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8日訊】「槍下留人」，這是王斌余案即將進入二審之前的猛烈呼聲，此案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僅媒體爆光所指，2005年不唯獨王斌余激情殺人，另有阿星、劉長青等，這些案件的轟動程度，不亞於一場又一場地震效應，嚴重地考驗著中國人的承受能力。究其原因，我認為有三個：第一，社會不公正的整體背景的客觀存在；第二，勞資矛盾的嚴重化和激烈化；第三，對制度存在”共同憤怒”的人數和程度的劇增。

王斌余連殺四人，當然不僅僅因為討薪，而且被殺者也並不主要因為勞資矛盾，這說明本案的深層背景比阿星、劉長青更為複雜。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回避勞資矛盾這個問題。本案提醒大家：首先，底層人解決矛盾的渠道不暢通，成本太高，這個成本，有經濟的、時間的、精力的，也有情緒的、壓力的、環境所限的。其次，底層人的犯罪動機，有相當激情的一面，他們倍受羞辱、歧視、冷漠，多年累積，沒有排解的渠道，反之則是另一番情形：外有壓迫、盤剝、欺詐，內有本領恐慌、生存危機，精神危機，至於法治感則更是蕩然無存。這兩種現象，對任何人都是致命的。

有記者打來電話提醒我：”楊先生，王斌余的父親說’按國法處理’，你看，到這時他父親還在相信法律。”我說：他這是無可奈何，事實已成定局。刑律之下，王斌余成了制度的替罪羊，殺一個王斌余很容易，驗明證身，押赴刑場即可。但是讓王斌余去死，造成他死亡的卻不完全是刑律，還有制度背景，那麼這個原凶之一會受制裁嗎？這是一個問題，要由歷史去解答，要由因果報應去安排。此外，在這個制度背景之下，與王斌余這種處境相似的群體是數以億計，它不是個別現象，而是社會趨勢所在、社會整體真相所在。王斌餘的存在就是證據，他刺痛了我們敏感的神經，讓我們見證到了悲慘，並反思悲慘的根源。這是一個事實，大家都能見證到，但能不能反思到，這又是另一個問題。

我過去講：中國大陸的民工是”加工廠”裏的釘子、棋子、卒子；香港、臺灣是中轉站，負責轉送訂單；海外是最大利益獲得者。整個中國經濟，以廉價勞動力的慘痛代價，底層人艱難地維持生存，遭遇經濟壓榨和安全威脅，身心健康被損害，國民權利被削減，他們處於底層，也被制度安排到最邊緣的地位。可以憤慨地說，整個群體都被集體出賣！這個群體也奉行著一套潛規則：一級壓迫一級，沒有最弱勢，只有更弱勢，王斌余就處在相對較低層次的弱勢群體裏，其實還有許多人比他更悲慘。因此，另一個問題又被引了出來：是王斌餘們在挑戰制度，還是制度在考驗他們的忍受能力？

忍，是一種品質，有時也是一種”伺機性”的準備，因為它上面有一把”刀”。忍無可忍之時，一個普通的積怨，一個弱小的過節，都是導火索，它會燃燒、爆炸，有時也會自燃。自焚的，復仇的，報復的，甚至要”以數倍代償”的，都已存在。我跟大家講，王斌余還不算是最激烈的，他還沒有形成組織，但是今天已經有由民工組成的黑社會了，廣州、深圳、溫州等地的”兩搶案件”就是明證。這股力量，絕不是簡簡單單的犯罪力量，而是真正的反社會行為。外來人員的犯罪率，有的地方高達95%，在這個驚人的數字背後，其實早已向當權者和這個社會擲以了無可複加的恐懼和深思。

王斌余很年輕，屬於新生代民工。如今70年代末和80年代生的民工遍及全國，是民工之中意識最激烈的群體，也是因年齡、本領、人緣等弱勢因素而最易受排斥和教訓的群體。他們的叛逆和浮躁，是他們的父輩——要麼是農民，要麼是民工——所不可比擬的；而這個結果，也與他們父輩的邊緣、弱勢以及自身所受的”隔代教育”息息相關。近年以來驚人的少年犯罪率，大家都是刻骨銘心，我們要看到這種危險動向的緣由。他們從起點開始，就是”機會不均等”的開始，這種不公正絕不是中國幾千年以來都在呼喊的那種”均貧富”式的物質均等。機會不均等，是我們今天這個制度的要害。

對王斌余而言，殺或不殺，在我眼中都與正義無關。即使殺了，那也不過是依從現行規則去除了一個可憐兒、犧牲品、替罪羊，可謂手痛治手、腳痛治腳。然而制度根子還在，促成這種激情殺人的底層衝突無時無刻不在蔓延，立法、行政、司法若是看得短淺，一個王斌余的死亡對於整個中國來說，壓根就起不了任何作用。最後我想說，我深刻地理解王斌餘”視看守所為家”的那種扭曲心態，他已經徹底拋棄了這個世界，對這個社會失去了僅有的一點信心，為此，我為他難過，非常、非常的難過。我知道他秉性善良、正義，然而在”大陸規則”之下，在這段特殊的歷史暗流裏，他的善良與正義也被深深覆蓋了，流失於我們痛苦但又無奈的眼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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