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2日訊】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香港特區政府所提出的香港政制發展第五號報告書中，有關零七年和零八年選舉安排的建議，無法跨越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高門檻而被否決。一如所料，在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政府與那些依附權勢的所謂親建制派或親共愛國陣營，在輿論上，幾乎一面倒地譴責香港的泛民主派，指他們使到政制發展原地踏步。

不久前，我曾經提及因爲這個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而投否決票的二十四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就被視爲民主的罪人，這種邏輯實在是非常荒謬的。先前，我也曾解釋過這淺顯易懂的道理，因爲在基本上這個所謂政改方案只會使到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困於一個鳥籠內，永遠無法開拓其空間。而於政改方案被否決之後，特首曾蔭權和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就指泛民主派使到政制發展原地踏步，對此他們須要承擔責任，而特區政府就不會再提出另一個方案。事實上，按照現行的制度，特區政府是可以在基本法之外，通過本地立法來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譬如說，政府可以把區議會的百分之二十的立法會議席全部取消，或是把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擴大，這些我先前也曾提及。

而這次我最想談及的，是關於我在上周日參加的一個由“新力量網路”以及多個團體合辦的所謂政改論壇，論壇題目是關於政改方案被否決後的反思與前瞻，參與討論的講者不乏是年輕的學者。在討論“反思”的部份，講者們幾乎不約而同、異口同聲地把責任推在民主派身上。其中陳健民副教授、葉健民助理教授、文化評論人梁文道等，表示在十二月二十一日政改方案被否決前，他們曾簽署一份聯合聲明，要求政府取消委任議席，以及交出一個關於政改之時間表的時間表，就此希望泛民主派通過政府所提出的政改方案。其實，這群學者本來都是所謂主張民主自由的學者，現在就變得保守而竟然又把責任推在泛民主派身上。當時我在台下覺得這群人的言論無法入耳，於是我就對他們作了批評。

當日，民協的廖成利竟然說對於香港的政制原地踏步，四十五條關注組和民主黨欠了那些爲香港爭取了二十年民主的人一個交代。他表示，民協是提出要政府取消委任議席，以及要求一個關於政改之時間表的時間表，如果獲得回應，他們會通過政府的政改方案。但是由於無法得到其他民主派六票的支援，於是只好投否決票。對此，我就批評廖成利，指他是“占了便宜又賣乖”。九七年之前，民協在當時的立法局有四個議席，但是自從參加了臨時立法會之後，然後在回歸後的第一屆立法會選舉中只得一席。這證明了他們左搖右擺、投機取巧、“占了便宜又賣乖”的做法得不到市民的支援。現在又反過頭來把政改方案無法通過的責任推在民主派身上，而又說自己是民主派。這是十分可恥的。

以目前的形勢看來，明顯地所謂“激進”、“溫和派”全都只是一種論述。而這種論述是完全不準確的。所謂“激進”也好、“溫和”也好，說到底就是共產黨不讓人得到民主，而當中有一群人就退卻、投降，又或者是投機，另外一群人就繼續堅持，就是這麽簡單。所以用“激進”、“溫和”來說明某些人的立場，都是不夠客觀的，例如所謂“新力量網路”的一群學者。基本上，在我的角度來看，他們都是“投降派”。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