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日訊】繼7月7日 英國倫敦的連環恐怖爆炸案之後，7月23日凌晨 埃及紅海旅游勝地沙姆沙伊赫再次發生連環爆炸，造成 90人死亡， 240 多人受傷。
這是埃及近10年來發生的最慘重的恐怖主義災難。
恐怖分子選擇7月23日 ，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的，這天正是埃及的國慶日，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也正在沙姆沙伊赫度假。
一 反駁為恐怖主義的三種辯護
在當下中國，反美反日反台獨已經成為民族主義者宣洩仇恨的三大出口，無論什麼性質的打擊，殘忍的恐怖襲擊也好，航天飛機爆炸也罷，只要是落在美、英頭上的災難，大陸媒體上都會有幸災樂禍的歡呼，大陸民族主義者為恐怖主義的辯護也隨處可見。於是，中國大陸出現了一類極為病態的愛國者，他們居然用為恐怖襲擊鼓掌和為恐怖主義辯護來表達愛國之情！
然而，無論出於怎樣的情感，也無論在表面上說得如何頭頭是道，但任何為恐怖主義的辯護都是站不腳的。
（一）恐怖屠殺無國界
一種非常流行的論調認為，當今世界的主導力量是西方，唯一的超強是美國，所以，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恐怖襲擊主要是針對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然而，在埃及的恐怖爆炸中，死傷的平民大都不是西方人，90名死者中只有9名外國人，其中西方人5名（英國 2名、意大利2名、荷蘭 1名人，其他4人來自烏克蘭、俄羅斯、捷克和以色列），240多名傷者中也只有 28名外國人，其余的死傷者全部是埃及人。
其實，埃及作為中東舉足輕重的大國，一直是恐怖襲擊的目標，除了剛剛發生的連環爆炸之外，從 1993年到2005年，恐怖分子先後在埃及制造了16起恐怖襲擊，造成160人死亡，250多人受傷。
埃及之所以一直是恐怖分子襲擊的目標，一是因為埃及與美國關系密切；二是因為近年來埃及是維護中東和平的關鍵性角色，也是巴以和平進程的主要推動者。今年2月8日，正是在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的主持下，旨在推動巴以和平的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約旦四方領導人峰會在沙姆沙伊赫舉行，以色列總理沙龍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實現了四年來的首次握手。
再聯系到：
2002年10月12日穆斯林大國印尼旅游勝地巴厘島的系列爆炸事件，造成202人死亡，330多人受傷。
2003年11月20日 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市中心發生連環爆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105人受傷。
2003年 7月4日 和11月9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發生炸彈襲擊案，共造成52人死亡。造成至少 17人死亡，122人受傷。
2003年8月7日約旦駐伊使館前發生爆炸，造成11人死亡， 40人受傷。
2005年2月、3月、5月、 7月，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先後發生多起爆炸事件，共造成包括前總理哈裡裡在內的數十人死亡。
同時，自薩達姆政權被英美武力推翻以來，發生在伊拉克的諸多恐怖襲擊中，死傷者的絕大多數都是伊拉克平民。特別是2004年3月2日 發生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和卡爾巴拉的兩座什葉派穆斯林清真寺的系列爆炸事件，造成271人死亡，約500人受傷。
由此可見，所謂的 恐怖主義專門針對西方人之說，完全不能成立。
有人說，在美國占領下的伊拉克，盡管恐怖襲擊的受害者大多數是伊拉克人，但那也是針對美國，即用平民生命來打擊美國。
然而，暴力反美是一回事，用平民生命來要挾美國是另一回事。如果不用平民生命作人質，暴力反美或許還有些合理的理由，而一旦用屠殺平民生命來反美，就與綁匪毫無區別了，根本得不到任何意義上的辯護。極而言之，即便是對一個惡棍的報復，也不能用屠殺惡棍的親人來進行一樣。
何況，美國的倒薩之戰並非邪惡戰爭，而是推翻暴政之義舉。
（二）貧困並不必然產生恐怖主義
另有論調認為，“不公正的國際秩序造成的貧困，才是孳生恐怖主義的溫床。”按照這種論調，哪裡最貧困，哪裡就應該有最多的恐怖分子。然而，首先，放眼世界，並非所有的貧困地區都是孳生恐怖主義的溫床。比如，最貧困的非洲諸國很少有恐怖分子；亞洲的窮國巴基斯坦，的確產生過許多恐怖分子，但是最貧困的柬埔寨、老撾、孟加拉等國，並沒有孳生恐怖主義。恰恰相反，恐怖主義的主要孳生地是盛產“黑金”的地方，是中東地區的石油富國、特別是第一大石油國沙特阿拉伯，本.拉登就是沙特阿拉伯人。而且，在時間上，恐怖主義的興盛與中東石油經濟的飛躍基本同步。
其次，建立遍及全球的恐怖組織、訓練用不完的人肉炸彈和在全球展開恐怖主義活動，肯定需要大量金錢，沒有阿拉伯富豪們的大量資金支持，恐怖主義不可能變成世界性災難。於是，人們看到當今世界的兩種完全不同的富豪：美國及西方的諸多富豪們把大把錢財投入世界性的慈善事業，而阿拉伯的某些王公貴族及富豪卻把大量金錢投入到恐怖組織的經營和恐怖活動的實施，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基地組織的頭目本.拉登。
本.拉登的全球性恐怖組織與他從事的全球性經濟活動密不可分。他本人的財富至少有3億美金，僅 在歐洲他就控制著60多家企業，他還是蘇丹、利比亞和也門幾家銀行的大股東，這些銀行專門為犯罪集團洗錢；他還能調動大量資金到海灣金融中心、巴林市場以及倫敦金融市場從事投機買賣；甚至美國的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都在無意中加入到本.拉登的生意網中。因為，可樂等大部分不含酒精的飲品都含有水溶性阿拉伯膠，它們大部分由蘇丹的跨國大公司阿拉伯樹膠公司來制造，而拉登是這家公司的大股東。無怪乎《華盛頓時報》驚呼：世界上每售出一罐軟飲料，就會出現一個駭人的可能性——本·拉登的財富有所增加。
世界上所有的恐怖組織的資金來源，大都來自不正當的手段，比如，秘魯的“光輝道路”靠綁架、暗殺、毒品、搶劫，愛爾蘭共和軍依靠販毒和走私，意大利黑手黨從事洗錢、賭博和軍火交易，西班牙“埃塔”的活動經費主要來源於綁架、搶銀行和收繳“革命稅”，哥倫比亞的恐怖組織主要靠販毒，……本.拉登自然也不例外。他為獲取財富而無所不為，除了做進出口生意，經營農產品和藥品之外，他販毒、走私、搶銀行、綁架人質勒索贖金，他偷運核材料、化學武器和軍用物資。 美國華盛頓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分析師估計，他的財富可能超過許多國家政府。所以在購買從事恐怖活動的武器上極為慷慨，比如，用於對准美國飛機的“毒刺導彈”，正常是每枚 “毒刺”開價10萬美金，但拉登出價為25萬。
更重要的是，拉登具有在整個阿拉伯世界進行集資的能力，從海灣國家的阿拉伯富翁到激進派清真寺的捐款箱獲得資金支持。比如，雖然，本·拉登不滿沙特政府讓美國軍隊駐扎，在 1990年海灣戰爭後離開了沙特，但他依然與王室的保持關系，並獲得了數以億萬的定單和私下資助，使他能花費了超過70億美元用來修建住宅、建立軍事城、建造輕軌鐵路和擴建麥加聖地。
另一著名的恐怖組織哈馬斯之所以能夠存在下去，也是主要靠富裕海灣國家和激進穆斯林組織的支持，從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爾等國，也從黎巴嫩、埃及、蘇丹等國的原教旨主義組織，哈馬斯得到了大量金錢。
如果拉登本人不是億萬富翁，如果沒有來自阿拉伯富豪們的私下支持，他肯定無法組建全球最大的恐怖組織，也無法被阿富汗塔利班所接納，更無法成為極端勢力的精神領袖。而且，美國9.11、西班牙3.11等恐怖爆炸的制造者，大都是受過歐美教育且生活優裕的阿拉伯人；制造倫敦7.7爆炸案的嫌犯，還都是出生在英國且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的阿拉伯裔英國人。
（三）恐怖主義並非弱者反抗強者
還有人為恐怖主義辯護說：“恐怖活動是弱勢人群對強權的不擇手段的反抗。”所以，即便不能完全贊同他們針對平民的屠殺，起碼對他們的反抗應該給予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是，這樣的辯護並不能成立。
第一，在當今世界，除了發達國家之外，並非只有中東地區存在弱小國家，五大洲的每個洲裡都有弱小國家，為什麼其他弱小國家沒有產生恐怖主義，而偏偏是阿拉伯地區變成恐怖主義的大本營？
世界上的任何國家也都有弱勢群體，特別是在獨裁國家裡，相對於腰纏萬貫、手握大權的權貴們來說，弱勢群體更是處在無權無勢無錢的地位，其處境的悲慘程度決不在阿拉伯世界的弱勢群體之下，但這些弱勢群體並沒有變成恐怖分子的孳生地。
所以，弱勢群體與恐怖分子完全風馬牛不相及。
事實上，本 .拉登、扎卡維等恐怖頭目，從來就不是弱勢群體，更不是被霸道的強勢者逼入走投無路之絕境的弱勢群體，而是主動選擇用仇恨和暴力來伸張政治主張的野心家，是為了宣揚自己的極端意識形態而不擇手段的狂熱分子。拉登寧可把自己的巨大財富用於恐怖活動，用於支持塔利班強權對阿富汗人民的殘暴統治，也絕不肯用於幫助阿富汗的弱勢群體（窮人）。在此意義上，與其說阿拉伯的恐怖分子是原教旨主義者，不如說他們是有組織的“暴力強迫者”和“綁票者”，即專門用暴力手段去強迫別人接受他們的“主義”和服從他們的“統治”。
第二，恐怖屠殺所針對的具體目標，恰恰不是強權及其武裝力量，而是手無寸鐵的平民。與這些全副武裝的隱藏的恐怖分子相比，那些被襲擊的平民無論如何都是弱者。毋寧說，恐怖分子不敢直接面對強權的武裝力量，而只想通過屠殺最沒有反抗能力的平民，來打擊人類文明所要保護的最珍貴的、也最柔軟的核心價值——無價的生命。他們就要用這種殘酷的屠戮來張揚自身的價值，來制造轟動性新聞和恫嚇效果。這樣的逞凶斗恨加陰暗狡猾之徒，哪裡有一點點走投無路的弱勢群體的影子！
事實證明，恐怖主義是仇恨化和獨裁化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走向極端的產物。即便放眼恐怖主義的孳生地中東，恐怖分子也只是阿拉伯世界中的一小撮極端分子，他們是一群反現代化、反現代文明價值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他們的所謂“聖戰”不過是反人類的野蠻之戰。他們之所以對西方充滿仇恨，一來是出於對西方的富裕、西方文明主導世界歷史進程的嫉恨，所以，他們最恨自由世界領袖和全球民主化的主要推動者美國，恨那些站在美國一邊的所有國家。二來是不願意看到任何地方的現代化，自然也就反對巴以和平進程，反對中東地區的現代化和民主化。
恐怖分子針對平民的濫殺，無論在信仰上還是在地域上，無論在種族上還是在文化上，都是無界限的。恐怖分子才不管你是哪國人，也不論你信仰哪種宗教。所以，貧困和弱勢並不必然產生恐怖主義，恐怖主義與追尋正義更是絕對無緣。
二 霍梅尼主義和本.拉登的恐怖主義
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出現和發展，固然與巴以問題高度相關，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恐怖主義，其意識形態資源主要來自霍梅尼主義。所以，有必要簡單地梳理一下二者的關系。
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前期，中東已經出現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比如以阿拉法特為首的巴解組織把武力反抗以色列占領的斗爭稱為“聖戰”，即“為真主而戰”。但是，阿拉法特的影響並不大，占主流的是埃及所代表的現代化努力。巴解組織不但遭到以色列的圍剿，而且有些阿拉伯國家也不賣他的賬。１９７０年９月，約旦當局對巴解組織進行了大規模鎮壓，迫使巴解總部及其游擊隊主力轉到黎巴嫩境內。
然而，由於阿拉伯世界的內部原因難以與西方文明主導的現代化相適應，所以，除了土耳其之外，其他伊斯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舉步為艱。現代化的嚴重受挫，阿拉伯聯軍屢次敗於以色列，歷史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恩怨，三種因素混合發酵，導致了阿拉伯人反西方情緒的飆升，加之中東地區的豐富石油資源的大發現，使阿拉伯國家握有了在經濟上對抗西方的資本，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西方經濟嚴重受挫，似乎驗證了 “黑金”左右西方經濟的定律。但是，阿拉伯世界具有窩裡斗的傳統，縱使再強烈的反西方情緒，也無法在各阿拉伯國家之間達成統一的對外政策和行動，而更多停留在自我算計、各自為政和分散反抗的狀態中。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大獲成功，推翻了親美的巴列維政權，原教旨主義的影響迅速飆升，就連一些比較西化的伊斯蘭國家也部分地接受了原教旨主義（比如埃及）。
（一）霍梅尼主義就是極端神權政治
在阿拉伯大國伊朗，二戰後在美國和英國的幫助下，成功地挫敗了在蘇聯代理人操縱下伊朗人民黨發動的一次武裝政變，迫使蘇聯軍隊撤出伊朗，平息了人民黨挑起的內亂，從而擺脫了蘇聯帝國的控制，走上了親美的現代化之路。雖然，伊朗的現代化努力在經濟上、文化上和社會方面還是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由於政治上的民主化努力收效甚微，權力獨裁沒有多少變化，致使貧富差距急遽拉大、貪污腐敗盛行和鎮壓政治異見，為宗教革命准備了越來越多的烈火干柴！
在霍梅尼發動的原教旨主義革命取得政權後，一夜之間，伊朗外交發生了徹底的翻轉，曾經親美的伊朗變成了最反美、也最反以色列的阿拉伯大國。霍梅尼把伊朗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落伍歸結為外部原因——美蘇兩大強權和基督教文化對世界的征服。霍梅尼主義的核心，對內是建立“伊斯蘭政府”，對外是反西方反異教。
盡管，霍梅尼也用現代的“立憲”詞匯來包裝“伊斯蘭政府”，但他的“立憲”不同於現存的任何形式的“立憲”政府。現代立憲政府的含義是指基於保障公民權利而對政府權力進行限定、規范和監督，而霍梅尼主義的“立憲”是指政府及統治者無條件服從《古蘭經》和《聖訓》，即“伊斯蘭政府可以被界定為依據神法對人進行統治”。這種統治落實到現實政治層面就是“真主的代理人”的統治，即“先知及其繼承者”的統治。在霍梅尼主義的神權政治的架構下，伊朗新憲法規定：伊朗的最高權威來自宗教集團的“法基赫的監護”，監護委員會的領袖由霍梅尼出任，成員全部由教士組成。 法基赫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凌駕於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政府部門之上 。更重要的是，法基赫掌握著決定國家命運的四大力量：軍隊、廣播電視機構、主要宗教和政治基金會。霍梅尼說：法基赫對國家機構、各類高官和普通民眾進行的監護，類似於成年人對未成年人的監管。
霍梅尼主義象一切獨裁政權一樣，是極端意識形態與民粹主義的結合，以確保霍梅尼個人權力可以控制整個國家。所以，霍梅尼革命使伊朗發生了全面倒退。
正如霍梅尼死後的 伊朗輿論的沉痛感歎：本來以為霍梅尼會為伊朗帶來甘霖，但伊朗人民遭遇的卻是一場洪水——政治僵化、經濟倒退和外交孤立。
1，對國家實行全面的個人獨裁。1979年底頒布的新憲法賦予霍梅尼的權力之大，幾乎是無限的。他的權力來自教士集團而不經由民選授予，他的任期也沒有限制；他作為法基赫集團的領袖，既高於所有機構，又可以不對任何機構的錯誤負責。雖然，伊朗的議會和總統由普選產生，表面上相對獨立於法基赫系統，但事實上政府必須在霍梅尼的監護下運作，政府領導人必須向他匯報和請示，他的指示具有無上的權威，只准遵照執行而不能推延違背。他有權任命最高法院院長，有權否定議會的立法和法院的判決；他有權統率全國武裝力量，任命或批准三軍高級指揮官；他有權決定對外的宣戰、停戰與媾和，也有權宣布國內的大赦等等。
2，殘酷的暴力鎮壓和徹底廢除公民權利。革命前，霍梅尼曾許諾讓伊朗人民擺脫巴列維的獨裁而獲得自由。但在霍梅尼奪取了政權之後， 伊斯蘭革命馬上露出了猙獰面目，宗教革命的恐怖更甚於巴列維時期的政治恐怖，前政權有關公民權力的法律全部廢除。 如果說，在巴列維國王時期，暴力鎮壓還只是應對緊急狀態的過分反應，那麼，在霍梅尼的神權統治之下，大規模的逮捕、屠殺和血腥鎮壓，就變成了司空見慣的政府行為，政治恐怖變成了一種公開的統治方式；在針對反政府的異見人士的鎮壓上，當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接替了巴列維的秘密警察之後，公開的逮捕、酷刑和處決代替了秘密的騷擾、驅逐和暗殺；在巴列維時代，霍梅尼作為激進的異見領袖遭遇的是驅逐出境；而霍梅尼時代，就連身在境外的異見者也決不放過，比如，阿拉伯裔英國作家拉什迪卻，只因寫出小說《魔鬼詩篇》而遭到霍梅尼的全球追殺。換言之，霍梅尼發動的旨在純潔信仰的原教旨運動，事實上就是制度性不寬容的代名詞，對異見的迫害也就變成一種制度性職能，其殘酷程度達到不趕盡殺絕就決不罷休。
3，極端的文化及思想獨裁。如果說，巴列維時代還有半吊子自由，那麼霍梅尼時代則全無自由，全國只有一個意志（真主），只有一個聲音（可蘭經），也只有一個權威（霍梅尼）。為了達到全面的思想操控，霍梅尼主持設立由烏拉瑪掌控的“政治意識形態局 ”，負責向民眾灌輸霍梅尼主義和進行思想言論的審查。 “政治意識形態局”對軍隊、警察和政府官員的控制更為嚴格，軍、警和政府雇員必須參加該局教士所辦的培訓班並通過相關考試（類似於中共黨校的高級干部培訓班），以確保這些政府雇員對霍梅尼的絕對效忠。
為了保證伊斯蘭革命的成果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霍梅尼掌權後，全面禁止西方文化，禁絕所有西方的文化娛樂，關閉舞廳和酒吧，音樂和影視等娛樂不得違背伊斯蘭的價值標准；同時，迅速恢復伊斯蘭的丑陋傳統，伊斯蘭傳統的酷刑和多妻制被恢復，婦女必須嚴格遵從中世紀的伊斯蘭教規，重新又黑紗蒙面。
為了保證整個社會的伊斯蘭化及其延續性，霍梅尼致力於教育的伊斯蘭化，在講台上，讓教士取代了世俗知識分子；在教學內容上，以伊斯蘭主義取代了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 ”。1980年，教會和激進伊斯蘭學生組織還在大學裡大搞“文化革命”，霍梅尼下令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 ”來 領導運動，該委員會在高校大規模清洗 “非伊斯蘭分子 ”，甚至一度關閉了所有大專院校。
4，經濟上推行國家社會主義，即由政府主導的國有化、計劃化和平等化。1983年，伊朗議會通過一項法案，強調經濟的國有化、計劃化和平等化。國有化表現為剝奪前國王及其權貴的、逃亡者和被鎮壓者的全部財產，沒收與外國有關聯的企業和財產，所有的大企業都成為國有化的對象。計劃化表現為實行價格管制、財政補貼和限制自由貿易等政策，以實現伊朗經濟的國家管制和自給自足。平等化表現為對財富進行強制性再分配，以達到消滅失業和大眾福利的社會目標。
可以說，在政治、思想和經濟的全面獨裁這點上，在用平等主義的烏托邦收買民眾方面，霍梅尼主義與共產主義幾乎毫無區別，區別只在於：前者是極端神權政治，而後者是極端無神論政治。
5，激進的反美反西方主義。在對外關系上，霍梅尼的伊朗喊出 “既不要西方（美國），也不要東方（蘇聯），只要伊斯蘭 ”的口號。二者中，對西方的仇恨尤為激烈。西方被視為魔鬼的家園，美國被視為最大的“撒旦” ，是伊斯蘭民族的首要的壓迫者和敵人；以蘇聯為首的東方共產集團也被視為異己、甚至敵對的力量。霍梅尼主義認為，正是東西方的帝國主義將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強加於伊斯蘭國家，並使穆斯林世界分裂成許多國家。霍梅尼主義就是要為解放被占領的伊斯蘭家園，以恢復穆斯林世界的統一。所以，霍梅尼當政時期的三大外交事件——扣留美國人質危機(1979—1981年)、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1979年)和兩伊戰爭(1980—1988年)——所表現出的外交政策，似乎是對中國的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政策的模仿，既要同時對抗兩個超級大國，以顯示自己可以充當第三世界的領袖，又要制服阿拉伯世界內部的異端，以確立自己在伊斯蘭世界的至高地位。其結果也與中國非常相似，伊朗的民眾利益和國家利益受到空前的傷害。
霍梅尼革命中止了伊朗的世俗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使剛剛開始的政教分離回歸到極端的政教合一，整個國家迅速伊斯蘭化，從政治到經濟，從內政到外交，從憲法法律到意識形態，從政黨組織到政府構成，從法院到議會，從軍隊到學校，從精英文化到大眾娛樂，全部被納入霍梅尼的神權政治的框架之中。也就是說，取代巴列維獨裁王朝的是更為極端的獨裁和封閉，更為狂熱的宗教不寬容和恐怖治國，更為不自量力地輸出伊斯蘭革命的野心。 與此同時，由於霍梅尼革命的巨大影響，原教旨主義也開始在阿拉伯世界風靡，整個中東的現代化進程出現明顯的倒退。
這樣的政權 不可能給伊朗帶來繁榮和自由。僅就經濟而言，霍梅尼主義推行的國家社會主義模式基本以失敗告終。本來，與那些缺少天然資源的其他阿拉伯國家相比，伊朗經濟的現代化具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它的石油和天然氣的蘊藏量分別占世界9％一 10％和 12％一 15％，而且，在巴列維統治的後期，伊朗經濟及對外貿易已經初具現代化水平。然而，霍梅尼革命後的伊朗，經濟持續下滑，根據伊朗官方的保守統計，到1996年，伊朗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1977年下降了20％；而根據國際權威機構和伊朗民間的統計， 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30％以上 ，如果按人均產值計算則下降了50％。甚至在經歷了多年改革的後霍梅尼時代，進入了新世紀的伊朗的內政外交仍然起色不大，比如， 2000年的人均GDP仍然比1970年代下降了 40 %。更重要的是，如同共產極權國家曾經對人民的平等許諾最終流產一樣，伊朗的神權政治所許諾的“平等主義分配”並未兌現。恰恰相反，在經濟上，社會財富的大頭、特別是巨額石油收入大都落入權勢集團和神職人員的腰包，在政治上，大阿亞圖拉和毛拉們壟斷著世俗和宗教的大大小小的權力，改革派人士在議員選舉中也被神職人員排除在外；在外交上，伊朗仍然奉行強硬的反美反西方政策，把大量財富投入增強軍力和核計化之中，以便增加對抗美國和輸出伊斯蘭革命的資本。
2005 年伊朗總統大選的結果出人意料：極端強硬的保守派候選人艾哈邁德·內賈德當選，他擁有深厚的軍方背景並得到最高宗教領袖哈梅內伊支持。內賈德宣布的施政綱領是：對內加快財富的平均分配和進一步的伊斯蘭化（比如，男人必須蓄胡子，乘電梯時男女必須分開），對外仍然奉行強硬政策，決不會中斷伊朗的核進程和向世界輸出伊斯蘭革命。
內賈德獲勝的原因之一是經濟上的“平民主義”色彩，但想當年，在伊朗具有無與倫比的權威霍梅尼，曾經提出比內賈德更激進的民粹主義的經濟方案，結果是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在哈梅內伊當權的後霍梅尼時代，經歷了具有改革傾向的兩位前總統拉夫桑賈尼和哈塔米，伊斯蘭革命的承諾仍然沒有兌現。以內賈德當選後所宣布的施政綱領而論，他大概也要步其前任的後塵，因為，伊朗的神權政治及其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面毫無改變，且在內賈德當選後再次出現後退趨勢。
（二）本.拉登是霍梅尼的另類傳人
伊斯蘭革命作為激進的意識形態革命，固然洶湧彭湃、一夜變天，讓人們沉浸在熱血沸騰的陶醉中。但狂熱的激情過後卻是冷酷的倒退現實，未能兌現的政治承諾比比皆是。所以，霍梅尼死後的伊朗，才逐漸走上了艱難的改良主義道路，但在霍梅尼的政治遺產仍然左右著伊朗的情況下，無論誰當權，也很難帶領伊朗走出經濟不振、政治僵化和外交孤立的陰影。
霍梅尼一死，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領袖位置就出現了空白，正好為阿富汗的塔裡班政權和本·拉登的基地組織提供了機會，塔裡班統治下的阿富汗就是霍梅尼時代的伊朗的縮小版。
眾所周知，在阿富汗反抗前蘇聯占領時期，塔裡班和本.拉登都得到過美國的大量援助，而當阿富汗在美國等國際力量的幫助下趕走了蘇聯人之後，為了推行其大阿拉伯主義和爭當伊斯蘭世界的領袖，他們就突然翻臉不認人，對內實行更為嚴厲的原教旨極權，對外接過了霍梅尼主義的反西方反異教的旗子，拉登本人更是繼承了霍梅尼的強硬反美態度，針對美國策劃過多次恐怖襲擊，制造了舉世震驚的9· 11大災難。當美國剛剛在阿富汗打響第一場反恐戰爭之時，有媒體馬上公布了拉登講話錄像，他說：“對於美國人，我有以下進言：我對真主起誓，除非巴勒斯坦人民能夠享受到和平，除非所有的異教軍隊撤出伊斯蘭領土，重還真主安寧，否則美國人將永遠不知和平為何物。”
在後霍梅尼時代的伊斯蘭世界，本.拉登的威望之所以迅速攀升，就在於：1，阿拉伯世界內部的鉤心斗角和一盤散沙的狀態毫無改觀，特別是發生在兩個阿拉伯大國的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以及薩達姆對科威特的悍然入侵，使伊斯蘭教的道德威望在世界上大大下降，而使幫助科威特恢復主權的美國的威望得以提升；2，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的政府對內獨裁腐敗而對外無能懦弱，使各阿拉伯政府及其政治領袖 的權威在廣大穆斯林心中迅速下降。3，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道德領袖出現空白，使廣大穆斯林盼望新領袖的誕生。
可以說，霍梅尼革命的興奮期一過， 阿拉伯世界內部的失敗主義情緒迅速蔓延，而幾乎所有失敗主義情緒中蘊含著尋找救星的強烈渴望，廣大穆斯林信眾也不例外。他們懷念昔日的伊斯蘭帝國，懷念中東戰爭時期整個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的同仇敵愾；他們希望有人挺身而出，重振伊斯蘭教的道德威信，結束一盤散沙的局面，締造一個團結而強大的統一伊斯蘭世界，在冷戰結束後的世界上抗衡唯一的超強美國及西方文明。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以本.拉登為代表的 泛伊斯蘭主義的迅速崛起。
同時，拉登本人的基地組織之所以能夠迅速變成原教旨主義的新興力量，還在於他自身所具有的有利條件：1，他是狂熱的大阿拉伯主義者，為讓伊斯蘭教成為世界獨尊而反對一切異教徒；2，他既有參與阿富汗人 抗擊蘇聯霸權的資本，又有敢向當今世界唯一超強美國開戰的勇氣；3，他既有塔裡班政權的庇護，又有大筆金錢的支撐；4，他既有把反西方反異教聖戰進行到底的決心和意志，又有成功地實施過多起恐怖襲擊的“業績”（特別是 9·11的成功）。
這一切因素的綜合，使在野的拉登代替了任何阿拉伯國家的在朝統治者而變成了大一統阿拉伯理想的化身。他的組織雖然不是任何意義的政府，卻有遍布全球的龐大網絡，頗有點無國界小帝國的味道。在某種意義上，他在激進穆斯林心中的道德威望已經超過了任何一個阿拉伯國家的政治領袖和宗教領袖，許多狂熱的 穆斯林從拉登身上看到伊斯蘭教復興的希望，也看到了阿拉伯世界重新團結起來的希望。所以，在伊斯蘭各地的反美游行中，都有人高舉著拉登的畫像高呼 ： “拉登！烏薩瑪！”
換言之，本.拉登所領導的恐怖主義 “聖戰”，正是霍梅尼革命以來阿拉伯世界整體倒退的最極端表現。從拉登明確表示的聖戰野心來看，恐怖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種統治阿拉伯全境的政教合一且惟我獨尊的政權，然後再向世界其他地區擴張。在這種絕對一元化的神權政治中，強制性洗腦和恐嚇性暴力是推行其政治理想的主要手段，任何不同於神權政治意識形態的思想、言論和人物都沒有生存的權利，當然更不會有任何自由的民主的多元的現代因素。
所以，恐怖主義的政治目標並不僅僅是打垮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而是打垮一切有違於神權政治的勢力，不管你是非伊斯蘭國家，還是伊斯蘭國家。比如，在阿富汗的塔裡班政權被美國武力推翻之前，基地組織網絡了世界各地的激進分子，並且在所有異教國家進行恐怖活動，也包括中國的新疆地區。對於親美的阿拉伯國家也決不放過，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多次恐怖爆炸案，皆與基地組織有關。
三 為暴力而暴力的恐怖主義
無論恐怖分子受過多麼良好的教育，無論他們擁有多少財富，無論他們的聖戰理想何等誘人，無論在他們在親朋的眼中多麼厚道，但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本身已經證明以下兩點：
首先，恐怖主義是具有明確政治目的的有組織的暴力犯罪。它具有極端的意識形態、雄厚的財力、龐大的組織和超常的恐怖技能，能夠讓恐怖襲擊遍地開花。恐怖主義的一切行動都是為了用暴力威脅來達到其政治目的，正如《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和《簡明不列顛全書》對恐怖主義的定義那樣：恐怖主義是強制性恐嚇，它針對各國政府、公眾和個人系統地使用暗殺、傷害和破壞等手段，以制造恐怖氣氛來宣傳某種事業、強迫更多的人服從於它的目標，以期達到某種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在這種政治目的的背後，是恐怖頭目的政治野心。
其次，道義上的極端邪惡注定了他們是毫無道德感的冷血暴徒，也是不敢現身於陽光下的陰謀分子。他們根本無法依靠和平競爭的手段來戰勝對手，也不想與其他文明和平共處。所以，他們的作為無法光明正大，他們不敢從事陽光下的反抗，也無法靠面對面的武力對抗來戰勝對手，只能靠制造血腥的恐怖來挑起沖突。所以，他們對抗主流文明的唯一策略就是一種極端懦弱而卑鄙的暴力——針對無辜平民的大規模恐怖攻擊。
即便拋開道義底線而從最現實的層面講， 無論多麼猖狂，恐怖分子是已經失敗卻不承認失敗的狂徒。在 遲遲不能邁入現代化門檻而導致失敗主義情緒彌漫的阿拉伯世界，以本.拉登為代表的恐怖主義及其背後的激進穆斯林勢力， 他們用屠殺平民來表達的反主流文明的決心，非常類似那種破罐子破摔的賭徒心態。
是的，面對全球性的自由民主大潮的洶湧澎湃，恐怖分子不願意看到自由和民主在世界上的擴張，不願意看到代表主流文明的西方價值節節勝利，所以，他們只想通過聖戰意識形態的灌輸來煽動對自由民主的仇恨和殺戮，進而通過極端的暴力恐怖阻嚇人們對自由民主的向往和追求。
但是， 無論恐怖分子抱有怎樣的政治目的，單純依靠恐怖襲擊都是達到目的的。不要說針對自由國家平民的襲擊，就是針對獨裁國家平民的襲擊，恐怖主義也無法贏得多數民意的認同，反而會在任何遭到恐怖襲擊的國家激起公憤，所以，他們根本無法取得任何意義上的政治成功，恐怖襲擊除了屠殺平民和制造恐慌之外，再無任何實際效果。
當恐怖手段根本無法達成恐怖分子的政治目的之時，恐怖主義的政治目的與屠殺平民的恐怖手段之間的關系必然發生顛倒，目的蛻變成替手段辯護的唯一理由：屠殺平民是為了打擊XX，或為了打擊XX就必須屠殺平民。正如共產極權的辯護邏輯：實行恐怖政治是為了實現共產理想，或為了實現共產理想就必須實行恐怖政治。由此，即便從最寬容的角度看，恐怖主義的政治目的象共產極權的政治目的一樣，也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烏托邦。而一旦目的永遠落空，現實發生的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濫用：無國界地屠殺平民的恐怖手段和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專政。
曾幾何時，依靠國家政權的法西斯極權和共產極權都沒能打敗現代主流文明，現在的恐怖主義想靠分散的恐怖襲擊來打垮現代文明，純屬癡人說夢。在此世界大勢面前，無法實現聖戰野心的恐怖主義針對平民的襲擊，也就變成一種為屠殺而屠殺的野蠻之最。
恐怖分子能炸毀紐約雙塔，但它撼不動西方文明的根基。到頭來，極端反西方的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最大犧牲者，決不是西方文明及其全球的現代化進程，而是整個阿拉伯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和廣大穆斯林信眾的未來福祗。
所以，根絕恐怖主義的孳生土壤，不僅是西方國家的責任，更是阿拉伯各國的責任。阿拉伯各國只有真心誠意地而不是三心二意地加入國際反恐，切實而有效地而不是敷衍了事地打擊本國存在的恐怖組織，廣大穆斯林的福祗和阿拉伯世界的現代化才有希望。
7月28日，愛爾蘭共和軍宣布以民主的方式結束與英國長達30年的武裝斗爭。曾坐過大牢的前恐怖首領、現北愛新芬黨領袖亞當斯發表聲明說：放棄武裝斗爭 “是勇敢和堅定的步驟，代表著在愛爾蘭尋求持久和平和公正進程中的一個決定性時刻 ”。他同時向政治對手呼吁：“讓我們來對話，讓我們來投身，我們不要把這次機會浪費了”。英國首相布萊爾也高度贊揚了北愛共和軍的妥協，他說：這是北愛歷史上“無比重大的一步”。
北愛共和軍的義舉應該成為所有恐怖組織的示范：“和平可以替代戰爭，政治可以替代恐怖”。（布萊爾語）
2005年8月2日 於北京家中
──轉自《北京之春》 05－09(//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