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日訊】8月7日，廣東省梅州市興寧黃槐鎮大興煤礦發生特大透水事故，井下有 123名工人被困，生還希望渺茫。

8月29日，官方救援人員已經放棄搜救幸存者努力，被困井下123人全部遇難。歷時23天的救援工作，只找到六具遇難礦工屍體，其他死者屍骨無存。

每次大礦難發生，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都再次高度關注、發出指示，特大礦難要派聯合調查組；當地政府的各級領導再次組織搶救、看望受難礦工家屬和追查相關責任人。這兩年，又多了一道領導干部“道歉秀”的風景。

從上到下的官員都信誓旦旦，要整頓煤礦，關停無證煤礦和私人小煤窯，加大安全投入和技術改造，盡量杜絕煤礦事故；此次中央官員還發出狠話：要讓黑心礦主“傾家蕩產”。

然而，無論高官們如何關注、如何三令五申、如何嚴懲責任人、如何愧疚和道歉，甚至每年幾次全國性“安全生產大檢查”，也無法減少中國的礦難，民間輿論把下井的礦工稱為“預期死亡的人們”。

一邊是最低廉的勞力從事最危險的職業，幾乎每天都有黑暗中的礦難，礦難中的礦工死傷、親人嚎哭和受難者家庭的絕望；一邊是最有錢的煤老板經營最賺錢的行業，他們個個都是一夜暴富，買豪車，住豪宅，吃豪宴，雇保鏢、買槍支，一臉闊氣，一身狠氣，……同一種黑金卻劃分出截然相反的兩個世界。

在這種貧富兩重天的背後，是比黑金和黑心更黑的制度。

首先，官方對生命的政策性蔑視：煤礦安全投入欠帳過多（高達500多億），長期沉迷於高能耗、粗放型的增長模式，政策性的補償規定導致死亡賠償標准過低，對暴利的貪婪和對政績的追逐導致對礦難的麻木心態。

其次，制度性救濟的匱乏：煤礦行業不允許成立獨立工會，礦工也沒有罷工、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不允許獨立的新聞監督和獨立的司法調查，礦主和衙門的官商勾結只能愈演愈烈。

其次，這一切政策性和制度性原因，總根子就是冷酷的黨權至上和官權至尊的體制。一黨獨裁從來都是冷血的，從不在乎普通人的生命；只有冷血制度培養出來的官員，才會視經濟發展、招商引資和政權穩定高於人的生命。

在當今世界上，為災難中的死者下半旗致哀，已經變成國際通例，它標志著國家及其政權對生命的敬重和珍惜，也以此來彰顯生命的寶貴、來提醒全社會對生命的珍視。而在中國，國旗是為高官們准備的，中共政權可以為某個領導人的死亡下半旗致哀，卻從來沒有為災難中的死者下半旗致哀。按照中國國旗法規定，發生特別重大傷亡時，可以下半旗志哀。但自1990年10月1日國旗法實施以來，中國屢屢發生百人以上的特大礦難，卻沒有一次下過半旗志哀。甚至，1994年12月新疆克拉瑪依大火奪走了288名中小學生和37個成人的生命，2005年6月黑龍江牡丹江市沙蘭鎮洪災奪走105個小學生和4個成人的生命，這個冷酷的政權仍然沒有下半旗中共政權可以為某個領導人下半旗致哀，卻從來沒有為災難中的死者下半旗致哀。

對於頻發的礦難，有關官員及其御用專家曾一再強調：國情的特殊決定了中國礦難頻發的難以避免。他們振振有辭地論證到：通過對國外一些國家安全生產發展趨勢的分析，經濟發展水平和安全生產水平具有高度相關。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間，生產事故基本是呈上升趨勢；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之後，事故率才開始逐漸下降。所以，中國經濟要到2020年才能達到人均GDP5000美元，也就是接近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只有到那時，中國安全生產的水平才能達到世界的平均水平。

那麼，同樣是不發達國家的印度，現在的人均GDP只有500美元，遠低於中國的1000美元。按照中國官員的推算，印度的人均GDP只有中國的一半，印度的煤礦百萬噸死亡率應該比中國高出一倍以上，但事實上，印度的煤礦百萬噸死亡率為0.42，僅為中國的十分之一。所以，中共官員用經濟發展水平來為礦難高死亡率辯護，除了冷血，再無其他。

關於控制礦難的死亡率，有關官員居然說：礦難死亡率准備按照每年下降4.0%的幅度控制，已經是天大的政績了！比如， 2004年百萬噸死亡率准備控制在3.8左右，比2003年的4.17下降0.37。按照這樣的官方邏輯，起碼在2020年前的十五年裡，礦工們只能忍受每年3000多起礦難和四－六千人左右的死亡。

也就是說，只要還采煤，礦工就要繼續每年數以幾千計人數死下去。這是多麼可怕的官權邏輯！

在中國，“一支獨秀”的經濟背後是礦難的“一支獨秀”。

在黑金吃人的背後，是更黑的崇拜GDP和暴利的人心。

在黑金和黑心的背後，是更黑的蔑視生命的制度。

2005年9月2日於北京家中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