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8日訊】最近，由湖南衛視主辦的超級女聲大賽造成了空前的轟動效應。全國報名參賽人數高達15萬；超過 2000萬觀衆每周熱切關注，總共收視人次超過四億。報道“超女”的媒體超過一百家。在網路上，新浪“超女”專題留言接近200多萬條，Google相關網頁接近120萬頁……。這一系列天文數字造就了所謂“超女現象”，並引發了各方人士的多種解讀，成爲人們認識當今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

超女與民主

超女大賽的特點是：每個人（16歲以上的女性）都可以參加比賽，每個人都可以充當裁判（用手機短信投票）。在這一點上，它確實和開放的民主競選很有幾分相似。於是，有不少人從超女聯想到民主。活躍的網上評論家安替說：“我是比較早寫社論把超女往民主方向拔高的，至今我還覺得網友的這句話說得最得我心：‘這一輩子想選個總統恐怕是辦不到了，我就選一個喜歡的女娃子。’超女當然不是民主，但它是缺乏民主的13億中國人對民主的幻想。想到這裏，我爲我中華悲涼。”安替進一步發問：“超女能讓這麽多人瘋狂，那超男–總統和議員大選呢？那會瘋狂到什麽地步？”安替說：“我在臺灣感受到了這種瘋狂。臺灣大選的時候，那種掃街、拜票、站臺、遊行，把幾乎所有的人都捲入了超級風暴中。我們今天看到玉米們在街上發傳單、搶手機，我們也可以想見，她們如果加入了某議員的助選團，那麽她們的選戰一定是全球最瘋狂的。我們甚至都能看到那天，中國真正實現大選那天，你會發現中國一下子會出現無數可以傲視全球的英雄。一次超女，就能出現張靚穎唱歌這麽好聽的人，如果中國大選，那麽選出100個馬英九算什麽啊？13億啊！臺灣才2300萬啊！”

不同政見代表人物劉曉波表示，儘管他在某種意義上認同對“超女”的社會意義的評價，特別是在顛覆央視壟斷地位和禦用精英的文化霸權的意義上，超女具有多元化和平民化的社會意義。但也必須看到，人們從“超女”中讀出的微言大義，與其說是高擡了“超女”，不如是出於對央視壟斷的厭惡和憤怒。所以，對“超女”普及民主和有助於公民社會的期待，很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善意期待。劉曉波告誡我們說：“更大的可能是，在只允許虛幻盛世的娛樂化表達而不允許重重危機的批判性表達的獨裁秩序中，國人心中積蓄了諸多無法公開傾吐的壘塊，‘超女’ 在無形中就變成了一條‘忘憂河，通過娛樂狂歡來宣泄和遺忘胸中壘塊。”

劉曉波的提醒十分重要。象超女這樣的大衆娛樂既可能激發與強化人們對民主的渴望，也可能轉移從而削弱人們對民主的追求。兩者的關係就和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的關係相類似：有時候，人們的物質生活越提高，他們對政治參與的願望就越強烈。在這裏，經濟發展成了政治改革的催化劑。有時候，人們越是有機會發財致富，他們越是對政治改革漠不關心。在這裏，經濟發展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我們不可盲目高調。

國人爲何政治冷感？

以當下中國的情勢而論，超女首先是虛幻盛世下的一場大衆娛樂與狂歡。專制當局允許和鼓勵這一類娛樂活動，目的是爲了轉移人們對嚴肅問題的關注。但正象一位網友所說：“喜兒一長大，就招來黃世仁”；超女吸引了億萬民衆的自發參與，許多歌迷還成立了自發的組織拉票造勢，那又不能不引起專制當局的過敏與緊張。平心而論，超女的歌手和歌迷多半並非懷抱民主理想在那裏借題發揮，而懷抱民主理想者則未必熱衷於捲入超女大賽。不過，超女大賽的某些形式確實會使一般不關心政治不關心民主的人也聯想到政治民主，再加上一批評論家的引申闡釋，因而它確實起到了某種普及民主理念的作用。我不敢象安替一樣說，超女現象是13億中國人對政治民主的幻想，然而我卻敢說，超女現象證明了所謂“中國人政治冷感”這一假像的破産。

不錯，從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國人普遍地對政治冷感，不關心政治，對政治沒興趣。然而，我堅信這衹是假像。我敢說，當今世界，恐怕沒有哪個國家能比中國蘊藏著更多的政治參與激情了。當今國人的政治冷感主要是專制當局殘酷壓制的結果。正如一位網友在評論超女時所說：“給點陽光就燦爛，給點洪水就泛濫。”我們可以斷言，一旦未來中國專制結束，政治開放，中國人迸發出來的政治參與熱情一定會讓全世界驚歎。

超女現象證明了當今中國蘊藏著極大的政治參與激情，雖然很多人自己都不曾明確地意識到這一點。這不足爲奇。就象這次超女大賽，有多少人事前就預見到它會造成如此的轟動呢？難道不是有很多人，是在看到湖南衛視提供了這樣一個公共平臺後，才觸發起參賽的衝動或投票的衝動嗎？難道不是有很多人，是在看到別人熱情投入，不亦樂乎之後，才被吸引、被捲入，從而造成滾雪球效應的嗎？基於同理，假如說在今日中國，確實有很多人對政治不感興趣，除去政治高壓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絕大多數中國人從未親身經歷過政治民主，故而對民主的巨大魅力缺少體會。

亞裏士多德有句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按照此處對政治的定義（這又是一種對政治的定義），嚴格說來，專制政治根本不配稱作政治。專制政治剝奪了廣大公民的自由與平等的參政權利；它充斥著謊言與暴力，欺詐與威嚇，頤指氣使與脅肩諂笑。當亞裏士多德說“人是政治動物”時，他當然指的不是這種政治。我們知道，在譬如雅典的古希臘城邦中，政治活動完全是另一種形式。在那裏，沒有固定不變的官職爵位，沒有龐大的官僚機器，更沒有高高在上的專制帝王，人們都是以公民的同等身分投入政治。一個人能否在政治活動中嶄露頭角，從而獲得較大的影響，主要取決於他是否表現出比他人更多的毅力、膽識，取決於他是否在公民大會的辯論中、在司法審議的會場上以及在包括戰爭在內的場合下，以自己出色的行爲贏得衆人的注目與信服。

不錯，古希臘的直接民主屬於小國寡民，當今之世已不可複見。在近代以來的代議制民主中，一方面，政治的範圍比以前縮小了，另一方面，普通公民直接參與的程度降低了。但是，作爲民主制的精髓－－公民以同等的身份自由參與這一要素依然保持了下來（尤其是在競選活動期間）；政治仍然不失爲人類活動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引人入勝的形式之一。

人之爲人的一種特性

那麽，超女現象和民主政治到底有什麽共同之處呢？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體現了人們以同等的身份自由參與，體現了人們共同創造公共交往空間。這就涉及到人之爲人的一種特性。

人和動物的區別在於，人不僅需要食與色，而且還需要完全非物質性的東西。人還有對他人的需要。人需要與他人交往，人需要生活在人群中間。人群中間也就是人間。把人和人群隔離，對人來說無異於死。所以在很多民族的語言中，“離開人間”都是死亡的別稱。有句老話，曰“人生一世，吃穿二字”。才不是呢。讓你住單身牢房判無期徒刑與世隔絕，保你衣食無憂不打不罵，你可願意？

人爲什麽要生活在人群中間？這決不僅僅是爲了滿足其生物的需要，例如性的需要，生兒育女的需要，吃喝的需要，抵禦野獸侵害和自然災害的需要。人需要結群而居，也決不僅僅是出於經濟學的考慮，通過分工以提高效益，從而更好地滿足自身的物質需求。人要生活在人群中間，還是因爲人需要和他人交往。舉凡人生中一切有意思、有意味、有意義的東西，都需要他人的在場、見證、品評、參與，共有和分享。或者反過來說，只有在有他人在場、見證、參與和分享的情況下，我們的生活才可能産生意思、意味和意義。

正如阿倫特所說：“作爲人的人，即每一表現出自己特性的個體在行動和言語中展現和證實自己，這些活動（不管其題材的無用）具備自身的一種持久品質，因爲它們創造了值得記憶的東西。”柯傑夫說得對：只有人才可能會追求“從生物學觀點來看是完全無用的東西，如獎牌、錦標等”。人追求這些，並不一定在於它本身具有什麽價值，而是因爲別人也同樣追求。人要作爲人而存在，就必須獲得他人的承認，尤其是希望被承認爲一個具有某種價值和尊嚴的存在者。爲了贏得這種承認，他甘願做賠本生意，甚至甘願冒著風險，克服其動物本能而追求更高更抽象的目標。

不要誇大物質追求的意義。我們不妨想一想，當一個人在努力追求物質利益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僅僅是爲了滿足其肉體的物質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實際上是在滿足其精神的自尊、驕傲，乃至虛榮？馬克思斷言一切戰爭都是起自於經濟利益的爭奪。這話充其量只說對了一半。且不說歷史上有許多戰爭是爲了宗教，爲了理念，即使是在那些旨在掠奪財富的戰爭中，人們最看重的也還不是財富本身，而是由佔有大量財富所帶來的優勝或榮耀感。

人希望實現自己，展現自己，從而被別人承認，被別人認識和記住。所謂公共領域，就是“人自己創造出來的一個人們在這一世界中爲展現自我所需的空間”（阿倫特語）。湖南衛視主辦超女大賽就是爲公衆提供了一個公共領域或曰公共平臺，這就觸發了人性深處的那根弦。於是乎人們發現，原來有那麽多的人想以唱歌的方式一舉成名！

超女的魅力何在？

學者劉擎對超女深表憂慮。他說：“十幾萬人加入‘想唱就唱’的行列，但終究不過幾十個人才能看到‘揮舞的熒光棒’。其餘十幾萬人怎麽辦？生命不息，PK不止嗎？我們除了成功，除了PK掉對手，除了成爲或崇拜偶像，還能有什麽別的夢想嗎？我們在“淘汰/晉級”的輸贏文化中還有什麽另類的選擇嗎？被淘汰出局的大多數人如何可以有意義、有自信、有個性、有尊嚴地生活？”

劉擎的擔憂當然不無道理，不過那多半是出於對成功的狹隘理解和對參賽者參賽動機的片面解讀。成功與失敗有其相對的一面，那些經歷了幾輪比賽後才被淘汰的歌手，因爲她們畢竟贏過幾輪比賽，所以也可以說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再者，失敗與成功同屬難得，因爲它們都只屬於肯參賽的人。紐約每年都要舉行一次群衆性的馬拉松賽，許多參加者來自外州甚至外國。賽跑有硬標準，優勝者的紀錄擺在那裏，絕大多數參賽者在賽前就明知自己毫無取勝的希望。那他們爲什麽還要自掏腰包，不遠千里萬里來參賽呢？還有那成千上萬名義工，他們又是圖的什麽呢？在去年紐約的馬拉松賽中，參賽人數多達三萬五千，跑完全程者不過兩千餘人。前幾名自然被視爲成功者，那些能堅持跑完全程，特別是那些把自己的記錄有所提升的人何嘗不是獲得了某種成功？至於那90％以上的些連跑都跑不完的人也未必個個垂頭喪氣，從此一蹶不振，因爲他們當初圖的就是參與，圖的就是這麽一次和成千上萬人一起跑，有成千上萬人在旁看的難得的人生經歷。

超女大賽的魅力在於，它給每一個人提供了一個能夠在公衆面前展現自我的機會。有的超女說：“即使是出醜，但至少我讓別人認識了。”失敗的滋味當然不好受，可是比起沒有參賽的人呢？無論如何，她們總算是登了次台，上了次電視，當著千千萬萬的聽衆表演了一番，成了一次萬衆矚目的中心人物，出了幾分鐘的名（安迪.沃霍的名言：“在未來，每個人都可以出十五分鐘的名。”）給自己、給自己的親友鄰居、同學同事留下了一段記憶。要是不參賽，就連這點風光也沒有。何樂而不爲？完美主義者的邏輯是：凡事要做就要做得出類拔萃，否則寧可不做。不過，大多數人並非完美主義者。

民主選舉是人民的盛大節日

唱歌當然沒有政治重要；和民主競選、尤其是和全國大選這台大戲相比，超女只是一場很小很小的戲。前人有言：“革命是人民的盛大節日。”因爲革命意味著打破常規，突破原有的僵硬的政治結構，從而使得原先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人民有機會參與政治，得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領域或曰公共空間。照這樣講，民主選舉才更是人民的盛大節日，選舉就是和平的革命，就是把革命予以制度化、規範化。因爲政治最是公衆之事，它關係到全社會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和整個社會的精神風貌，因此在政治活動中，人們更能夠充分展現自己的意志、膽魄、胸襟、氣度、智慧、見識、正義感、親和力、團隊精神和進取精神；更能夠體現人之爲人的特性，更能夠體現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也更能夠贏得世人與歷史的承認。因此，毫不奇怪，民主政治，尤其是競選，一向最能吸引廣大民衆的熱情投入。這難道還有什麽疑問嗎？

1980年冬，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其他高校興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競選活動。那還只是選舉區人民代表，北大的學生選區只有兩個席位，參選的同學多達三十幾名，各種自發的助選班子和中立的觀察評論組織如雨後春筍，絕大部分同學都表現出罕見的熱情，講演答辯會常常人滿爲患，投票率超過90％。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裏，競選都是全校學生最熱烈的中心話題。和這次超女類似，促使參選人參選的最大動機並非獲勝（當選），而是有機會向公衆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展現自己的勇氣和見識；從助選的全力以赴和投票的認真執著可以看出，同學們就是想借此表達自己的獨立意志以及證實自己的政治意願。和這次超女類似，很多參選人都是在看到別人站出來競選，自己才按捺不住躍躍欲試；很多同學都是在看到別人爭論不休才被吸引被捲入。有趣的是，當時，北京市委曾通知各高校，要求黨員學生不要參加競選。這看上去很不可思議：一個政黨，怎麽會要求自己的黨員不要去參加政治呢？可見專制當局很明白，我們的政治不是他們的政治。相映成趣的是，很多參選人和助選人，平時都是被認作不關心政治的，都是一上政治課就想蹺課，一聽說政治學習就頭疼的人，競選活動一來立刻熱情投入，廢寢忘食。可見此政治非彼政治。八九民運也是同樣的情況。許多人談到“廣場效應”，廣場有如磁場，一般人，不論平是多麽不關心政治不關心民運，只要一靠進廣場就會被情不自禁地吸引過去，參加進去。這說的就是所謂公共領域或曰公共空間。

我在不久前發表的《中國人真的政治冷感嗎？》一文裏寫道：“在中國，共產黨專政了五十多年，國人的政治權利被剝奪了五十多年，一旦人們獲得了參與政治的權利，他們怎麽會輕易放棄呢？當今中國，政府的腐敗是那樣的病入膏肓，社會不公正是那樣的觸目驚心，一旦人們有機會運用手中的選票對此進行改變，他們怎麽會不熱心不投入呢？一個痛感其個性與思想被壓抑了幾十年的民族，怎麽會對政治這種自我表現的大舞臺無動於衷呢？尤其是在開放民主的初期，百弊待除，百利待興，最能激起人們的理想主義和責任感；而初嘗禁果，又最能讓人感到新鮮刺激，忍不住躍躍欲試。所以我敢斷言，衹要中國開放民主，中國民衆一定會表現出極大的參與熱情。”超女不是民主，但是我們只要對超女現象略加思索就不難發現，它確實證明了所謂“中國人政治冷感”這一假像的破産。我敢說，現今一批自稱政治冷感，對我輩的活動嗤之以鼻的人，等到中國開放民主那一天，只怕比我輩還要狂熱得多呢。（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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