一切與人的美化和強化一致的文化運動,都必然有一顆嚮往自由的心。因為,唯有自由才能使人棄絕奴性,唯有自由才能使人高貴,唯有自由才能使生命與美德同在,唯有自由才是真理的創造者,唯有自由才能使心靈如永不停息的浩蕩春風,在命運的曠野上,播撒超越宿命的希望。

心靈崇尚自由,現象世界中的種種宿命卻又總要束縛思想。人類文化的歷史進程因此成為自由的心靈同自然和社會的宿命慘烈搏戰的廣闊原野。自由在文化領域內的凱旋,總預言著人類社會的重大進步;自由在文化領域的失敗,也必然導致黑暗的社會歷史過程。

中國正處於自由心靈的聖火被撲滅的黑暗之中;中國文化的命運正如終身苦役犯的足跡,在絕望的黑暗中踏出通向死亡之路。

中國文化是如何失去了屬於自己的自由之魂?

二、中國文化失敗之路

遠古大荒時的一日,太陽正沐浴於東海峻峭的波濤間。一道金色命運的雷電驟然撕裂亙古之寂靜,從九天之上飛降而下,擊中了太陽熾烈的心。那一擊熔金流霞,那一擊震撼天地。太陽不禁向雷電棲息的高處仰視,而太陽之魂早已乘萬里長風,湧過大平原,掠過大林莽,飛越壁立千仞之群峰,最後達於九天之巔。在崇高的極致之處,巍巍昆侖冰峰呈現出聖潔的姿容。

在太陽熱戀的注視中,昆侖冰峰流光溢彩,如金色聖火;昆侖冰峰那朝陽都必須仰視的至美間,湧出兩道淚水的波濤,沖決崇山峻嶺,直奔東海。這淚水的波濤左為大河,右為長江。
於是,在大河長江之間,昆侖至東海之際,由太陽和聖潔冰峰的萬古一戀,孕育出屬於金色種族的東方文化。

任何文化都以神話作為其最初的神韻。中華文化最初的神韻間,便顯示出創造偉大歷史命運的文化才會具有的自由人性的魅力。從女媧補天,到精衛填海;從夸父追日到猛志刑天,無不在向人類講述關於自由的真理――自由就是對宿命的抗爭和超越。而《詩經》則處處流溢出自由人性詩化後的千姿百態之美。

天王式微,諸侯崛起――正是春秋戰國。統一的天王之權被眾多諸侯王之權撕裂,而專制政治的巨大裂隙,恰好給自由思想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於是,海闊天空之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豐饒的思想如熾烈的熔岩噴薄而出,形成一座座精神的奇峰峻嶺。僅僅是生存於專制裂隙間的思想自由,就可以創造出慶典式的精神凱旋。可見中華文化具有何等輝煌的生命活力。

專制是獸群本能的管理原則在人間的延伸。獸群只要共性,不要個性;只要物性生存,不要精神意境。專制只適用於精神之下的群體的生存。

專制,這種獸群的管理原則在人間衍生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專制只直接作用於行為;第二種類型,專制邏輯不僅要束縛行為,而且直接摧殘精神,並把思想當作奴隸。第二類型的專制,或者體現為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或者體現為世俗的絕對精神統治。

宋朝之前,除秦朝和漢武帝時期等特殊情況下曾實施絕對精神統治之外,專制邏輯一般還沒有達到絕對束縛思想的程度。儘管專制總會在精神領域投下不自由的陰影,但是只要心靈還沒有被專制絕對控制,相對的思想自由便可以創造出屬於偉大文化的歷史。

歷史命運的過程總是高下相傾,峰穀相接。由遠古的太陽用熱戀在昆侖冰峰上點燃的文化聖火,於胸懷博大的盛唐迎來達到蒼穹之巔的榮耀。長安物華天寶,成為世界文化的聖地。西方白骨映日的萬里大漠戈壁,東方大海的狂潮怒濤,南方長蛇怪獸出沒有的大林莽,都不能阻止文化朝聖者的意志。一時之間,中華文化國色天香,風華絕代,美冠萬邦――僅此足以風流千古。

中國文化衰敗的命運起自於宋明之際。

“宋明之際,程朱理學的出現標誌著儒學終於受到了最徹底的符合專制政治要求的洗禮,但那是污水的洗禮,它不能使儒學淨化。從此之後,專制政治與儒學便結成了鐵鑄的政治同盟。儒學以崛起於最原始的血緣倫理中的道德說教,為專制政治的合法性進行辯護;專制政治則用鐵與血的方式為儒學鑄造思想之聖的王冠。

“儒學與專制政治的最初結合,構築起將令中國命運黯然失色的思想地獄。在這個思想地獄中,只承認一次思想的日出,而且是千年之前的日出,儒學之後,不再允許有思想的朝霞,以浴血屠刀的名義不允許;在這個思想地獄中,源自春秋戰國時代的自由思想的原則被囚禁,成為終身苦役犯,而一批又一批試圖繼續自由思想者受到嚴酷摧殘,他們枯萎了,他們凋零了,隨著他們死去的是一個民族對真理的追求和對創造性思維的熱戀。

“任何展開偉大歷史命運的時代,都要以真理作為先導,都要以精神的創造力作為基石。同時,只有自由思想的過程中,真理的星辰才會升起,精神創造力的鋒刃才會燦爛如銀。儒學高踞於思想之聖和終極真理的王座上,運用專制的鐵手,埋葬了自由思想的可能,窒息了民族精神的激情,它實際上也就埋葬了、窒息了中國獲得偉大歷史命運垂愛的可能。”

儒學的盛典,實際上是專制政治對文化的謀殺。它意味著,專制對人性的壓抑和桎梏,由行為的領域,進入精神的領域;儒學從此將以精神暴君的名義,在心靈的範疇內追殺一切自由思想的可能。任何學說,即便是真理,一旦獲得終極真理的皇冠,獲得裁判思想的權威,它便立即淪落為真理的叛徒,和思想的行刑者。

民族現實命運的失敗,總能在其文化中找到失敗的預言。中國近代史上承受的失敗,首先是屬於中國文化的。因為,文化創造民族人格,而民族人格是民族歷史命運的雕刻者。偉大的人格雕刻輝煌的歷史,墮落人格雕刻失敗的命運。

失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失敗摧毀了再創光榮命運的自信與意志。人被迫交出思想權利時,文化就開始死亡;人放棄了創造性思維的意志時,死去的文化就喪失了復興的可能。屬於中國文化和中國命運的大悲哀正在于,近現代的中國文人整體上喪失了以創造性思維開拓民族命運之路的自信與意志,而作思想乞丐,向外部世界乞討真理卻蔚然成風――近現代中國文人愧對具有偉大文化創造力的祖先。

對於創造過東方文化絕代之美的中國文化,作真理的乞討者乃是不能接受的侮辱,即便真能乞討到真理,中國文化之魂也早隨漫天秋風飄散。就在喪魂失魄的文化失敗主義大背景下,經過重重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綜合作用,歷史把最具屈辱性的結果拋給了被文人整體出賣的中國――一個死去百年的德國文人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竟然在屠刀的護衛下,登上了絕對真理的王座;文化輝煌五千年的中國,竟然要如卑賤的奴隸,在這個德國理論前三呼萬歲。

文化失敗主義用思想的乞討,最終為中國乞討到馬克思主義。由此,精神的絕對統治又一次同專制政治結成鐵血同盟。不過,此次的鐵血同盟與宋朝儒學被奉為國學之事,至少有如下幾項可悲的不同。

其一,宋朝時,是起自中國文化的一項顯學被賦予精神專制的權威,儘管精神專制阻卻了文化隨自由人性發展的可能,但專制權杖上畢竟雕刻著中國文化過去的神韻。現代中國精神專制的暴君卻是來自德國文化的理論。現代中國實質上已經淪為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殖民地,中國人都是精神的亡國奴,而中國文化的祖國隨之淪喪;中國文化變成了沒有故鄉的孤魂野鬼。

其二,縱觀人類發展史,可以確認,現代中國的精神專制達到了極致。其屠戮自由人性的兇殘暴虐,其壓抑思想自由的冷酷無情,其摧殘文化精神的血腥鐵腕,決非迄宋至清歷朝可比。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或許在於,暴君在他佔領的殖民地上總會表現出極端的獸性。

其三,儒學被奉為國學之前,經過了千年歷史的錘煉。一代又一代儒學思想大師用謙遜的智慧,將儒學培養成蘊涵高貴文化精神的價值體系。儒學被加冕為國學,意味著其走上了精神暴君的命運之路。但是無論如何,儒學以絕對真理的名義,摧殘思想,扼殺自由人性之時,其所蘊涵的高貴文化精神,卻又總能在民族的心靈間,隱隱留下幾分對文化之美的嚮往。馬克思主義卻是中國的思想乞丐們從西方乞討來的最違背人性的“真理”。馬克思主義是仇恨和政治暴力的理論詠歎調,它允諾人們可以在理想主義的旗幟下,任意發洩政治獸性;馬克思主義是拜物教,它把人,把精神最終歸結為物質,把人類社會命運置於不可更改的物性規律的陰影之下,人因此成為物性宿命的卑微的奴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都通過絕對的精神統治,把人性變成獸性,把精神貶低為物欲,把自由的生命變成服從宿命和強權的奴僕,把人的心靈變成文化的荒漠。

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的精神統治,正在使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中國從世界上消失。因為,承載中國文化的中國民族人格,已經遠離了高貴的文化精神;因為,承載中國文化的中國人的心靈,早已開始在卑俗的物欲和下賤的奴性中腐爛。

三、中國文化正處於從未有過的危機之中

精神專制的鐵手仍然緊扼思想的咽喉,中國文化因無法自由的思想而瀕臨死亡。但是,中國茫茫的人海間竟少有人為文化的命運焦慮或悲愴。難道中國人物化的心徹底喪失了嚮往文化的能力?難道在中國文化死去之前,中國人的心已經首先死去了?

除了對中國文化命運的冷漠之外,更有人斷言,中國文化作為大河文化的殘跡,無法逃脫必定消亡的宿命;亦有人宣稱,唯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拯救因中國文化的衰亡而迷失的現代中國人的心。所有作出這種斷言和宣稱的人中,最專斷和最亢奮的,定然是原來屬於中國的文人。中國文化失敗主義思潮如決堤的長江洪水,肆意汪洋;貶低輕賤中國文化,也似露臀溝的低腰褲一樣,成為某些中國文人間流行的思想時尚。

斷言中國文化必定消亡的理論中,現代版的地理決定論是為經典。關於此種理論,我早有評論,現錄如左:

“民族失敗意識說,中國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是中華文明近代衰落的必然原因。

“如果說地理環境在文明發生的初期對人類命運發生過巨大的制約作用,那麼,隨著人類科學與智慧的發展,地理環境越來越失去它的天然限制作用,而成為人類自主創造的舞臺。而且歐亞大陸東部的這片土地,乃是秀麗與奔放並存,博大與優美同在,遼闊與豐饒一致的壯麗山河。這是命運賜給中華民族的多麼寶貴的財富。它給中華民族為人類歷史做出具有世界意義的貢獻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誰有權力要讓如此壯麗的山河為人的墮落負責!那些以生在中國的自然環境中而感到悲哀的人們,實在是辜負了這片土地。

“為人的失敗負責的只能是人本身。把近代的失敗和現代的落後無可奈何地歸罪於地理劣勢,歸罪於大陸文明乃是民族失敗意識最醜陋的思想結論之一,是比歷史的墮落更加觸目驚心的現代墮落。

“據說,英國歷史學家湯比因計算過,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二十一種文明,其中十四種已經絕跡,六種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臘文明轉化成了現代工業文明。於是,有的中國文人就據此告訴我們,中華文明即使衰落了我們也不必哀傷,因為,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大河流域文明無一例外地都衰落了。

“這是多麼冷漠的理性,冷漠得只有冬日陰雲的寒意,而沒有鮮血的氣息,沒有生命的尊嚴感。我們是應當按照這種陰冷的理性承認中華文明之星必將宿命地隕落,還是應當在雄渾的歷史感和民族感的基礎上尋求中國文化精神的復興之路!”

試圖用基督文明取代中國文化,把“神州”變為“上帝之洲”的思想衝動,是中國文化失敗主義思潮種崛起的另一個浪峰。在對此種思想衝動作出評論之前,且讓我們回顧基督教的命運。

古羅馬帝國統治華麗而沉重的陰影下,人民的苦難像野草一樣生長。初生的基督教則引導苦難者走上心靈救贖之路。羅馬貴族視基督教徒為異教徒;基督教徒的血淚浸透了那一頁羅馬史。不過,悲愴的歷史卻也是一首人性的史詩,史詩告訴世界,暴虐的強權無法摧毀心靈中的信念。

最初的悲慘過去之後,基督教成為國教,並進而與世俗專制權力結合在一起,形成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或許全能的上帝也沒有想到,基督教,這個悲憫天下,為苦難者提供精神慰籍的救贖者,只由於獲得精神專制的權威,就會變成暴君。正是這個暴君用基督教的思想專制,造成了中世紀千年黑暗。那是無數在火刑柱上燃燒的異教徒的身體也難以照亮的黑暗。而地中海文化曾經的輝煌,也在這囚禁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黑暗中,黯然湮滅。

此點,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的命運表現出可悲的相似――都在文化發展的某個巔峰時期,突然墜入絕對精神專制的思想地獄中。不同之處只在於,中國的絕對精神專制以“國學”的名義實施,歐洲的思想地獄是以“國教”的名義囚禁自由人性。

然而,歐洲比中國幸運。由於宗教與世俗權力結成的婚姻是不完滿的,自由思想的努力終於在教權和王權的衝突中找到生存的時-空,並最終發展成一場思想大自由運動――文藝復興。

思想一旦如奴隸大起義般推倒精神專制的王座,成為自由人,就會為人類精神開拓出生機盎然、花海千里的文化原野。符合人性的自由文化乃是社會人性發展的根本動力,而高度人性化的社會必然會釋放出生命的巨大潛能,從而推動社會的全面發展。

歐洲的近代史,就是文藝復興運動中湧現的自由人性,以及與自由人性同在的文化精神,共同創造偉大歷史命運的進程。基督教在這一進程中被迫放棄了絕對的精神統治權,又主動通過宗教改革,與自由人性妥協,回到了宗教信仰應當佔據的位置――包括宗教信仰在內的所有關於生命哲學的真理,都只應當以精神的魅力召喚人,誘惑人,而無權以國家強制力迫使人接受。

同歐洲相比,中國是不幸的。在歐洲以“文藝復興”的名義獲得文化自由,並因自由的文化而狂飆突進式地全面發展時,中國社會卻繼續在精神絕對專制造成的民族思想貧乏的暗夜中蹣跚而行。儒學與專制權力結成的婚姻,遠比基督教同專制權力的婚姻完滿,而這種完滿的婚姻幾乎窒息了思想對自由的全部戀情。

更令乾裂的頑石都會為之垂淚的是,辛亥革命摧碎了儒學與專制的婚誓之後,命運給予中國的並不是文化的自由,卻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酷而兇殘的精神專制。這種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實施的精神專制之下,中國文化之根正在被掘斷,從人的心裏掘斷。中國命運的全部悲劇根本上在於,也只在於,中國人喪失了自由思想的空間――沒有思想自由的地方,便不會有高貴的文化精神,不會有光榮的歷史命運。

沉重的討論至此應當可以得出結論。

歐洲文化近現代盛裝舞步式的勝利行進,與中國文化近現代的黯然衰落,與文化本身的內涵並不直接相關,而是由文化的歷史命運所決定。凡有自由思想的空間,即使是相對自由的思想空間的時期,無論歐洲文化,還是中國文化都會因思想的豐饒,創造出與人性一致的精神價值;絕對思想專制時期,無論歐洲文化,還是中國文化都會成為墓穴中的黑暗之夢。只不過,歐洲文化已經獲得自由,中國文化仍然在渴望自由。

以基督教文化近現代的成功為根據,就斷言其優於並應當取代中國文化的理論;以中國文化近現代的衰敗為根據,就斷言“海洋文明”一定優於,並應當取代中國文化――這都是由於對文化命運缺乏烈焰焚心的痛苦般真切的理解所產生的謬誤。

中國文化因喪失思想自由而衰敗,也將因爭取並獲得思想自由而復興。

聲稱基督教文化必將完全覆蓋中國人的心靈,同試圖埋葬中國文化沒有兩樣;欲將“神州”變成“上帝之洲”,乃是古宗教戰爭號角的現代回聲。

雖然中國文化復興無法,也不會拒絕包括基督教文化在內的一切符合人性的文化模式,但是,任何欲用一種外來文化模式統一中國人精神的努力,都會是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必須清除的障礙。因為,多樣性是思想自由的前提;沒有多樣性的國度,不會有自由的文化精神,消滅多樣性,則是消滅思想自由的預兆。

似乎還有必要重申一個常識:基督教文化沒有資格概括歐洲文化――基督教出現之前,歐洲已經為自己奠定了萬世不朽的文化基石;雖然中世紀的千年黑暗是屬於基督教文化的,不過,近現代的歐洲文化卻獲得了遠遠超越基督文化的精神內涵,基督教只是歐洲的一種宗教文化。

四、自由與中國文化復興運動

對於一個民族,人世間的大悲苦,莫過於亡國。祖國淪亡,民族就喪失了情感的家園,就喪失了文化的故鄉,就喪失了自由人的尊嚴。亡國之人,如深秋的枯葉,只能隨蕭瑟的寒風,四處漂泊。

猶太人曾因亡國而經歷千年悲苦,故被人視為最苦難的民族。

遙想當年,羅馬大軍攻陷耶路撒冷,刀光映日之間,百萬生靈塗炭;烈焰沖天之際,猶太聖殿被焚。猶太人的家國從此淪喪。但是,猶太聖殿在火焰中消失了,一道灑滿天使同情猶太人命運之淚的石壁,卻矗立在猶太聖殿的廢墟間,宛似不死的靈魂。或許正是這道烈焰也無法焚毀的石壁,在比時間都漫長的苦難裏,向流落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召喚對故國的思戀,召喚復國的意志。

復國之後,猶太人都要到古老的石壁前,放聲痛哭。他們要用永不停息的哭聲――像不倒的石牆一樣堅硬的哭聲,來記住亡國時的悲苦與屈辱。石壁由此被稱為哭牆。這同岩石砌在一起的痛哭,正是屬於猶太的堅強。

中國人正經歷猶太民族曾經的亡國之痛,而且是在更悲愴的意義上經歷。自從共產黨用鐵與血把馬克思主義擁上中國精神暴君的皇座之日起,中國就已經從心靈的意義上滅亡,變成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和文化殖民地;中國人也喪失了自己文化的祖國,淪為精神的亡國奴。

猶太亡國千古,仍能再建祖國,重鑄自由人的尊嚴,全因猶太文化精神不滅。中國雖亡國不到百年,但卻是在最深刻意義上的滅亡――中國文化精神滅亡了。

文化是心靈的家園。從現代中國人的心靈中,除去重重物欲灼熱的貪婪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生動的存在。現代中國人的心靈骯髒得沒有能夠容納高貴精神價值的空間。眾多中國文人甚至不願為中國文化精神的毀滅在自己心靈上築一道哭牆,卻以向中國文化精神的屍體輕蔑地吐一口唾液為榮。

國土淪喪了,還可復國――只要民族文化精神不死;民族文化精神毀滅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魂飛魄散,萬劫不復!

中國文化復興運動,首先是精神復國運動。但是,精神復國運動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復古,都不是向過去的回歸。在此,我們必須用銳利的思想之劍,劃出同新儒學復古主義之間的界限。

歷史發展的邏輯不是回歸之路,而是創造之路。任何以過去精神價值的名義,要求成為未來時代精神的絕對立法者的努力,都是死亡試圖控制生命。縱覽新儒學的文本,可以發現新儒學思想了無新意:懷古之情如崇山峻嶺,創新之志似荒漠死地。欲用屬於過去的儒學,拯救現代中國人墮落的靈魂,無異於想以枯骨乾屍,從活人的心中召喚出愛戀。

確有偉大的精神可以超越時間,成為不朽的價值。不過,這類不朽的精神價值不會要求新時代的人們在懷戀中為之沉迷,而只滿足於為創造性思想提供宏大的歷史背景。當過去的精神之王聲稱他要再度駕馭人的心靈時,他能從命運得到的只有輕蔑。因為,他的要求違背歷史的邏輯。

儒學與基督教曾有相似的命運。基督教因專制權力奉之為國教而成為精神暴君,儒學則由於被專制權力奉為國學,而成為精神地獄之王。但是,暴君與王者卻選擇了不同的未來。

從自由人性間湧起的文藝復興運動越過心靈的界限,演進成現實中的歷史大潮之後,中世紀神權體制內隨之爆發了一場精神的奴隸大起義,即新教運動。新教運動實質上是宗教神權放棄精神專制,回歸自由人性的大變革。這次大變革乃是歐洲宗教的歷史性的自我超越。自我超越,意味著對歷史局限性的超越,對過去的超越。超越歷史的局限性,靈魂更新的基督教取得了創造與自由人性一致的精神價值的權利;超越過去,靈魂更新的基督教便擁有未來。

同基督教相比,儒學的命運令人悲歎。在歷史大變革的重要時刻,由於過分依戀皇權,儒學沒有能力進行訣別精神專制的自我革新。喪失自我超越的能力,也就喪失了超越時間的能力;沒有能力超越時間者,只能被歷史埋葬。儒學就是這樣喪失了曾經屬於他的歷史,而喪失歷史者,沒有資格申張對未來的權利。

儒學的歷史性失敗歸因於中國文人在民族命運的關鍵時期,沒有承擔起對於文化的責任。苦戀儒學者食古不化,沒有能力,也沒有願望通過思想變革為儒學注入屬於朝霞的理論素質;中國文化失敗主義者則根本棄絕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文化,一心只想做思想乞丐,向西方乞討真理。儒學因此而死去。

民族歷史命運的失敗歸根結蒂是民族文化的失敗。作為精神專制者的儒學,應當對中國文化的失敗負責。今日儒學界要作的,不是扮演現代中國民族靈魂拯救者的角色,而是必須為中國文化的凋殘謝罪――通過懺悔和自省向歷史講述中國文化失敗的原因。那種試圖把儒學再次奉為國學或國教的努力,是在重新構築囚禁自由人性的思想地獄。

儒學的精神專制導致中國文化的近代失敗,但是,儒學的狹隘範疇並不能概括博大的中國文化。儒學之前,中國文化已傳承千載;儒學創生,也無非百家之一。儒學的文化正宗地位乃代表一姓一族的私家皇朝所賜;蘊涵中華自由人性的文化之魂,不在皇權之上,不在香煙繚繞的國學聖殿之內,而在歷代文字獄的陰影之下,在流放詩人、學者的心靈之中,在自由寫作者苦難命運之間。儒學的枯萎並不預言中國文化之魂必然湮滅;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則必將超越儒教,融世界萬邦之顯學,集古今文化之遺產,再創屬於中國的高貴的文化精神。

中國文化失敗之源,在於思想自由的喪失;中國文化復興要起步於對自由的呼喚。在此意義上,中國文化復興運動首先是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重鑄自由之魂的精神創造過程。

人因思想而高貴,思想因自由而趨向真理。為了人的高貴,為了真理的利益,文化復興運動要向專制強權索回屬於思想的自由,哪怕必須用政治大變革之劍去索要。現代憲政民主制度中,定然會湧現出比春秋戰國更輝煌豐饒的思想自由時代。

人是文化的目的;美化人格,使人因為美而值得存在,乃是文化的天職。自由的心靈是文化的萬美之源,自由的心靈湮滅了,文化之美便黯然逝去。因此,文化復興運動願以自由精神喚醒現代中國人死于物欲和奴性的心靈。中國人的心靈再生于自由激情之日,便是中國文化再度燦爛之時。

自由是絕對價值,卻又不是終極真理。作為絕對價值,自由是精神意境的極致。然而,自由本身又具有超越無限和永恆的能力,自由正是超越永恆與無限的、沒有最終邊界的意境性存在。

任何時代都有一項共同的最神聖的精神事業――熱戀並理解自由。對自由冷漠的時代是墮落的時代。自由就在一代又一代人類的熱戀和理解中不斷獲得新的內涵,自由的魅力因此而永不凋殘。

中國的苦難和屈辱之源,在於喪失了自由;由於喪失自由,中國承受了最慘烈的人性的悲劇。但是,最深刻的人性痛苦中,正蘊涵著對自由的最熾烈的愛和最銳利的理解:熾烈是產生於對精神束縛的堅如鐵石的仇恨;銳利是因為理解自由的過程沐浴在美麗高貴生命的血海之中。

將苦難中國對自由的熱戀和理解昇華為精神價值――這是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職責。中國文化復興運動正是把熾烈的愛戀獻給自由的過程,正是對自由再作百年理解的過程。

人的歷史本質上是心靈史,自由則是心靈地平線上的朝霞。自由召喚心靈,而心靈對自由的嚮往又演化為社會歷史的狂飆突進――這是偉大歷史命運的邏輯。因此,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中湧現的對自由的熱愛和理解,將如浩蕩的萬里長風,將中國命運的風帆,推向新精神時代的大海。神州大地也將再次成為人類文化的聖地――因對自由愛戀和理解而神聖。

自由是偉大心靈的創造。沒有創造性思維的地方,就沒有自由。近代史以來,中國文人的罪責之首,就在於喪失了創造性思維的意志。他們或者從歷史的墓地中去尋找與枯骨同在的真理,或者伸出屈辱的手,向外部世界乞討真理。他們唯獨不敢立於民族危機之巔,用創造高貴精神價值的激情,點燃心靈之火,熔鑄出屬於中國命運的真理。

自由,是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之魂。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起點是對自由的熱戀和理解;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回歸虛無之處,則將有一個新的自由的種族,在人類精神的沃土間,播種朝陽,而這個自由種族期待收穫人類文化史上的另一次輝煌。

中國文化面臨生死存亡之大危機。在此艱難的時刻呼喚中國文化復興的人們,都必定有英雄的情懷。英雄的命運就是苦難。然而,唯有高貴的苦難,才與不朽的榮耀同在。

──原載《自由聖火》網站網址://www.fireofliber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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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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