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3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含青採訪報導) 由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最近發表文章說，據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自2003年以來急劇加大，貧富懸殊已經達到聯合國規定的警戒水平。文章警告說，如不盡快採取措施，縮小貧富差距，會引發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造成社會不穩定。
就此，《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含青邀請旅居美國的中國學者、著有《現代化陷阱》等專著的何清漣女士和北京理工大學經濟系教授胡星斗進行討論。
記者：據聯合國的有關統計數據顯示說中國目前經濟指數為0﹒45，已經突破了國際公認的經濟係數警戒線0﹒4這個合理的限度。對中國這個貧富懸殊的問題，何清漣女士在94年的時候就曾經寫文章談到這個問題。那麼我想請問何清漣女士，現在11年之後，中國這個貧富懸殊的情況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何女士：中國這個貧富懸殊的情況其實比揭示出來的更嚴重。第一，這個經濟係數並沒有把這些官員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計算進去。第二點，我覺得這個問題在中國出現也不是新問題了，幾乎在這個九十年代初期這個情況就已經非常嚴重了，那麼當時其實就已經指出是機會的不平等，同時也指出要編制社會安全網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那麼社會保障體系有三大福利制度：一個就是失業保險、一個是養老保險還有一個就是醫療保險，最後還要再加上一個貧困救濟。那麼中國這方面現在做的並不是太好。
記者：胡教授您有什麼補充？
胡教授：中國的經濟係數0﹒45這不是一個新聞，在世界上，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的狀況我認為還是在繼續惡化，而且現在也看不出來從根本上扭轉的這種趨勢。不過我認為貧富差距大的有它的必然性，中國做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它首先是認為要追趕發達國家，因此往往可能就會犧牲了公平，而且特別是像中國還沒來得及建立一個合理的稅制、社會保障制度也都是不完善的，所以這種貧富差距大可能有它的道理但是又不能夠太大，而像中國可能就已經過大了，過大了以後整個社會最終有可能陷入混亂，最後效率可能也會達到不了。
記者：何清漣女士，您覺得剛才胡星斗教授說貧富差距拉大是有它的一定必然性，談談您的看法。
何女士：我覺得必然性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是政府要想辦法矯正這個貧富差距繼續擴大的趨勢，或者至少使這些貧困人口在這個社會上不要活得特別的困難，這是中國政府應該做的，恰恰是中國政府這方面做的不夠多。那麼目前還因為幾個問題在繼續惡化，而且出現了一個最不好的現象就是貧困的代替傳遞，那麼就是上一代人貧窮現在還會傳給下一代人，這是因為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這裡就正好產生了社會學中所說的貧困的代替傳遞，所以我覺得中國想盡辦法解決這個問題，要不然中國從九零年代後期以來，我當時就說過已經成為一個高風險社會，應該說這種風險是越來越大，社會階層之間的對立形式也越來越嚴重。
記者：胡星斗教授，您對剛剛何清漣女士提到這個貧富這個代替傳遞的這個問題，您有什麼補充嗎？
胡教授：是的，那何女士講的也是非常正確。也有調查說的一些著名的大學，農村子弟的入學率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30％現在下降到現在的15％左右，這樣就造成了整個貧困的一個代替的傳遞。但是我認為還有一個主要的問題，就是說造成中國的貧富差距比較大是由於中國的這樣一種官場的經濟，就是它不是一種真正的市場經濟，而是某種官場經濟、是一種權利的市場經濟，就是說既得利益集團實際上一方面是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資源，但另一方面也阻礙了改革，也使得社會是更加的趨於不公平，因為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它是阻撓任何趨向於公平這樣一些改革的。比如說中國大陸公款用車每年耗掉3千多億，而我們大陸每一年的低保支出卻只有一百多億，這樣的一種權利市場經濟實際上是造成了非常不公平的狀況。
記者：胡星斗教授，那麼您覺得縮小中國這個貧富懸殊的差距關鍵是要解決什麼問題呢？
胡教授：中國的貧富差距大主要還是城鄉差距大，在農村太貧困了，所以從這方面來說中國要縮小貧富差距，恐怕政府主要還是要致力於如何消滅農村的貧困。所以關鍵還是要有一個合理的社會制度，那或許在中國進行政治制度改革是比較困難的，但是通過社會制度改革來達到改造中國的這個目的，這個可能相對來說比較容易一點。
記者：何清漣女士，您對胡星斗教授所提出這些解決的辦法，您有什麼補充嗎？
何女士：我覺得反貧富策政應該包含三個內容。第一個就是改善社會分配機制；第二點就是實行義務教育和教育機會均等：第三點就是改革社會福利制度。但是要實行這三點就要回到另外一個問題來了，就是咱們這個政府，中國現在的政治體制確實非常不好，因為中國從一百多年前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所有的政治改革包括革命都集中在一個主題上，就是要致力於世界民族之林，是強國，但是從來就沒考慮人權。而我們今天談的這些問題都涉及到人的基本權利，就是經濟權利、社會權利，那麼這一點從來不是中國歷次革命、歷次改革考慮的主要訴求，所以我個人覺得現在咱們就應該考慮這問題。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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