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1日訊】已屆米壽之齡的李普先生，耳聰目明、思維清晰連貫，步履流暢，除去臉上的老年斑外，絲毫不見龍鐘之態。

李普先生少年時代就自辦刊物，1940年後長期在《新華日報》工作，1949年後一度在控制中國新聞的中樞中宣部任職，文化大革命後期任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改革開放時期擔任新華社總社副社長，直到離休。李普先生長期在中國新聞界工作，既有一線記者編輯的豐富工作經驗，又有擔任領導的經歷，一度擔任部門最高領導。他不僅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有十多年的新聞工作經歷，在共產黨治下更有近四十年的新聞工作經驗，對國共統治時期言論自由的狀況有著較一般人更為直接深刻得多的體會與認識。因此，李普先生不僅是分析國共統治時期言論自由狀況的最佳人選，也是評論對比兩個時期言論自由狀況優劣的最為權威的人士之一。

十五歲的左傾編輯

李普先生認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不僅中國，而且整個世界都左傾。他舉例說，英國文豪肖伯納訪問蘇聯，回國後對蘇聯大肆讚美，毫無批評之辭。人們不解地問肖伯納，難道蘇聯沒有陰暗面？他回答：要找陰暗面英國到處都是，何必到蘇聯去找！

羅曼.羅蘭等法國文化名人訪問蘇聯回國後，只有著名作家紀德據事實嚴厲批評蘇聯，卻遭到社會各界一致指責。其他人要麼沉默不語，要麼無原則讚美蘇聯。後者甚至被吹捧為堅持真理的英雄。羅曼.羅蘭將自己的觀感記錄封存，死後五十年才公開。據近期公佈的資料顯示，羅曼.羅蘭對蘇聯社會多有批評，認為該制度壓抑摧殘人性。但他不願意和當時的社會氛圍衝突，決定身後再公佈自己的觀點。李普老批評羅曼.羅蘭滑頭。筆者認為他這是無德。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李普老自然也是向左傾斜，對紅色神往不已。李老表示，雖然當時沒有讀多少馬列著作，但感性上對共產主義堅信不移。筆者問，努力奮鬥了一輩子的事業最終卻走到了理想的反面，有何感想？李老沒有直接回答。他表示共產主義的名聲首先是列寧敗壞的，而後是斯大林、毛澤東。筆者以為，這個名單起碼還應該加上金日成父子，波爾布特等人。其實，所有帶有共產主義標籤的國家政權，都把國家變成了監獄，將人民當做囚犯。他們的領導人個個都是混蛋。但共產主義的實質問題卻不在於這個或那個政治領導人多麼邪惡，而在於其制度從根本上違反了人性。筆者很能理解李普先生等一干老人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堅持。畢竟，讓人承認自己追求了一輩子的信仰不過是烏托邦，全部的努力與犧牲毫無價值，實在是太困難了，甚至可以說非常殘忍。李普老中學時代便與左翼文化界過從甚密。十五歲，李老借左翼媒體之便，辦起了自己的第一份文藝副刊，後增加到兩份。由於他的小夥伴黃宗江因家庭變故中途退出，一度忙得他焦頭爛額。李普老幽默地說：「開始是人辦刊物，後來是刊物辦人。」

今天，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進行了近六十年，據說人權狀況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但不要說一個少年，就是成年人也不敢奢望自己能辦一份刊物。就事實而論，至少在言論自由方面，國民黨時代遠遠好過共產黨時代。李普老說，國民黨的統治到處都有漏洞，多少還是有一些新聞自由的，但無產階級專政厲害呀，它天衣無縫！哪裏還有新聞自由的容身之處呵！儲安平曾說：國民黨統治時期，自由是多少的問題；共產黨統治時期，自由是有無的問題。李老表示，儲安平的話一針見血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質。

《新華日報》時期

李老認為，每個寫作者都希望能夠暢所慾言，沒有那個人願意把想說的話憋在肚子裡，或者說一半留一半，除非為外力所強迫。因此，不論一個寫作者是否知道言論自由這個概念，實踐中都會努力追求和實現之。他表示，自己剛開始辦刊物時就處於這種狀況。直到在重慶《新華日報》工作時，才明確意識到言論自由的概念。

「七.七」事變後，李老積極投入了左翼抗日救亡運動，與共產黨員的接觸更加深入頻繁。1938年，他經人介紹，加入了共產黨。之後，他更為積極地投入到該黨攻擊政府和抗日的宣傳工作中。1940年，他奉調陪都重慶，到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工作。開始他擔任記者，不久後便轉任夜班編輯。李老無法適應作息顛倒的生活，身體很快變垮了。於是，他又調到報社研究室工作。

李老告訴筆者，《新華日報》當時不僅宣傳抗日救國的主張，而且積極宣傳民主與自由理念。這一點為笑蜀先生編輯的《歷史的先聲》所證實。當時，《新華日報》大量發表文章讚美美國的民主制度，讚揚英國的自由精神，要求國民黨將民主與自由權利還給人民。文章認為，在大敵當前、民族存亡面臨危機的緊要關頭，只有實現民主，給人民自由，才能最廣泛地動員和團結民眾，發揮全民族的積極性和力量，才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贏得民族解放。六十多年後，共產黨卻認為民主和自由只會搞亂社會，破壞經濟建設的大好局面，必須壓制。實在不能明白，民主與自由的功能何以在前後兩個時期會截然相反。不清楚共產黨到底認為那一種看法是正確的，或者他們都不信，卻決不可能兩者都信以為真。

李老表示，國民黨專門設立了新聞檢查機構，所有文章只有他們檢查認可後才能付印。《新華日報》主要宣傳共產黨的主張，文章自然經常遭到他們刪改，甚至扣發。李老他們則以開天窗等多種方式與國民黨進行鬥爭。由於權利遭到侵害甚至剝奪，李老明確意識到了言論自由的概念，認識到了它的珍貴。

黨性高於一切

筆者以為，自由就像寒夜裡的篝火，一旦感受到她的溫暖，不論遇到多少艱難險阻，甚至越是艱險人們越是會孜孜以求之。奇怪的是，如李普老這樣的一大批老共產黨人，既體驗了些許言論自由的快感，又倍嚐權利遭剝奪的痛苦，明明已經認識到了言論自由的寶貴與重要性，為甚麼面對1949年以後大興文字獄、全面壓制言論自由的反智行為視而不見，甚至推波助瀾？

針對筆者這一問題，李普老長歎一聲，思索片刻後道：人們這時看問題的標準已經變了，一切以是否有利於革命事業為準，事實以及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都不再重要。是否披露一件事實，一句話要不要說，說到甚麼程度，不再是實事求是，更不能直抒胸意，而要依據革命的需要和黨的政策來決定。當時並沒覺得有甚麼不妥。

筆者理解，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被統治時要求自由與真相，嚴厲批判當局為維護統治採取的限制措施；成為統治者後，則一切為維護統治開道，甚麼真相自由，統統都拋諸腦後。正所謂屁股決定腦袋。共產黨人只不過將言論自由當作攻擊推翻國民政府的工具而已，從來就沒有將其視為人類的基本權利與價值。這就不難理解為甚麼1949年前後，共產黨對待言論自由的態度有了天壤之別的變化。。

擔任新華社副社長期間，李普老曾接待一西方新聞代表團。對方問中國是否有新聞檢查制度？李老回答沒有；對方又問是否有內部規定？李老還是回答沒有。他們不明白了。

既然沒有限制，為甚麼中國完全沒有新聞自由呢？李老感慨道，他們不知道中國新聞人是在自我審查呀！這比有形的審查制度和規定有效多了。他表示，過去的政權都只管治人們的行為，但共產黨還管治人們的思想。太厲害了！

廖沫沙的對聯

廖沫沙先生是著名的「三家村」成員，李普老的好友。「三家村」的另兩家，鄧拓、吳晗於文革開始不久便先後自殺身亡，廖沫沙是「三家村」碩果僅存的一家。1981年他在李老家寫了一幅對聯：

胸無點墨真乾淨
筆重千鈞保吉祥

李普老介紹說，抗日戰爭初期，廖沫沙先生在長沙《救亡日報》擔任總編輯。他一心撲在共產黨的事業上，將家庭置諸腦後。由於生活無著，他妻子不得不毒死兩個孩子，然後服毒自盡。真可謂慘絕人寰！難能可貴的是，如此重大的打擊絲毫沒有影響廖沫沙的工作，他繼續以筆為共產黨而戰。然而，等到他為之奮鬥了大半輩子的「新中國」成立後，以筆與墨為武器的老人卻希望自己「胸無點墨」，甚至不得不提醒自己小心為妙，完全沒有了先前的直抒胸意、神采飛揚。世間難道還有比此更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情嘛？！

李普老分析說，廖沫沙當時已經認識到，自己擁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可自己參與的黨將它剝奪了，而且任何爭取權利的行為都將面臨極其危險的結果。李老坦陳，自己覺悟得晚，直到1987年才認識到這一點。

認識言論自由的真諦

李普老表示，只允許說政府喜歡和認可的話不叫言論自由。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世界上又有甚麼地方沒有言論自由呢？言論自由意味著批評的權利，意味著說錯話的權利，意味著說錯話不受追究的權利。伏爾泰說得好：儘管我反對你的觀點，但我會拚命保衛你表達該觀點的權利。這是言論自由的真諦。

李普老認為，當局不必害怕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對所有的政權都有助益。前提條件是，你必須真心為人民的利益考慮，而不是僅僅謀自己的好處。李老表示，任何政權都不可能長期有效地控制言論，即使它得逞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也必然有終結的那一天。最後李老奉勸當局要順應歷史潮流，主動還言論自由權與人民。否則，必將為歷史所拋棄。

2005年12月4日星期日於北京香山

──轉自《开放》一月号(//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