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4日訊】中國的寡頭形象由模糊而清晰，由清晰而巨大，像一個令人驚恐但卻在加速逼近我們的“利維坦”。

一、90年代的造勢運動：中國寡頭經濟的形成

　　確山，是莫斯科一處風景宜人的避暑地。從1994年開始，一群俄羅斯新貴經常在這裡的一個山頂別墅中聚會。這個由霍多爾科夫斯基、別列佐夫斯基、波塔寧等人們耳熟能詳的商業巨頭所組成的“確山俱樂部”，後來被外界形象地稱之為轉軌時期的俄羅斯寡頭。

　　對絕大多數中國公眾而言，寡頭僅僅是屬於俄羅斯的，但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寡頭，也同樣是屬於中國的。就在俄羅斯寡頭即將灰飛煙滅的1990年代末期，中國的寡頭卻開始悄悄地進入了他們的黃金時代。顯然，這是一個鮮為人知的中國故事，是寡頭的一個中國版本。

　　1990年代末期以降，一批脫胎於傳統國有企業的行政壟斷集團，在國企改革“抓大放小”的政策背景下，藉助於一種含蓄但卻強大的政治動力，開始進入他們的全盛時期。經過多年的橫向和縱向整合，這批行政壟斷集團的資產急速膨脹，並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奠定了他們在中國的寡頭地位。

　　2004年的一組統計數據強有力地呈現了中國經濟中的這這種寡頭格局。據中國國資委統計，截至2004年十月，中國央企（即所謂直接隸屬於國家國資委的中央企業）累計實現銷售收入４４６７８．１億元，增長２９．２％；累計實現利潤４１８８．９億元，增長率更是達到５３．２％。尤其讓人刮目的是，在累計實現的4188億元利潤中，中石油、中國移動、中石化、中國電信、中海油、寶鋼、中遠集團等七大集團佔據了其中的６６％。在中國國有企業數量大幅度減少的同時，中央企業卻出現驚人的跳躍式發展勢頭，這個事實只能說明，無論是從行業還是從整個經濟來看，中國的銷售額和利潤都在急劇向極少數中央企業集中，中國經濟的集中度正在顯著提升。換言之，中國經濟的寡頭格局已經大致抵定。

　　所謂寡頭，是指少數幾家廠商控制整個市場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的市場組織。1990年代末期以來直到今天的中國經濟史，大概是對這個定義最為適切的詮釋之一。中國經濟的寡頭格局，不僅在具有自然壟斷的性質的通訊、電力、金融等行業清晰可見，在競爭性的鋼鐵等行業表現得也同樣明晰。與1990年代炙手可熱的俄羅斯寡頭相比，中國的新型寡頭雖然默默無聞，也不像俄羅斯寡頭那樣具有鮮明的人格化特徵，但其對經濟的影響和控制力則可能遠甚前者。

　　誠如許多外部觀察家所評論的那樣，從1992年到現在，激烈乃至殘酷的市場競爭一直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徵。這似乎是在暗示，中國並不存在寡頭形成的土壤。然而，商品市場上的激烈競爭景象只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面相。在這背後，中國經濟還有另外一種面目，那就是：要素及資源的高度壟斷。正是這個潛隱於市場競爭表象之下的基礎架構，為中國經濟的寡頭格局埋下了伏筆。

二、抓大放小的戰果與歷史功績

　　1990年代中期之後，國企脫困成為中國各級決策者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在具體的實踐中，這個任務被分解成兩個主要內容，一是中小國有企業被迅速的私有化，各級政府藉此甩掉了沉重的財政負擔，這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中國蔚為風潮的“改制”運動。按照既定的國企改革戰略，這是所謂“放小”。而在另外一個方面，則是通過各種行政性手段將資源迅速向一部份壟斷國有企業（主要是哪些具有戰略地位和重要影響力的國有企業）的進行集中配置，即所謂“抓大”。在中國的決策層眼中，只要抓住了這些具有全局控制力的“關鍵少數”，行政力量才能在未來的經濟控制中為自己保留重要的一席。實際上，中國今天已經赫然成型的寡頭，就是中國在國企改革中長期奉行“抓大”戰略所收穫的歷史成果。

　　回顧不久前發生的中國改革史，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中國寡頭的成長軌跡。概而言之，中國的寡頭經濟主要是通過對要素資源的政治性配置，輔之以各種市場化手段催生出來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1990年代晚近，通過債轉股、通過各種財政優惠、通過強行壓低資金供應價格、通過一次又一次的銀行壞賬剝離、通過各種潛在和公開的准入制度、通過兼併重組手段，中國經濟資源實際上經歷了一次迅速的聚集過程。無疑，其對像明白無誤地指向了大型壟斷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

　　如果將範圍縮小到中國新興的資本市場，這部潛在的歷史就會呈現出更加清晰的路線圖。中國資本市場在初起之時，主要是為了當時處於邊緣地位的城市集體企業以及鄉鎮企業服務的，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國資本市場的開始逐漸淪為各類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國有企業的解困場所，而到了1990年代晚期之後，中國資本市場的則進一步成為特大型壟斷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的融資場所。依恃一系列的政策傾斜和本來就設有的准入制度，在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央企業已經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絕對主流和最大的受益者。在中國資本市場短短的十多年曆史中，中國資本市場清晰的呈現出了一條“為邊緣性企業服務——再到為國有企業服務——再到為央企（包括其他特大型壟斷企業）服務”的完整路線圖。這種格局，並非是中國資本市場自然演進的結果，而是資本市場不斷適應於政治需要的一個邏輯後果。

　　放眼於資本市場之外的更加廣闊的領域，這種情況也同樣彰顯卓著。當大部份資源通過金融、財政甚至政治工具向極少數企業聚集的時候，寡頭的速成就絲毫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了。有足夠的證據可以判斷，發軔於20世紀末期的中國寡頭，並非是市場競爭的後果，而是政府戰略性干預的成就。中國國資委的一位負責人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曾經頗為興奮地談到了國企改革的這種成就，他引用數據說，“國有企業1998年全年利潤才525億元，但去年（2004年）僅國有工業企業就已達到5312億元，其中中央企業實現利潤4785億元”。如此跳躍式的發展，這位負責人當然應該引以為傲。不過，從另外一種眼光看，這恐怕就不再是國企改革的勝利，而是寡頭經濟的勝利。

　　中國前26年改革給外界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一直是：中國經歷了一個廣泛而深刻的私有化運動。但絕大多數人並沒有注意到，在1990年代晚期，中國也發生了一場同樣激進而影響可能更加深遠的“國有化”運動——資源向極少數國有壟斷企業的迅速聚集。作為這場激進運動的一個歷史後果，中國的寡頭形象由模糊而清晰，由清晰而巨大，像一個令人驚恐但卻在加速逼近我們的“利維坦”。以現有的證據，我們顯然還無法對這個歷史現象做出“禍”與“福”的判斷，但無論如何，它已經是我們正在面臨的歷史大環境。

　　三、寡頭經濟的力量及影響

　　如果嫁接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的中國寡頭真的形成某種政府替代，那麼，對政府和市場兩方面都可能造成嚴重損害。

　　1996年，年邁的葉利欽再次披掛上陣，準備競選俄羅斯總統。但此一時彼一時，此時葉利欽已經不復是往日的葉利欽。民意測驗顯示，從前具有英雄魅力的葉利欽已經岌岌可危。在這個關鍵時刻，別列佐夫斯基等俄羅斯寡頭運用旗下的媒體力挽狂瀾，為葉利欽的連任立下了汗馬功勞。事後，俄羅斯寡頭們毫不掩飾的宣稱：我們拯救了葉利欽。

　　這是一個發生在俄羅斯寡頭身上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俄羅斯寡頭不經意之間就展現了他們驚人的實力。那麼，中國的寡頭將如何作為？

　　與俄羅斯的寡頭同行們不同，中國的寡頭並不是那種依靠盜竊國家資產起家的強盜資本家，而是與體制完全融為一體的國有企業。換句話說，他們是合法體制的一部份。不過，這種特殊出身一點也不會削弱中國寡頭的影響力，相反，正因為他們是合法體制的一部份，中國的寡頭們可能更容易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行壟斷集團的既得利益之實。也因此，我們才更應該對中國寡頭們的特殊性格加以仔細辨析和警惕。

　　中國的寡頭雖然脫胎於舊式的國有企業，但他們的智慧和能力顯然已經今非昔比。這首先表現在寡頭們對市場經濟的熟悉程度。如果說計劃經濟時代的大型企業集團基本上屬於行政機構而對市場經濟完全陌生的話，那麼，今天的中國寡頭顯然已經完全洞悉了市場的秘密。經過20多年的錘煉，中國今天的寡頭集團的市場智慧已經不在任何私營企業之下。如果加上其本身具有的資本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力優勢，只要寡頭企業願意，他們就完全可以鞏固併進一步擴展的他們的市場壟斷優勢。

　　事實上，無論是在國內的所謂整合、重組，還是在近年來愈演愈烈的海外並購案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寡頭們對現代金融技巧的嫻熟運用。如果僅僅如此，我們可能還無需對中國寡頭格局過分憂慮，但問題在於，寡頭們不僅僅是市場動物，也是政治動物，不僅僅具備政治意願，而且也具備強大的政治行動能力。這種憑藉行政權力擴充壟斷利益的政治性格，在中國寡頭一路形成的過程中已經表現得相當明確。在著名的陝北油田爭奪戰中，中石油就有透過遊說行政管理部門並以文件方式強化自己的壟斷地位的“前科”。撇開具體的對錯不談，僅就運用行政資源介入商業爭議這一點而言，中國寡頭的政治權力顯然已經侵蝕了市場本身的公平和正義。由此我們也可以發現，寡頭的壯大多少是以不公平地犧牲其他經濟成分尤其是民營企業為代價的。

　　不過，陝北油田案例可能遠遠不足以展現中國寡頭的政治行動能力。隨著經濟資源和利潤進一步向寡頭企業聚集，寡頭在中國未來的政治權重也將越來越舉足輕重。2004年，僅中石油一家的利潤就達到1029.27億元人民幣，占整個央企利潤的1/5強。如此大的權重，寡頭企業的超級政治遊說能力已經呼之慾出。所以，當2005年3月16日中石油在香港驕傲地宣佈他們驚人業績的時候，許多人的心頭也同時掠過了一絲陰影。

　　最近，由中國企聯主辦的“2005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名單已經確定，中石化以6342億元營業額的業績名列第一，而500強最後一名的入闈者營業額年僅45億元。大與小的規模相去何其巨大！

　　大致可以判明，中國正在不斷壯大的寡頭企業，既不是呆頭呆腦毫無市場衝動的行政性企業集團（這一點讓他們區別於傳統的國有企業集團），也不是那種與行政權力有著明確界限的市場組織（這一點區別於眾多的西方大企業），而是同時具備強大市場權力和政治權力的一種新型的龐然大物。到這裡，如果我們還將寡頭企業定位為傳統的“國有企業”恐怕就有過分天真和書獃子的嫌疑。實際上，絕大多數無足輕重的國有企業已經遠離政治考量和保護之外。他們的待遇與寡頭類國有企業已經有天壤之別。在這個意義上，對今日寡頭企業比較準確的定位可能是：官僚壟斷企業。對於這樣一種特殊的，舉手投足都足以造成深遠影響的經濟恐龍，我們切不可以等閒視之。如果嫁接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的中國寡頭真的形成某種“政府替代”，那麼，對政府和市場兩方面都可能造成嚴重損害。

　　四、寡頭經濟與產業鏈的關係

　　從邏輯上推斷，中國的寡頭雖然寄生並脫胎於中國的行政權力，但作為一個有著強烈自我利益衝動的利益集團（並不總是那種我們期望的公共利益），他們將會追求並擁有越來越大的獨立話語權。事實上，已經有觀察家指出，地位不斷竄升的中國寡頭正在強有力地改變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圖，並決定性地型塑中國未來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結構。這可能有點言過其實，但不管怎樣，我們正在看到的一個趨勢是：有組織的寡頭正在全面壟斷上游及基礎產業，而在產業下游以及圍繞在寡頭周圍的配套產業則是充分競爭（甚至是過度競爭）的其他經濟成分。在這種格局中，中國寡頭不僅能夠輕易擠壓其他經濟成分的利潤空間，也可以通過釋放部份利潤來吸附逐利者從而達到控制他們的目的。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看就是：各類在中國改革中漸次生長出來的民營企業以及其他新興的社會成分，正在日益失去其經濟獨立性，而成為寡頭們的依附者。寡頭們的意願將可能輕易決定他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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