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0日訊】作爲當今世界僅存的共産專制大國，中國正面臨著艱巨的民主轉型。中國的民主轉型爲何如此艱難？在現階段，中國社會存在著哪些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在未來的民主轉型中，我們將遇到哪些阻力和挑戰？什麽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正確方式？中國究竟應該選擇何種道路？

出於對上述問題的長期思考與研究，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的兩位學者，馮崇義和丘岳首，向一切關心中國命運的讀者獻上了他們的一部論文集：書名是《和解的智慧》。該書已由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全書收錄了兩位作者的18篇文章以及三篇附錄。其中，有對自由主義理念的深入淺出的闡發，有對時政的理性的分析批評，也有對中國政治轉型的富於建設性的主張和建議。

和一般的時評政論相比，這本書更有學者的嚴謹與明晰；和一般的學術著作相比，這本書更通俗流暢，貼近現實。尤其需要強調的是，這本書有很強的時間性：它是爲當下的中國而寫，希望爲當下的讀者所讀，指望在當下的中國發揮一定的作用。正象兩位作者在前言裏所說：“我輩本是書齋中人，直接出面干預江湖中事，實是情非得已。”作者有一種強烈的緊迫感，和李慎之一樣，他們認爲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的時機已經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了，再不實行就要出大麻煩大危機大災難了。我們是在和災難賽跑，再不大聲疾呼就來不及了。

兩位作者指出：“中國正經歷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轉型：從指令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從專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從大一統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轉型、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轉型，這種宏偉的轉型給人們帶來無窮的希望和期盼。與此同時，社會大轉型也引發種種矛盾與危機。失范現象遍佈大江南北的每個角落，處處顯示出現有党國體制無法適應社會大轉型的需要。…… 爲此，我們渴望並將致力尋求一次‘壯麗’的和解：體制內外、海內外不同政見者基於寬容理性和政治多元化等自由主義基本價值理念的和解”。

請注意：在這裏，針對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作者首先提出的主張是政治和解。這無疑是極有見地的。從表面上看，作者並沒有對中國存在的各種具體問題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譬如說，作者沒有提出應該怎樣解決經濟的可持續性增長問題，怎樣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怎樣解決腐敗問題，怎樣解決失業問題，怎樣解決三農問題，怎樣解決人口問題，怎樣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以及諸如此類。作者首先提出的是政治和解。這是不是太務虛、太空泛了呢？不是，絕對不是。作者提醒我們，不要忘了，“‘改革開放’時期的開端是相當程度的政治和解”。沒有七十年代末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就不會有後來的改革開放。因爲共産專制就是不斷地實行政治迫害，不斷地製造冤假錯案，不斷地製造社會的分裂、對立與仇恨。如果聽任這種分裂、對立和仇恨不斷積累而拒絕實行和解，整個社會必然會爆發大動亂大災難，哪里還談得上什麽解決問題。

從表面上看，馮崇義和丘嶽首似乎並沒有提出解決當今中國各種問題的具體辦法，但實際上，作者提出了一個比“解決問題”還更爲基本更爲深刻的問題，那就是 “如何解決問題”的問題。自由民主不是爲了解決問題，自由民主是爲了解決“如何解決問題”這個問題。自由民主就是用討論代替監禁，用數人頭代替砍人頭。這難道不是比提出一兩個解決具體問題的辦法更重要嗎？農民問題專家于建嶸在回答如何解決三農問題時，開門見山第一條就是“讓農民自己說話”。這個答案不是比那些具體的政策性建議更根本嗎？

作者指出：“和諧，是指各種聲音有序的組合互動；穩定，是各派力量有效的協作制衡。政權與國家的穩定，終歸是要落實於一個合理的制度和安祥的民心之上。不錯，中國的經濟是在發展，但經濟大廈建得愈高，愈是要求有一個堅實平穩的文明政治基礎。缺乏合法性的專制政治絕不可能將中國帶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天堂。中國的危險恰恰在於一座不斷拔高的經濟大廈與政治合法性地基的不相適應。封殺有善意建言認真探討問題的網站，逮捕及恐嚇有獨立見解的異見人士，一如在這一原本就脆弱的地基上再挖掉一些沙石。” “大廈傾倒，無一方將倖免於難，是誰也不樂見的。要免於這一災難，急需各方人士、特別是握有主動權的政府一方的理性、妥協和寬讓。執政者應以包容的態度對待異見，不能以固有唯我獨尊獨大的偏執心理態度拒斥不同政治理念，更不能以掌控的國家暴力扼殺思想者。”

正所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迄今爲止，中共當局絲毫沒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迹象。兩位作者在這裏苦口婆心地呼籲中共當局停止政治迫害，實現政治和解，是不是太迂腐、太書生氣了呢？我相信作者的現實感決不比別人差。事實上，正是出於對現實的深刻瞭解從而對大災難到來的可能性不敢掉以輕心，他們才寫下了這本書。兩位作者的一片赤子之心，讓人不能不感動。這也是我爲什麽要向讀者熱誠地推薦這本書的原因。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