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恒:大痛無聲 ——中國農民的話語權

楊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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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16日訊】1月12日,一大早,隴西縣一位普通的農民給我送來了一面錦旗,上書“深入百姓好記者”七個大字。這也許是我得到的“最高獎項”。他說送錦旗就是爲了感謝我,感謝我代他們說了真話。

那麽老百姓爲什麽自己不說,要我代他說呢?難道老百姓自己不會說不想說嗎?顯然不是。大多數人生來就會說話,即使是發聲系統不健全,不能用有聲語言來表達,他也會採用其他的語言表達方式。他們想說也會說,並且說得精彩異常。我們常常爲來自老百姓的語言而拍案叫絕。可是,廣大的農民在這個世界上啞然失聲,這個豐富的世界卻成了最爲安靜的群體,我們幾乎聽不到他們發自心底的聲音。這又是爲什麽?

我出生在甘肅農村,成長在甘肅農村,現在又成天“深入百姓”,我用農民自己的耳朵傾聽過農民的心聲。我知道萬民齊喑原因。

一是農民認爲有些事情不必說,所以沒說。費孝通先生分析過中國社會的鄉土本色,他認爲農民生活在熟悉的封閉的土地上,每個人都在彼此的眼裏生活,表面的、心底的,都一目了然,根本用不著說。雖然,農村社會有所分化,好多農民不再以土地爲生存的基本方式,但他們依然保持了濃厚的鄉土本色,依覺得“我不說,你知道”。我聽到過最好的論斷:“難道現在當官的都是瞎子!”這句話所指是,老百姓的事情一看就清楚,用不著說,可官員們就是看不著。

二是農民想說,而不知道怎麽說。農民語言的精彩與此並不衝突。農民對自身的認識並不明晰,缺少理性色彩。農民深刻地感受著苦難,卻拙於言詞,除了謾駡和感歎之外,說不出言詞鑿鑿,咄咄逼人的話來。也就是說,農民自身的文化限制了他的表達。我常常聽到“老百姓苦死了”這樣悲涼的感慨,但是聽不到爲什麽“苦死了”的深入分析。當然我如此說,並非貶低農民,說農民的不好。我意在陳述一種現狀,可能會遭到某些帶有盲目同情心的好心人評擊。

三是農民沒有地方說話。官員在會上說,記者在媒體上說,學者在學術刊物上說,教師在講堂上說,時評家可以到網路上說,農民到那兒去說?農民沒有自己的陣地!陣地是話語發表的之處,農沒有自己的陣地,也就失去了話語權。沒有發表自己的陣地,只好去天安門前“秀”一把,結果被捉。在被捉被勸被恫嚇之後,農民失去了最後的陣地,就連塔掉之上也不行。

四是不准農民說話。不准說話,就象阿Q不准革命一樣。這是利用一種話語權力對另一話語權封殺的結果。封殺農民的話語權不單憑藉主流話語,或者中心話語,還憑藉各種威嚴的被叫做法律的手法。從一方來說是不准說,從另一方來說是不敢說。從此農民便失去了話語權,萬民齊喑的局面就這樣形成。

以上分析只說明了“無聲”這一特色。下面再看一看“大痛”。

農民之痛,無須言表。

我這裏要說的是“大”字。爲什麽要用大來修飾痛呢?我要表達三層含義。

一是痛的人數之多,實爲罕見。中國有多少農民,就有多少痛。痛是不能量化表述的,缺乏直觀性。我只能用比喻。如果把痛比作空氣,我們每天都呼吸沈痛的空氣,空氣是我們生存的必要條件的話,痛也是農民生存的必要條件。沒有痛就不能稱之爲農民。二是農民之痛是痛得最久的痛。農民的前身是奴隸,正身自己,後身是工人,延伸是出生於農村現在跳出農門的知識者。這個歷史軌迹有多長,農民的痛就有多長。用漫長的時光疊加起來的痛,能不說是大痛嗎?三是痛之痛徹。農民之痛至心至肺,我至今想不出那一個階層的人比農民還痛,那一種痛比農民忍受的痛要痛。農民的痛是自己說不清楚的痛,是自己無法表達的痛,是自己無處表達的痛。這種痛是痛得麻木了的痛。

農民如此之痛,該當一個“大”字!

現在合起來讀這四個字,大—痛—無—聲—

大痛無聲四個字應是中國農民話語權的基本特徵。如果還有人要爲這幾個字加上別的意義,我毫不反對,我知道,你的好心是在爲農民說話。你說話,我就將“深入百姓”送給你,做爲對你的最高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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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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