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凌忽長者，輕慢同列」（顏氏家訓），儒士所戒；自高自大，狂言妄語，君子不取…但也不能一概而論。如某個長者或同列乃大奸大惡，凌忽輕慢還嫌輕了，是真儒士應挺身而出與之劃清界線並堅決鬥爭；過謙偽謙不是藉以藏拙，就是怕擔責任，亦不可取，非美德。尤其是在這個到處都是犬儒鄉願偽君子的特定時代環境中，對於公眾社會政治大問題，對於制度帶來的全方位官場腐敗和大範圍民間苦難，有識有志之士理應當仁不讓。明明有一百塊錢，卻遮遮掩掩地說只有幾塊錢，明明能挑一百斤重，卻縮頭縮腦地聲稱只能挑十幾斤，非君子所為。
有網友勸我曰：孔夫子人稱聖人，亦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吾觀兄之才尚不足勝孔子。況孔子從未自言為聖，嘗求學於老子。後人因敬其德，才呼之曰「孔聖」。說得很好。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三萬六千行，學術有專攻，種種事業知識資訊，聖如孔子，也需隨時隨處向別人學習。象蘆大鴨子，與老梟幾番文戰，輸得一塌糊塗還在那兒嘴硬，故我對他說：當年梁啟超一聞康有為說教，立即倒身下拜，恰顯梁君大師大儒風範！難道他這一拜師，就在歷史上比康有為低了一頭麼？學問之道最可怕的就是略有所得便沾沾自喜自高自大，從此停留在某一低境而不自知——這恰恰是古今學人包括宋明小儒的通病。
不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是就為人為學之道而言。為人當虛懷若谷，遇事宜不恥下問，但這絲毫不影響孔子在道德、思想、文化的高度自信。孔子、孟子及歷代真儒同時是極富思想自信、文化自信、道德自信，極富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的人，敢言敢怒敢作敢為有擔當，絕不假模假樣假謙虛，推三推四推責任。
孔子厄于匡，弟子們害怕了。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就體現了一種絕頂的文化自信。梁漱溟也具有這種自信。1941年日本軍隊襲入香港，梁漱溟九死一生逃脫虎口抵達國統區以後，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前人雲：「為往聖繼論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底，萬不會有的事。這話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的人譏評。梁漱溟回答說：「狂則有之，瘋則未也。」到本世紀80年代中期他最後一部著作《人心與人生》問世，依然相信「我的著作將為世界文化開新紀元。為期不在遠，不出數十年也…。
梁漱溟之言誠如他自己所言有點狂了（當然這點兒狂不影響我尊他為文革以來兩大儒之一），孔子之言則是實實在在的，他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詩書禮樂易每一部都是中華文化的大經大典，尤其是他晚年創作的《春秋》，實為改周制、當新王、合內外、通聖王之作。孔子作春秋，不僅體現了他的文化自信，而且是表現他祟高無比的歷史責任感。孔子之時，周王朝已衰，故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因為《春秋》是一部外王大法，孔子作《春秋》，不僅是記述春秋時代的史實，也是借托春秋為新王朝立法，寄託社會理想和政治抱負。春秋是「以達王事」（司馬遷），是行「天子之事也」（孟子），是「立素王之法」（賈逵）就像繼西周再開一個東周王國一樣，故孔子自己說：我其為東周乎？又說：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故司馬遷稱春秋為禮義之大宗，又說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又說：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春秋；故隋唐以前尊春秋為五經之首。
公羊家總結春秋的微言大義（微言是意義精微之言，大義是堂堂正正之理）有：大一統說、通三統說、張三世說、譏世卿說、德刑相兼說、「天人感應」說和譴告說、大復仇說、孔子為王說、天子一爵說等等。儘管公羊學家的解析未必沒有穿鑿附會的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孔子本意，但後世學者僅把春秋當作一部編年史，不會讀書也；蘆大鴨子指春秋大義為強調尊卑制度，不懂春秋也。
孟子號亞聖，他的狂傲人格和道德自信絲毫不亞於孔子，某些方面猶有過之，以致受後世理學家批評曰「有英氣」。孟子那種「說大人，則藐之」的狂狷人格，那種「聖人與我同類，萬物皆備於我」的充滿主體意識的心態，那種「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還有他的那種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則不僅對後世士大丈階層人格產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深遠的影響，至今仍然值得人們引以為楷模。
公孫衍、張儀二人遊說諸候、合縱連橫、權傾諸候、名振天下，乃戰國時「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的「大人物」。孟子卻不屑一顧，認為此二人沒有仁義沒有原則，無非擅長搖唇鼓舌、曲意巴結、溜須奉承等「妾婦之道」而已，根本不配大丈夫之稱。《孟子》裏這一段話是大丈夫精神的最佳寫照：「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以大丈夫精神自勵和勉勵後人，再三教導不能「苟且」，不能「詭迂」，不能「鑽穴」，不能行「妾婦之道」，言論、行為、手段要合乎「大丈夫之道」。孟子為推行其政治主張辛勞奔波不遺餘力，但在那個充滿詭詐、傾軋、勢利、強權的時代，面對君王依然保持大丈夫的倨傲形象，不肯絲毫暫時性彎曲自己。孟子學生陳代勸孟子「枉尺而直尋」，以屈求伸，如蘇秦、張儀等縱橫家那樣，以妾婦之道博得諸侯們的好感，再慢慢實施自己的思想主張。孟子堅決不同意。他譴責那些不由其道，不擇手段去爭取做官的人，頌揚「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的方正剛直為行為，強調君子在立身出處上不能苟且，不能投機取巧搞機會主義。雖然孔孟都很宣導通權達變，但在立身處世的原則性問題上，卻是非常認真毫不苟且的。
很多人笑我罵我狂，那是他們太不瞭解我也不可能瞭解我。須知某詩人說「是誰在中國甚至國際上最有影響？我！」是狂妄，釋迦牟尼說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則是百分之一千的實話真言。梁啟超有句詩曰：百年之後當知我，舉世如狂欲語誰？或許要幾十年上百年之後，才會有些人知道我，但那於我又有什麼關係呢？人心不古，民多愚昧，遇見大善知識不但不知恭敬，反而蔑之侮之，卻對偽謙士真犬儒偽君子真鄉願亂拍巴掌，那是他們的可憐，是這個時代的大悲哀！我剖肝輸膽實話實說，反被俗物蠢才目為狂生。就算狂吧，孔子也說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認為「中行之士」是最理想的人格，如求之不得，則狂放狷介也可以，唯有鄉願最是要不得。國人多狹隘，我示以寬廣；國人多媚共，我示以反黨；國人多偽謙，我示以清狂。豈為狂而狂哉；就算狂吧，我的狂不僅有真才實學和仁智勇三大德為內基的，而且有方向性針對性，是對上不對下、對黨不對民的。倘孔子地下有知，亦必豎大拇指曰：好樣的，我與梟！
盜亦有道，批評亦有道。例如我說「我打通了中西文化的任督兩脈，於傳統儒釋道及其它奇經八脈亦全線貫通，精萃盡攪，亦莊亦禪亦佛亦儒又非莊非禪非佛非儒，一通百通，縱橫無礙」，此言極為自負，正確有力的批評應該是舉出我學識上的紕漏和不足，指出我於中西文化某些方面滯礙不通之處。倘能那樣，我必擇善而從，謙虛受教。倘空洞而膚淺地泛泛斥之為狂，就沒啥意思。我批評蘆大鴨子時說過：做生意需要本錢，所謂無本生意，其實還是要「本」的，智慧、關係、資訊等無形之本也是一種本。做學問更要有本，這個本，就是老老實實、實是求是、尊重事實、尊重真理的態度，同時有多大本錢做多大生意，有多大學問說多大話，故作謙虛即不必，妄言欺世更不宜。
有網友曰「老梟終究還是擺脫不了禪宗極端與狂妄之空理，還是在達摩之下」此言差矣，除了十年的努力刻苦類似、都屬於歷史人物兩點，之外我與達摩沒有可比性。達摩救世，以救世人之心為主，我現在從事的民主事業則是外王盛業。我說了，我是亦莊亦禪亦佛亦儒又非莊非禪非佛非儒，區區狂禪，焉足以範圍我之見識、學問、思想、理想、膽魄、智慧、意志與道德文章？我現在所發的大都僅是為現時現地現事而作的「戰鬥文章」，就像孔子晚年才作《春秋》一樣，我真正集各門各派之大成、傳諸萬世而不朽的大文還沒開筆呢。
老梟之所以見中共而藐之，是因為這輩子轟轟烈烈愛過恨過笑傲過，已活得足夠精彩，倘能坐坐反動派的大牢，只會讓人生變得更加流光溢彩；同時我如孔子孟子以及梁子有著足夠的自信在：天之未喪斯文也，中共其如予何！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我若死，眾人眾神眾佛都將震怒！中共倘敢向我下手，必會加速崩潰掉—-那等於是重症患者玩火自焚玩刀自割，而具體執行者也因其罪惡之輕重而各得報應乃至難逃意外（我死了，再為你們祈禱、求情就不靈嘍）！不信就請拭目以待吧，哈哈哈。有梟詩為證：
亦凡亦聖亦雄英，獨對今人撫古琴。
十萬圖書一腹貯，五千文化兩肩任。
打通微奧東西脈，煉就精純日月心。
莫笑眼中常淚滿，吾民吾國患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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