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2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含青採訪報道）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日前刊登了黨校學員調研有關農民工問題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國農民工是「廉價、超時和高危」勞動力，他們的基本權利和合法權益沒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他們的生存狀況令人憂慮。就此，記者含青邀請美國托萊多大學政治學教授冉伯恭和居住在西安的原陝西省電視台記者馬曉明進行討論。

記者：這篇文章稱，中國的農民工是「廉價、超時、高危」勞動力。「廉價」就是不光工資低還時常被拖欠；「超時勞動力」就是工作時間特別長，「超負荷」從事繁重的工作。所謂高危勞動力就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缺失、各種安全事故頻繁。我想首先請馬曉明先生對目前中國農民工他們狀況到底怎麼樣，請您談談您所了解的情況。

馬曉明：我有一些從陜北農村到城市裡去打工的親戚，他們的經歷就是您說的「廉價、超時、高危」。這個「廉價」還包含著根本討不到應得的工錢，有些經營主採取的是只發少量的生活費讓工人去勞動。

聽到的當然就更多了，去年新年以前，我親眼看到一個建築工地有七八十個工人，老闆把那工地大門鎖住了，工人就拿磚頭和木棍砸工地的大鐵門。已經到臘月二十七了，老闆還不依承諾的給工人發應發的工資。這方面的事實是非常多的，我認為調研的結論還是比較恰當和準確的。

記者：冉教授對這有什麼補充嗎？

冉伯恭：我覺得文章中的批評這三點基本是正確的。中國現在總的來說，在發展的政策上是剝削農工。這農工對中國經濟建設貢獻很大，那是非常重要；但是有剛才講的三個問題「廉價、超時、高危」，這些對中國都是打工的農民實在是很不公平。不但是社會問題，將來很可能會逐漸地變成一個政治問題。

記者：冉教授您所說的政治問題指的是哪些方面呢？

冉伯恭：比如說農工和雇主衝突，甚至於罷工，甚至於牽扯到暴力問題，這個問題在中國來說，以前是很少有的現象，現在這情形越來越多。比如說據最近的西方報導，中國自己報紙也常常提到。去年大概有七萬多起各種遊行暴動的情形，牽涉到將近三百萬人。這個數目從比例上是不太大，在中國人口當中，但是這個現象恐怕是越來越嚴重的現象。

記者：冉教授提到中國農民工的問題，不僅僅是社會問題；如果解決不好的話，將來還有可能發展成為政治問題。馬曉明先生您同意冉教授的說法嗎？

馬曉明：我認為是這樣的，它與我們這個國家的體制是有密切關係的。農民工問題我們不妨把它說得遠一點，在中共奪取政權和解放以後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及到後段的改革開放時期，農民都是最大的受害者。

改革開放的初期，農民剛喘過氣來，接著又是對農民在稅賦上的徵收和攤派，更加嚴重的壓在農民身上，所以跑到城市裏來打工。打工哪他們又是最受歧視，你像那勞動力中的「廉價、超時、高危」，還有那種所謂的戶籍制度，他們在住房、受教育、經濟收入和政治權利等等方面，根本就與城市的人簡直不能比。

中共是號稱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這個工人階級的政黨，我看農民就是中共奪取政權和維護自己權力的工具，是犧牲品，也是他們的試驗品。

記者：冉教授您對馬曉明先生的看法還有什麼補充嗎？

冉伯恭：我想在過去部分共產黨國家，經濟發展政策都是以農業支持工業，犧牲農民的福利工資，得到資本家發展的工業，特別是蘇聯。那麼中共建政以後完全仿造蘇聯的模式，結果就是在中共改革之前，農民收入比工人要低，但是農民最低也都有個基本的保障。

但是改革開放以後，現在的政策農民自己就是包產到戶，那麼醫療保險也要自己負責任。將來基本上還是重工輕農，結果就是大批農民失業，農村人口流入到城市，同時對流動的農民工沒有一個很好的政策，結果就是現在這種情形。

記者：馬曉明先生您認為要改善農民工的境遇，使他們的基本權利和合法權益得到保障的話。您覺得應該從哪些方面進行統籌解決？

馬曉明：要改變農民工現在這種悲慘和不公正的狀況，主要要依靠農民工自己，就是他們要通過學習、通過他們理性的和平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權益。要想把改變自己近況的希望，寄託在別人、某一個政黨或者是某一些人身上，我想那都是不太現實的。

即便社會上有許多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替農民工呼籲，他們只能起外部的作用。同時社會的媒體要能夠公正全面的去披露農民工的狀況；另外它有待於民主制度的建立，有待於公正的執法部門執法機構的援助和維護也是必不可少的。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