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0日訊】 講儒學談王道，在最近這十多年裏，成為中華大陸的一種文化時尚。新儒家們由津津樂道仁義道德到王道政治，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盡在紙上，卻無仿效梁漱溟對毛澤東說不而對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也說不的君子儒，小人儒越來越多。

小人儒吃知識飯不能致富便另闢蹊徑，明哲保身第一盡力迴避中共暴政，坐視追求自由民主的個人責任落到黎民百姓和良家婦女身上，跟黨玩仁政讓人哭泣。

一、新儒家小人儒多——鄭子被疑販六妻，儒界緊急撇關係。
2005年6 月23日中午，多維社一條爆炸性的消息報導：傳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研究新儒家的學者鄭家棟被捕。人們以為又一個學者因政治獲罪，中華儒家終於該為中華言論自由和政治民主做點事情，像一百年前的康有為、梁啟超那樣。沒想到多維社接續消息是“鄭子被疑販六妻至美”！這條消息讓我哭。

更讓我哭泣的是中共國儒界政治行動從沒有過的敏捷，卻是在向當局下跪獻忠心。人們還在猜疑那六位女子是飽受政府壓迫的異議人士，被繼承了文天祥正氣情懷的鄭子行儒家仁義道德，以“妻子”的名義帶出境，讓她們呼吸到民主國的自由空氣並得到民主政治的保護，演一部新版電影或電視劇《知音》……沒想到中共國儒界迅疾地以儒學聯合論壇版務委員會的名義發表正式聲明，不但撇清鄭家棟和儒家的關係，還引用王怡文章，說鄭家棟是自由主義者。

這是什麼儒家呀？簡直就是小人儒。按照現代法學和法制的定義，當時鄭家棟還僅僅是犯罪嫌疑人嘛，哥出事了，兄弟於情於理要做的事都是幫他請最好的律師啊，沒想到卻是立刻除其儒籍。這跟中共一樣的醜態，著實讓人寒心。王怡為儒家說話，本來就給自由主義陣營罵了，現在出事情了，這些被王怡支持的朋友立刻“有理有據”地往自由主義身上栽贓。中共國的儒界何以猥瑣得如此不講義氣、落井下石了？如此無毒不丈夫的小人儒們，還復興什麼孔孟之道？！我哭。

二、新儒家吃儒學知識飯，沒有神聖信仰 道德自律靠不住。
社科院鄭家棟，首先是中共國一做學問的教授，而後才是中華新儒家人士。在是非、好壞、善惡、正邪從來就混淆不清的中共國，鄭家棟到底是不是走私“老婆”成了百萬富翁，這要到中共垮臺之後才能真相大白。但小人儒們不仁不義，倘若關公活著，肯定要被青龍偃月刀問斬。這個事實讓我哭，卻也想清了一些事。

假定鄭子的的確確犯了販“六妻”之走私罪，那也坐實了儒家孔孟之道——仁義禮智信——的入世禮教天然的弱勢：好道德學問不足以保證形成好道德操守。

鄭對當今學術與權力結合之弊曾有慷慨陳詞：“最污穢者乃是以搞政治的手法來搞學術，以‘立言’為‘立功’之曲徑———略通文墨的聰明之士，寫點什麼或主編點什麼或找人捉刀點什麼，乃招搖過市，登上學術的殿堂，並穩坐‘權威’的寶座，攫得各種學術的、非學術的頭銜，聲名利祿反大於一般的政客。”但如此“正直學者”從講壇上下來，從學院裏入社會，卻跟胡長清、成克傑等貪婪的“父母官”大會小會上作“廉政講話”，下來便受他人行賄的形象，大同小異。

教授犯罪、貪官作秀，實乃中共國御用精英之常態。中共國近56年的人文教育完完全全抽掉了中華多神論形式的半神論的筋骨，曾經一度各種神的塑像都被砸碎，孔子、孟子舉國任意謾駡、盡情詆毀。如此過程裏，沒有了神的信仰和聖人榜樣，卻有的是邪魔信仰和貪官榜樣，作為學術知識賣稿費、評職稱的道德文章如何能夠教育出真君子來？一旦教授職稱有了，錢卻不多，販妻掙錢也沒啥大不了的。那些急於跟鄭子撇清關係的儒界，一旦有機會也會販妻，只是會更小心。

三、新儒家已成“坐儒”、“腐儒” 群體，游離於自由民主追求之外，不如小民。
據儒教研究所中心學術委員黃玉順說，鄭（家棟）子似乎是為供養妻兒而找外快。無論儒學大師鄭子今後人們怎麼評說，真相如何大白，當今中共國儒界群體的確讓我哭啊。儒學！嗚嗚……儒教！嗚嗚……

最近，先捏著鼻子讀了一朋友介紹的所謂當代“大儒”蔣（慶，勿恤）子的《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再見識了“芙蓉”、“超女”和太石村民的風貌，我真為新儒家悲泣。這些“坐儒”們一直在王道政治上浪費自己的生命資源。一旦退黨潮彙成海嘯傾覆中共破廈，非共的新政府不需要這些“腐儒”文物裝潢專政門面，他們還可以在這祠那齋裏講經談道地樂陶陶嗎？

自由“芙蓉”、民主“超女”和太石的罷官村民在蔣子眼裏，鐵定屬於“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之類小民。他們沒有君子學問和聖人情懷，甚至根本沒有頭腦。他們百人、千人、萬人都惟有私欲，行事思考“不符合天道”，“一人一票”的民主權力和體制必將很快“導致自然生態之滅頂之災”。在蔣子心目中，什麼“超女”、什麼“粉絲”在政治大事的決定權上，她們幾十萬選票都沒有他一票重。

前幾日我拿蔣慶主編的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給我那刺蝟黃發侄女看，她翻了幾頁斷然說她不會讀這些，也不會讓她今後的孩子讀，卻也並不反對瞭解中華文化經典。她問我
為什麼這些人不把中華古典彙萃呢？

是啊，要挑剔才不過兩百年、幾十年自由人權和民主政治的毛病，太容易了。可要萃取中華傳統慧言，憑蔣子、鄭子、郭子們的智力，真要做也不難啊。但他們為何沒有幫助小民們迅速成長為君子甚至成為聖人的仁心和勇氣呢？可我卻見著、聽著李洪志先生一個“忍”字做了他們十萬、百萬、千萬文字誦本、讀本沒能做到，也決做不到的事情。但這並不妨礙蔣子們無知地輕蔑法輪功。

其實，“自由民主”新精神和“智仁勇”中華傳統蘊藏在每位炎黃子孫心靈裏。一直是兩千多年依附皇朝權力的正統儒教和五十多年依附中共黨國權力的馬列邪教從精神上壓制百姓，不許他們參政議政成為公民，限制其生命信仰在家圈和村圈裏。他們不被獲准自由清楚地表意，只准哼哼，被弄成小民相。儒教“天地君親師”之“五治道”，在晚清到如今的一百年裏，都沒能合乎邏輯地開出“神民”之“兩政道”，以至於而今中華之自由民主實踐責任和風險落到法輪功婦女和太石村民身上。對此儒學一直沒有懺悔，有何資格成為新儒教？我哭啊嗚嗚。

四、問康曉光：在共和國體制下倡導仁政式王道仁政，是玩自己還是玩中共？
近來，中共國研究員康曉光提出儒教治國論，認為當今中國正處在危險的平衡中。一方面，政治、經濟、知識三類精英結成聯盟，保障了當前的政治穩定；另一方面，這三類精英相互勾結、魚肉百姓，造成政治腐敗與社會不公正，累積著不穩定因素。一旦經濟增長出現問題，政權馬上就會風雨飄搖，經濟危機立刻就會演化成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如何避免精英勾結扼殺社會公正呢？如何繼續中共領導式的獨裁政治？康曉光為中共獻策：把儒家學說定爲國教，施行仁政。

康曉光跟主張行君主立憲制的康有為、梁啟超是什麼關係，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倘若康有為再世，尤其是梁啟超還活著，兩人一定會跟我一樣“嗚嗚”的。

按照康曉光一廂情願的解釋，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中共政治實際上已在一步步回歸到中國的文化傳統中。胡溫新政提出“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系，利爲民所謀”，走親民路線，實際上就是孔孟“仁政”的現代版。康曉光認為這還非常不夠。因爲掛馬列主義、民主主義羊頭，賣資本主義、權威主義狗肉，等於自己打自己耳光，自己拆自己的台，“已經混不下去了”，必須儘快地以儒教“徹底取代馬列主義”，才能解決中共如今“執政合法性的問題”。在康曉光看來，“在一個民主的海洋裏生存”，不想“變成別人的樣子”，避開民主化，儒化已是唯一選擇。康曉光試圖用仁政拒絕西方的民主，這實乃倒退。

眾所周知，牟宗三、徐復觀和唐君毅等新儒家都極力主張學習西方民主。新儒家由大陸遷移到臺灣，1958年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國文化的同時，對西方民主憲政表示高度讚賞。這才是真的新儒家，主張把中華仁義的道德傳統跟西方憲政的民主政治相結合，這才是真的與時俱進。從日本到韓國再到臺灣，這一結合已經一一成功。為什麼在中華大陸，就不能走這條結合路呢？中共的撒旦馬列現代邪靈如何能被孔孟的儒家古代仁政所替代，康曉光並沒給出具有說服力的論證，甚至連這樣的問題都沒能被考慮到。嗚嗚。

仁政是孟子創新的“貴民”式王道政治。歷史和現實都確有一個賢良方正的君王，智慧和情操超過千萬個只關心家務和私事的小民。但離開了分權與制衡，離開了言論自由與開放選舉，賢王及其後裔或繼承人如何能長久地貴民呢？儒家“有治道而無政道”的仁政，從沒講清“到底應該由誰上臺”行仁政和“不行仁政而行暴政當如何”的問題。康曉光主張以儒教治共和國，依然沒有講清這兩個問題。

企望用依然沒有政道的古代儒教解決中共如今“執政合法性的問題”，這對中共才是大大的陷阱。如果儒教取代馬列，那就意味著胡錦濤、溫家寶等讀馬列，背毛語錄成長的中共官員都要穿儒衫，滿口“之乎者也”地執政，他們如果做不來，是不是要把手中的權力都交給康（曉光）子或蔣（勿恤）子及其學生？如果不交，豈不是又要除掉康子或蔣子及其學生？如果交給康子或蔣子及其學生，這政權豈不就不姓中共了？這兩點康曉光如果沒有思慮到，是弱智。如果思慮到了，康曉光不是在玩自己的命過把官癮就死，就是想悄悄地玩完黨的命。中共有那麼傻嗎？如果中共不傻，那麼誰傻？如果不能把中共玩傻，那麼准備玩傻誰？

最後我要特別指出：中華近代史上是因為儒教仁政型君主專制政治失敗，才有馬列暴政型中共專制政治的勝利。而這卻意味著專制惡政將在中華神州徹底失敗。共和體制下，小人儒當道情形下，儒教復興絕無可能。民主共和政治下，自覺為公民政治服務的民間新儒家由孔孟復歸《易經》而脫胎換骨，倒是可能別有洞天。

新儒家仿效法輪功之神佛信仰，可創建起民間儒教的神聖信仰。“元、亨、利、貞、勇”五統跟“仁、義、禮、智、信”五常相結合，構成中華共和國君子教育之歷史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基本內容，由家庭而學校而社會（社區、公司）培育公民; 君子; 聖人三合一的新人。一旦新儒教在民間社會和民主政治中獲得生命力，可為多元的宗教議院和政黨議院組成的兩院制中華新議會政治作出獨特的貢獻。(//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