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8日訊】一位元外國記者要到中國去採訪，向我瞭解一些情況，事先開了一張單子。打開一看，頭一個問題就把我給難住了。一方面，中國經濟還在持續發展，但是公安部長周永康，有一次講話中說會，去年中國大規模群衆騷亂事件發生了七萬四千起。在這個背景下，依你的預測，二十年後的中國將會是什麽樣子？

很多中國人，對中國的未來都有自己也沒有的某種預感或預測。幹我們這一行得更是如此。記得1985年風雲突變，保守派對胡耀邦發動了全面的反攻，改革派損兵折將，連胡耀邦都有些招架不住了。知識界心情都很黯淡。誰也沒有想到，到了1986年四月，天空又忽然晴朗起來。早些時候郭羅基先生寫文章說“政治問題也可以討論”，遭到鄧小平的嚴厲懲罰。可是到了1986年夏天，國家領導人萬里居然可以公開說，人民不僅可以參加政治問題的討論，也應該參加政治問題的決策。那個夏天，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控制也明顯的放鬆了。於是群情振奮，對未來從悲觀一變而爲樂觀。但是我仍然有點不放心，有一次講到萬里，便問他：近來胡喬木和鄧力群銷聲匿迹了，但是會不會像過去一樣，過一段時間又冒出來了呢？萬里含笑不語，但不斷地擺手，表示那是不可能的啦。但是不出四個月，這些人不但回來了，還推翻了胡耀邦，完成了一次宮廷政變。可見重大決策都在黑箱裏進行，連萬里那麽高的幹部都看不到兩個月後政治局勢的大逆轉，還談得上什麽政治預測呢？

也不是不能做任何預測。1989年五月，很多中國人對中國政治前景都很樂觀，我至今認爲，那是1949年以來可能成功的第一次人民運動。以趙紫陽爲首的黨內改革力量，是支援這場運動的。北京黨政軍中央機關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幹部同情甚至參加了。有誰會想到，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們，始終拒絕同黨內改革派合作以至給保守派提供了剪除趙紫陽和鎮壓天安門的機會呢？責任當然也不在學生身上，是知識份子在改革的前十年沒有作出足夠的努力，幫助他們認識中國的國情，提供必要的理論和策略。

也不是沒有人作出遠期預測。二十年前的1985年，我和朋友們就時常議論，看來保守派是不會允許改革繼續下去了，一場大劫難必不免。那就是類似文化大革命的社會大動亂。年前一位學者到內地一個省份作調查，聽到中層以下幹部紛紛議論，三五年內必定天下大亂。另一些人認爲需要五八年到十年。現在十年都過去了，是不是他們關於“天下大亂” 的預言都錯誤了呢？

中國歷史上只有暴民揭竿而起，那就是把一切舊事物統統化爲灰燼的那種天下大亂，再就是文化大革命了。但是一百年來的變遷，使下一次的社會大變動必然地會具有某些新內容和新形式，而不同於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去年以來，中國農民維權運動的新高潮，首先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對這個政府不再有人和信任、抱任何希望了；認爲只有靠自己的鬥爭才能維護自己的權利。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變化。同時，他們在鬥爭中表現出很高的理性，注重策略，既有理有節，又絕不放棄鬥爭。仔細看去，便會發現他們在改變舊秩序的同時，也在建造某些民主社會的基礎性的條件。比如很多地方已經在開始實行地方自治。考慮到世界上很多國家實行了民主，但多數人得到的不過是一張選票，被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另一方面，中國的下一步改革不會僅僅是政治形式的變革，而必定是同時進行帶有社會革命性質的社會革命，必須有廣大民衆參加，那麽，目前正在發生的這些變化，意義之大，也就顯而易見了。它雖然並不是人們多年來預感到的“天下大亂”，但是最好方式也許並不是天下大亂。天下不大亂而能有大變，豈不是更好。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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