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日訊】編按﹕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新美國世紀》計劃訪問學者，《亞洲華爾街》、《標準週刊》和《投資者日報》以及其它出版刊物的撰稿人。九十年代為美國之聲電視網絡的首席調查員，八十年代在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任職外交政策研究員，專攻武器控制和動態模型。獲哥倫比亞大學人文學士，國際關係碩士學位，並在哥大完成哲學博士課程。
葛特曼所著《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和背叛》一書獲2004年紐約太陽報紀實作品年度獎。亞洲公司2004季度讀書獎，富士比讀書俱樂部2004年推薦作品等。該書的中譯版由博大出版社( //broadbook.com/ )新近推出，並已獲得本年度華語作品的「天安門精神獎」和「萬人傑文化獎」。
以下是葛特曼最近所寫有關美商協助中共建立警網監控(PoliceNet)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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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美國企業家們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奇特的處境。美國商會（AmCham）的一位前駐北京主任最近在《華盛頓郵報》上把自己描述為「一個愛國的美國人」，擔心著「理智中心的腐蝕」。
這應該是中國最好的時刻。在過去五年中，中國企業的遊說團在華盛頓達成了所有重大的目標，包括：結束每年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PNTR）的辯論、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WTO）、降低軍民兩用技術出口的監督，以及對中國公關攻勢的政治干擾降至最小程度。從北京接辦奧運到布希政府所說－中美關係「從沒這麼好過」國際上對中國的接受度，如今已成為常規了。在中國方面，對於「法治」（rule of law）的爭議，特別是品牌保護和智慧財產權，儘管只是偶爾應付地執行但仍然被容忍。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成長數據似乎終於與事實（如石油的消耗量）相關了。而儘管中國銀行連續不斷的破產，大家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仍然居高不下。
美國企業在中國喪失影響力
但是，就如中海油競標優尼科（Unocal）公司失敗的交易顯示，長期以來美國所擔心的，例如中共是否遵守WTO規定、貿易出超、仿冒和腐敗等，都不是真正中美關係緊張的來源。這就像在中美相互依存經濟與投資中國的大海下，有一條斷層一般，美方一直認為中國的貿易戰略不僅是民族主義式的，且滿懷惡意。儘管美國商會前主席提出愛國心宣示的聲明，但大家逐漸地認知到，美國企業已喪失其影響力—特別是符合美國價值觀和戰略利益方面的影響力—而選擇與中共勾勒的新中國美景共謀。
在90年代初，當美國國會對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反應淡化之時，中美達成了一個不明言的協議：美國企業可以在中國自由投資，包括對軍民兩用技術移轉的史無先例的開放幅度。華爾街、國會山莊、學術界和幾乎每一個聲稱中國專家的人都分享著共同的期望，認為中國向資本主義邁進的每一步，落入中國人的口袋的每一分錢，都至少是走向現代化的、負責任的和中國民主化的半步。跟著來的希望是，不論軍力的強弱，一個民主的中國都不會是一個軍事威脅。因而，從一個政治和戰略的觀點，投資中國的戰略具有雙重目的。
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問道：這戰略有效嗎？如果中國目前的潮流傾向於高亢的民族主義、實施軍國主義和國家控制而不支持上述理論，又該如何呢？美商會前主席告誡美國要「停止鼓吹速成的民主」，但如果美國的投資反而加強和壯大了中共和它的擴張主義野心呢？
美國企業與中共的目標在許多方面串通好了──每天透過花言巧語在國會山莊為中共的目標進行遊說、賄賂中國政府官員、透過軍事技術轉移 （最備受爭議的是在中國興建研究發展中心） 進行。但是，沒有比美國企業參與興建全世界最大的「老大哥」—中共的網際網路審查及監控系統，更嚴重的背叛美國原先的貿易策略了。
美商網際網路業在中國領風騷
在90年代中，美商網際網路業在中國的魅力，其他領域的美國企業很少能比得上。每一項先進技術和每一個市場限制的鬆綁，不只被認為是美國資訊技術公司的機會，也被認為是促進中國民主化的潛力。
然而，中國領導者卻有著不同的盤算：
不要落後，焦點集中在科學和技術，促進現代化，富有起來。
控制通信方式、封鎖外界。如朱鎔基在1996年所說的「寧錯殺一千，不要漏掉一人」。取而代之的是，在網際網路充斥著中國的聲音，中國民族主義和「讓中國在2005年具有優勢主導地位」的言論。
利用網際網路作為政治工具。創造政府網站幹練、開放和負責任的表面形象。從來沒在書上見過的規定會突然在網路上出現。
監控中國的網際網路，視其為一個焦點群體，要在事件達到沸點之前預先得知公眾的關切點，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與效率將之消弭於無形。
軍事通信和戰術現代化，包括挑起網際網路資訊戰的能力。
但即使美國企業意識到了這些企圖，我們仍然低估了中國領導者實踐這些目標的能力：
美國電腦工程師相信，網際網路的架構太高明、太平等了；訊息總是會有管道流通的。
美國企業相信其技術和財務方面的動能一定會趕過中國的規範架構。
人權運動者倡言網際網路為一個報告和組織的工具。國外異議分子看到了一個溝通平臺。中國異議分子看到了一個得以與全球溝通的連結管道。
至於網路監控，我們都假設國家安全單位可以取得幾乎所有他們想要的日常通信，但是他們有辦法整理出來嗎？我們以為不可能。
正確答案是：只是還不行，不是不可能。
中國防火牆的建造始於1996年冠博通訊（Global One）公司建立第一個公開上網的通道。中國當局突然開始對關鍵字搜尋和「深入封包檢查」功能感興趣。中共想阻攔西方的新聞、宗教和政治網站，但用戶的數量每六個月就加倍，而且中國網際網路的設計與一般標準是大不相同的。
思科出售防火牆盒子
思科公司想爭取中國公用電腦互聯網（CHINANET）的合同，根據參與這專案的中國工程師表示，思科最後同意生產一個特別設計配置的防火牆盒子，此裝置可讓中共當局全面性地封鎖禁止人民瀏灠的網站。思科以很大的折扣價格出售防火牆盒子，因此獲得了百分之八十的中國路由器市場，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成功故事。
然而網際網路是一個動態的環境，搜尋引擎也必須受到控制。雅虎（Yahoo!）是中國排名第一的入口網站，在受到國家資訊局極度的糾纏之下，同意對雅虎聊天室進行監視、檢查批評中共的言論、並讓網友無法查尋如「臺灣獨立」和「中國民主」等敏感字眼。
從2000年10月到2001年5月，中國當局公佈了新法律：
在網咖（網路咖啡屋）和所有網路都裝置內部監視軟體，用以監視所有未經批准的政治或新聞活動。
下令網路服務供應商保留所有中國用戶的資料（電話號碼、他們上線的時間和網路瀏覽紀錄）至少60 天。
針對代理伺服器（一種閃避防火牆的方法）進行搜索和攔截封鎖。
公安部下令建造「金盾計劃」，一個全國性數位網絡，用來加強中央警察部門控制並增加取得每個中國公民上網紀錄的效率。
為什麼中國當局等到2000年才實施鎮壓？官僚政治的慣性、不同行政部門之間的「戰爭狀態」，與僅僅為了在網際網路熱潮中掙錢等這幾個因素都起了作用。但在網際網路還是自由的「百花齊放」時期，也吸引了大量的投資，美國的加密、防火牆、監視、甚而病毒的技術也大量引進。
思科和其它公司如：摩托羅拉（Motorola）和西門子（Siemens），在北京的中國2000年商展，透露了正在發展下個階段網際網路安全措施的訊息，網路監視突然成為一個熱門市場。摩托羅拉賣給北京警察單位無法破解的加密技術，北電（Nortel）設法以高價將封殺監視技術賣給中國當局，使得公安局開始仰賴如Netfront、RSA Security、Watchguard等小公司的技術。為了達成監視功能，公安局利用如radiate和clicktiluwin之類的軟體。諾基亞（Nokia）和摩托羅拉爭相提供先進的定點追蹤。當中國軍方部門呼籲對美國使用先發制人的病毒來創造「電子珍珠港事件」時，美國公司如Network Associates、賽門鐵克（Symantec）和趨勢科技（Trend Micro），卻以捐贈300個活電腦病毒給公安局，來確保他們得以進入中國市場。
對選定、特定的項目的審查制度成了常規。雅虎簽署了網際網路保護「社會穩定」的承諾書。對利用Google搜尋禁止語彙的上網者，會被選擇性地阻斷，施以越來越長時間的網路斷線懲罰。網上新聞站如「南華早報」因為張貼了揭露迫害法輪功的文章而被封鎖了。如以色列的“incognito”之類的人工智慧程式，被用來跟蹤個人用戶。在中共媒體中強調，使用網際網路監視為政府公開的政策，中共藉此督促一般大眾自律配合政策。
思科揭示了「警網」
在2002年12月的上海「金盾」商展中，北電網路聲稱開發了一個100%網路封包捕獲系統，特別設計用來「捕捉法輪功」。昇陽（Sun Microsystems）和它的中國合夥人，金手指（Golden Finger），創造了一個全國指印和面部識別系統“Facecatch”。這些程式將會埋置在身份證卡片中做為中國國家安全的一個「整體解決方案」。
在「金盾計劃」中「思科網路解決方案」的產品介紹得了最高分，它包括「為警察監視設計的電話解決方案」和「增進社會穩定的錄影監視解決方案」。思科並揭示了「警網」（Policenet），它可以安全的聯結到省安全資料庫，使之能進行交叉檢查和追查行動。中國警察或公安局特工使用思科的設備，就可以在街上攔阻一個公民，並從遠處連接上嫌犯的工作單位，檢視包括嫌犯的政治行為和家庭歷史、指印、相片和其它能想像的資訊的報告。特工也能查出這嫌犯是否在前三個月內參與過任何網站討論、取得他們瀏覽的紀錄，閱讀他們的電子郵件。在商展以後，思科建立了一個全國公安資料庫，有即時更新和機動能力。直至2003年6月，除了四川以外，它在中國所有的省分已完成部署。
最近，中國部落格人士（bloggers）透露，微軟（Microsoft）禁止在他們的主題中使用如「民主」等的用語。Google也承認，他們的新聞網站現在是依中共的規格製作的，審查是一般正常程序。思科製造用來過濾中國網站的特別防火牆盒子也許是「原罪」，是替中共建立「老大哥」網際網路監控系統的一個重大基石，但是現在已不只有思科了，並且這些公司商業行為的合法性沒有被質疑。然而，建構警網（Policenet）的各種產品又是另一回事，這明顯的違反1990年和1991年的外交關係授權法案（the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停止核發許可證不讓任何一種罪行控制或偵查儀器或設備出口到中國。」
2002年當布希總統訪問上海時，為擔心可能的恐怖分子攻擊，一些對嗅聞炸彈技術的出口限制暫時被解除了。一些主要的美國公司遊說以該豁免為先例來推翻整個政策。然而，若要總統實際上取消該法律，在政治上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將會是很困難的。根據最近思科的公報，美國商務部對出口項目法規採取非常狹窄的解釋，使用了網際網路時代前對警察設備的定義。
美國國會關切思科作為
但商務部必須向國會報告。眾議員丹・波爾頓（Dan Burton）最近寫了一封非常詳細的關於思科活動的信給商務部長，要求給一個充分的解釋。眾議員湯姆・譚克瑞多（Tom Tancredo）則是要求司法部對思科舉行公聽會 。這些人都是保守的共和黨員，所謂的「中國鷹」，但關於這個問題，他們是一定會得到民主黨眾議員們的支持的，如加州的眾議員湯姆・藍托司（Tom Lantos），他對中國的人權十分關注，同樣對「理智中心的腐蝕」的顧慮導至終止中海油收購優尼科的交易。
警網的合法性爭議問題在政治上凸顯了出來，也彰顯它的報導價值。對思科而言，最大的傷害及壓力也許不是來自政府，而是來自非正式聯盟的第三勢力。
這些第三勢力參與者包括:
媒體：《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和《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的專欄作家，最近寫了一些文章強烈批評思科，甚至將思科協助架設中國警網，與IBM在二次大戰時，曾為大量屠殺猶太人的納粹效命相互比較。有好幾份主要雜誌都在寫相似的故事。
網際網路：網站和部落格，譬如Slate和Rconversation網站（原CNN 駐北京辦事處主任Rebecca Mackinnon經營的），便是走在調查及行動的前線。
智庫和大學：哈佛大學授權進行一項關於中國網際網路控制的研究，矛頭特別指向思科。
中國行動改革人士：一般的異議團體如哈里・吳（Harry Wu）的中國情報中心、無疆界記者（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和全球大紀元時報等正在華盛頓針對此問題進行遊說。
社會責任基金投資公司：波士頓共同基金管理公司（Boston Common Asset Management）和多米尼社會責任基金投資公司（Domini Social Investments）最近在股東會上提出了關心人權反對思科作法的決議。即使這決議案沒成功，思科股票也會在未來一段時間裡受到衝擊。
思科展開辯護行動
思科設法壓制這風暴，但適得其反。防火牆的技術困難，讓思科可以看似有理地否認在監控中國網際網路行為中扮演任何角色，那似乎也意味著對警網的批評可以被阻檔或忽略。為了回應《頻譜雜誌》（Spectrum Magazine）的一個報導，一位不具名的思科代表聲稱，沒有「絲毫證據」可支持對思科的這種指控。但是思科自己在2002年的商展簡介已被翻譯出來，隨後並被發給了好幾位專欄作家和記者。面對這無可辯駁的證據，思科的亞洲公共事務主任特里・阿爾伯斯坦（Terry Alberstein），退到了下一個防線，他寄給Rebecca Mackinnon所主持的部落格一封長信，闡明思科的行為不是非法的。在給《華盛頓郵報》的一封辯護信中，一位資深副總裁丹・許維門（Dan Scheinman），甚至試圖暗示思科一開始對這件事就是開誠佈公的：「中國警方所獲得的產品… 曾做了完全公開的廣告。」
沒有任何一家美國公司會想處在思科當前的處境中，必須重寫事件的經過並聲明他們沒有違法。而且一般美國公司不會選擇在部落格網站上和給報社編輯寫信做正式的聲明。但是對思科而言，最好還是在一個非正式的部落格網上承認警網的存在──因此為自己的行為先打預防針—以免日後要在正式國會聽證會中承認。
這事態會有多嚴重？從近期看，思科大概將平安度過風暴。但是有兩個條件必須成立。首先，中國不能再有天安門規模的重大暴動事件──否則美國公眾對中國民眾遭遇的反應，不只對解放軍還有對警網的反感，將無可避免地導致思科結束在中國的營運。第二，不能再有中美關係的危機—從貝爾格勒（Belgrade）中領館轟炸案、美國海軍偵察機EP-3事件和先前反日暴動等事件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共挑動反美情緒的舉動是極端變化莫測的。思科原先在中國的投資也許是相比之下較為成功的，然而少有公司會想把中國這樣不安定的地方作為未來的營運根據地。
警網事件對台灣的啟示
這些網際網路事件對臺灣企業及投資中國有何寓義呢？ 雖然它不能直接解答如何應對中國當前的「水果攻勢」，但可以得到兩點結論：
第一，臺灣企業已經在類似思科目前的處境下經營，他們打賭在近期內中國不會有侵略或封鎖臺灣的行動，而且中共將不會崩潰。對美國公司來說，那是不安定的土地，對台灣而言，中國這樣的投資環境是更加脆弱無力的。例如，即使臺灣成功的防禦了中國的軍事侵略，也會導致對台商大規模的反控，將台商視為中共的同路人。無論中共對臺灣投資者施加多少壓力，要台商緊跟著共產黨極力遊說的政策目標，無論中國市場看來多好賺錢，台商必須審慎的將眼光放遠，並注意發展本國的市場。這是從思科案得到的第一個教訓。
第二，臺灣是一個民主國家，一個民主國家意味著兩黨以上的互相競爭和削弱對方，並與對方的敵人交易。它也意味著第三勢力的存在：獨立媒體、部落格、智庫和大學、行動主義分子、甚至有一些能從道德規範及愛國角度處理投資的公司。在美國，第三勢力意味在
公園中有人群激烈地說著反對伊拉克戰爭的言論，能在國家利益和人權立場一致的問題上一起工作。臺灣的情形也許更像是一個建立「理智中心」的情況。但不管怎樣，跨黨派合作、跨企業和跨政治（譬如社會責任投資公司） 的結合是必要的。
第三勢力的目標是很明確的：促進好的商機，同時防止中共干涉臺灣政治，影響中國向理想的方向發展，以及維持臺灣的國防，保持台灣是個值得美國捍衛的亞洲繁榮民主國家的形象，而不只是一個純粹的重商主義社會。
很清楚地，美國和臺灣企業都遭遇一些關於投資中國的政治問題。理論上，我們也許甚至都經歷過同樣的修正過程，希望本文可以更加推進這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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