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2日訊】1958，降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都被蓋上了印章，自由遷徙從此終結，農村與城市被一個本本隔斷。突然間，「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城裏人」、「鄉下人」不再僅僅是一個地域概念，而是一個嚴格的法律概念。人們的命運被組織化、凝固化了，由出生到死亡。

1958，「大躍進」的年代，那場風風火火的烏托邦試驗以失敗告終被歷史淹沒。但是，這一年1月，毛主席簽署一號主席令確立的另一項制度——戶籍制度卻保留了下來，直到今天。

戶口是生活的依託，戶口是權益的保障，戶口是進入城市的通行證，戶口還是子女的搖籃。有了戶口，人生就有了可能，沒有戶口，你萬萬不能。「盲流」、「黑人」這類的詞語被創造出來，背負這類詞語的人不僅僅要承受精神上的羞辱，更要忍耐生活上的艱難。本文講述的就是他們的故事，這些被檔案遺忘的人，他們都是共和國的公民。

李秀珍的屍體躺在北京市管莊醫院冷冷的太平間內。生前困擾她的問題，身後也仍然纏繞著她。因為沒有戶口和身份證，醫生不肯給她開「死亡證明」，殯儀館也拒絕為其火化。

36個小時過去了，時間指向2005年8月10日上午10時，她的家人在多種努力都失敗以後，不知所措了。李秀珍的長女李貴秋坐在屋內的椅子上痛哭，她看見自己的丈夫在一旁焦急地踱步，父親李殿洲則呆坐在床上，眼睛直直地望著對面桌上母親的遺像。屋外，李貴秋的二哥正用被單蒙頭倒著一動不動，他已經一天多沒吃東西了。

李貴秋突然變得憤怒起來，她從椅子上跳起來……火化的難題最終得到了解決，在她母親逝世後的第四天。事後和記者談起此事，李貴秋仍有掩飾不住的悲憤與哀傷。她說:“我媽是死不瞑目啊！”

李秀珍一家都是「黑戶」，在中國森嚴的戶口登記和身份證管理制度下，她們作為一種異類在城市的夾縫中生存。這讓她們艱辛備嘗。為了身份問題，李秀珍生前不停地尋找說法，她得到的答覆一般都是“回去等”。“等得我們都心寒了。”李貴秋還記得她母親為此落淚的樣子。

李秀珍一直等到去世。她一共等了30年，全家還是「黑戶」。這時她最小的孫子已經11周歲了。

文革時期

「單幹戶」被打成「黑包工」

1975年3月10日下午，李殿勤在黑龍江省雙城縣火車站裝卸貨物。她並不知道，她的大弟李殿洲全家已經被遊街三日，而此時，雙城縣縣委通知了她的居住地——工農街的街道辦事處，李殿洲一家被安排到她家暫住。

李殿洲是個皮匠，這個不善於田地勞動的農民靠自學成了一個手藝人。1971年，他和妻子李秀珍攜5個孩子，從雙城縣前進公社勝發大隊遷入公正公 社康寧大隊。李殿洲說，他的工作是為本公社各大隊做皮帽、車馬套、皮鞭等物，每年要固定上繳康寧大隊500元錢，此外的收入就歸自己所有。在本大隊的工作做完之後，他還拿著康寧大隊革命委員會的介紹信到外縣攬活。這項收入使他成了大隊裏先富起來的人。不過，他的麻煩很快就來了。

在1974年秋天的一次隊部會議上，「單幹戶」李殿洲被打成「黑包工」。大隊領導說他是「社會主義的攔路虎、絆腳石」，要「一腳踢出」。李殿洲說:“那時正趕上割資本主義尾巴，也沒有反駁的餘地，說啥是啥。”接下來分口糧時，屬於他全家的那一份就被大隊扣下了。

李殿洲說，他妻子李秀珍多次去康寧大隊要糧，還到公正公社反映問題。到了1975年3月6日，康寧大隊革命委員會乾脆把他家的戶口給遷了出去。當時農戶手中沒有戶口本，只是在大隊有個戶口登記簿。按照當時的政策，如果有農戶要遷出，需要先有遷入地的准遷證。

四年前，李殿洲先是得到康寧大隊的准遷證，再拿到公正公社蓋章，然後前進公社勝發大隊開出遷移證。經過這樣的程式，李殿洲一家算是落戶到了康寧 大隊。但是這一次，康寧大隊把他家戶口註銷，讓他們「回原籍」——前進公社勝發大隊時，李殿洲並沒有得到前進公社的准遷證。李殿洲說，被逐出康寧大隊後， 勝發大隊並不接收，他們開始成了「黑戶」。

3月8日，李殿洲全家開始被抓到一輛農用車上遊街。趁著農用車開到縣委大院休息的空隙，他偷偷找到縣委領導申訴。在遊街的第三日，縣委領導決定把他們一家暫時安住在李殿勤那裏。

李殿勤是個寡婦。丈夫在十年前去世，她含辛茹苦將5個孩子撫養大，生活相當艱苦。當她從火車裝卸站走出時，看見一輛停在門口的農用車上有她的弟 弟、弟媳及5個侄子(女)。她被告知，李殿洲一家已被公正公社康寧大隊逐出，縣委決定讓他家先暫住在她家。她猶豫了。“那時我連自己的5個孩子都顧不過來，不願意讓弟弟搬過來。”李殿勤說:“但有兩個人說，是縣委派來的，三天後肯定搬走。我就答應了。”

三天後，縣委並沒有解決李殿洲一家的戶口問題。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仍然沒有解決的跡象。李殿勤家的土坯房是此前中蘇關係緊張時興建的備戰工程 房，非常狹窄，她們一家6口居住已顯逼仄，李殿洲一家7口搬進以後，更是擁擠不堪。李殿勤於是和鄰居一起，幫李殿洲在附近的空地上建了間房。

“說是房子，其實就是一個小棚子。”李殿勤的鄰居王君義說，“用土坯壘起來的，棚頂用些破草袋子、廢油紙一蓋就算完事。屋裏再搭個小土炕，支個小火爐。”夏天下雨的時候，屋裏也是一片水世界。

票證年代

沒糧票只能吃野菜

吃完野菜後不久，李殿洲的女兒李貴秋的身體就有了反應，全身浮腫，眼睛腫得眯成一條縫，臉色發紫。鄰居王守民得知後，立刻背著李貴秋去了鐵路職工醫院醫治。李貴秋那時剛剛六七歲，這次野菜中毒讓她吃了些苦頭，好幾天吃不下飯，行走時因看不清路而跌倒，一直到半個多月後才康復。

那時中國還是票證年代，購糧要糧票，買布要布票，此外還有肉票、煤票、油票，甚至買幹豆腐時都需要豆製品票。在被註銷戶口之前，李殿洲一家就沒 有了口糧和各種票證。他們失去了生活來源。他家的幾個孩子經常到村外的空地上挖野菜吃。“就連灰菜都吃。灰菜一般是餵豬的。”鄰居王守民的妻子李春芝說，“我們也只在三年災害期間吃過灰菜。除非特別沒吃的了，否則不會吃灰菜”。

李殿勤和鄰居會給他家以幫助。李殿勤有時偷著給李殿洲家送些玉米麵。她家的糧食也不夠吃，常常喝粥。她二兒子那時有十六七歲，在鐵路裝卸站從事 重體力勞動，經常吃不飽，知道母親給李殿洲家送糧食後非常生氣。李殿勤說，二兒子為此越來越焦躁，日積月累，患上精神疾病，一發作即破口大駡。

李殿勤和鄰居也不富裕，他們的接濟無法滿足李殿洲家的需要，孩子們就去附近的飯店撿食客人們吃剩下的飯。這是被人瞧不起的。那時飯店均為國營，他們撿飯時常被服務人員攆。李春芝還記得，有一次，李殿洲的長子李貴鋒被飯店拒之門外，還挨了打。

在李殿勤和鄰居的記憶中，這幾個孩子都餓得皮包骨，沒有力氣，有時要扶著牆走路。李殿洲夫婦也蒼老了很多。因為饑餓，李殿洲得了嚴重的胃病，經常痛得叫出聲來，走路時拄著木棍，30多歲的人看上去像個老頭一樣。

1979年8月2日，除了長子留在雙城讀書外，李殿洲一家第一次來到北京。除了戶口問題，他的妻子李秀珍也申訴自己的工作問題。李秀珍原為雙城縣蘭棱畜牧廠工人，後被辭退到農村，她認為自己受到了打擊報復。關於工作的申訴在60年代就斷斷續續進行了，「文革」結束後的平反冤假錯案運動，讓李秀珍心中有了一種堅定的希望。李殿洲也一直以為，只要妻子的工作得以恢復，全家人的安置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1979年9月26日，李殿洲一家回到黑龍江。1980年春，第二次進京，1982年春，再次返黑。1982年秋，第三次進京，從此流落於斯。

流浪生涯

「盲流」最怕「整頓市容」

走了足夠長的路，李秀珍和他的丈夫李殿洲回到住處。李秀珍的臉色蒼白，流著汗，走路有些踉蹌。女兒李貴秋察覺到有些不對勁，上前詢問，她的母親在說完“我兩天沒吃飯了”之後，就哭出聲來。李貴秋立刻拿著她的飯盒——那是一個經過清洗的大油漆桶，向外跑去。

那一段時間，正趕上北京階段性的市容整頓。雖然年紀小，但「影響市容」的說法還是深深印在李貴秋的腦海裏。習慣於在附近飯店撿飯的她們，為了防止被收容，也很少在外活動了。饑餓由此產生。

李貴秋來到北京站旁邊的一個飯店裏。不到十分鐘，就撿滿一大桶飯菜。在回去的路上，員警逮住了她。在附近的派出所登記之後，傍晚時分她被拉到功德林遣送站。

功德林遣送站位於北京德勝門外，是那個時代的符號性場所，專門用來收容外來流動人口——當時叫「盲流」。按照規定，被收容的流動人口要被遣送回原籍。李貴秋一家是個例外，因為她們沒有戶籍。孩子如果徹夜未歸，李殿洲夫婦就知道他們被收容了，就去商業部信訪處開個介紹信，前往功德林遣送站把她接回 來。

李殿洲的孩子幾乎都有被收容的經歷，包括他最小的女兒李貴娟。李貴秋說，在李貴娟三四歲的時候，有一次不聽話獨自走到附近的飯店裏要飯，剛剛拿到一根油條吃，就被員警帶走了。“有人告訴我，有個小不點，(長得)黑著呢，被員警帶走了。”李貴秋趕快跑去告訴媽媽。在李貴娟送到遣送站之前，她的媽媽就在永定門派出所把她接了回來，並且狠狠地打了她一頓。

剛來京的時候，他們一家住在永定門護城河附近。「鞋就是枕頭」。李殿洲說，沒有行李，開始時全家露宿街頭，或住在水泥管子裏。再後來，他們就撿塑膠布搭個小棚，鋪上撿來的草墊子、塑膠布和別人給的舊衣服、毯子等物，住在裏面。那時永定門護城河附近有很多這樣的塑膠帳篷，構成外來流動人口的駐京群落。

住在帳篷裏最怕的是下雨。“一下雨裏面全濕了，有時半夜被淋醒，我們就躲到附近的門樓裏。”李殿洲的二兒子李貴仁說。他記憶最深的是，有一次接連下了幾天雨，三弟又趕上那時感冒，全家人非常狼狽。

李貴仁記得:“有一天晚上，來了100多名員警，那些帳篷就被燒了。”流動人口大多都被遣送回原籍。李貴仁一家沒有戶籍，所以經過審查之後，每次還能繼續在北京街頭流浪。

拾荒歲月

孩子撿垃圾落下殘疾

那個破碎的啤酒瓶隱藏在草叢中，穿著一雙破爛涼鞋的李貴才一腳踩下去，幾乎整個腳心都被玻璃橫切進去。鮮血直流。

李貴才是李殿洲的三兒子。在飯店討飯之外，他也和兄妹一起到永定門附近的垃圾堆撿垃圾換錢，那時紙蓋每斤2分錢，碎玻璃渣每斤5分錢。李貴才的大妹李貴秋還記得，他的腳被縫了好幾針，並留下了很大一塊疤痕。

相比起來，李貴才的二哥李貴仁所受的傷要更嚴重。1980年9月6日下午4時許，15歲的李貴仁在右安門外二條廢品收購站門前撿廢品時，一位李姓司機開動了130汽車，右前輪將他的右腿軋傷。經醫院診斷，李貴仁「右股骨幹骨折」。後經治療，李貴仁右腿骨折處錯位癒合，落下殘疾。這場交通肇事案經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確認責任由李姓司機和他所在的單位承擔。李貴仁獲得出院後治療費、生活補助費等共1400元的賠償。

1982年秋末，李貴仁的腿浮腫，聽說北京雙橋附近有個老太太會治腿病，一家人就搬到這附近居住。他們開始租了間房，每月7元，房東看他們可憐，前兩個月沒收錢。

幾個孩子手裏拿個小棍，棍頭上綁個鐵絲鉤，繼續到附近的一個大垃圾堆撥拉破銅爛鐵、磚頭、塑膠和紙殼，撿了去賣。在那個垃圾堆被挖坑填埋之後，幾個孩子開始撿車票。

李秀珍給孩子每人每天1元的生活費，幾個孩子每天沿著不同的公交路線，走上一個來回，在各個站點將人們扔棄的車票拾起來，然後賣給來京出差需要報銷車票的人。那時的車票是每張5分錢，100元的車票最低能賣5元，碰上運氣好，可以賣到十幾元。

大女兒李貴秋每天領著妹妹李貴娟，早出晚歸一起撿票。到了公交站點，她們就在地上搜尋車票，有時還要到車上撿。作為對允許上車撿票的一個回報，李貴秋要經常幫助售票員打掃車上衛生，擦玻璃。一天一個來回下來，要走四五十裏路。每天她倆會撿幾十元到二三百元不等的車票。

童年

不讀書沒文化識字少

李貴娟想讀書。她是李殿洲最小的女兒，生於1978年9月，還不滿一周歲時，就隨父母進京漂泊。她沒有進過學校。8歲的時候，看見同齡人背著書包去學校的樣子，她好羡慕。

李貴娟纏著媽媽要上學。媽媽說，你如果有心，就站在一年級的門外面聽。李貴娟也去試過，不過學校看大門的人根本不讓進。李貴娟有個要好的同齡朋友，家裏還有個小黑板。放學後，有時李貴娟就向她學習。房東有個親戚是小學教師，有時也會教些東西給李貴娟。李貴娟學得還不錯，以至於有時還可以幫鄰居小朋友寫作業。

不上學的李貴娟有自卑感，怕人瞧不起。每天早上出去撿東西時，她都在身上背個斜挎包。別人問起來，她就說去附近的通縣上學。

又過了一年，在她的纏磨下，媽媽終於開始答應她。“我媽說，讓老師考考你，如果老師的問題都能答出來，就讓你上學。”李貴娟說，媽媽帶她去了學校。沒上過幼稚園的她輕鬆回答了老師所提的幾個問題。當時學校的教材已經發完，這位老師讓她去王府井書店購書。

“出了校門，我媽就變卦了，說我們現在飯都吃不上，你考慮下。”李貴娟說，“我哭了好幾天，後來想想媽說的也有道理。就不再提上學的事。”

李貴娟纏著媽媽要讀書的時候，她家的生活已經不是剛來北京時那麼窘迫了。她的姐姐李貴秋在上學年齡時，每天忙著撿飯和拾荒，根本連上學的念頭都沒有動過。

兄妹中最有文化的，是排行老大的李貴鋒。李貴鋒最初沒有隨家人來京，他留在姑姑李殿勤家，高一輟學後又在黑龍江省北安市的叔叔家務農五年。李殿勤和鄰居還記得他是一個學習非常優秀的學生。李貴鋒說，初中時他的成績時常排在學年第一，文革後恢復高考，他的班主任還替他報名參加高考。“老師說我應該 沒問題，我初中學的東西比文革中長大的那些人學得好。後來因為高考報名時需要登記戶口，我就沒參加。”

李貴鋒失去的是一次可能上大學的機會，他的弟弟妹妹則因識字少而時常面臨著生活中的尷尬。2003年6月，李貴仁因膀胱癌需要動手術，醫生要他寫上“同意麻醉”並簽名。他不會寫。護士後來把著他的手寫下了這四個字。

寫字對他們而言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李貴寶說，“一般的大字就不認識，走到哪都要現問人家。長大幹什麼都不行。”他曾經在北京古觀象臺工作過。剛去時，他就為填寫簡歷發愁。碰到不會寫的字，即去問別人，別人就笑話他這麼簡單的字都不會寫。這之後，他的簡歷都讓別人幫助寫。

李貴秋13歲開始到汽水廠打工。領工資時，她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她最後想出的解決之道是，讓車間的一位四川大姐幫她領工資，她幫四川大姐幹活。在這位同事離職之後，她又讓班長代領。

成人

找工作難結婚生子更難

李貴寶的第一份工作，是到一家膠合廠做臨時工。找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貴寶說，“因為沒有身份證，我去求職的時候，總是碰一鼻子灰。都說很同情，但是沒身份證無法登記，不敢用我。”李貴寶後來是在熟人的介紹下才進了膠合廠。李殿洲的幾個孩子，大都是通過房東或其他熟人的介紹，才得以進廠做臨時工。

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李貴寶又到了一家燃機廠，和三哥李貴才一起在綠化隊工作。李貴才是綠化隊的隊長，還在一次智鬥歹徒的過程中保衛了集體財產，獲得廠領導200元獎勵(《北京市交通運輸報》曾報導)。李貴寶說，他們住在工地，幹活勤快，經常受到領導表揚。工作了幾年之後，有一天行政科的領導 把他和李貴才叫到休息地，說領導正考慮為他們轉正。“我們當時就和他說了，沒有戶口。他說那就難辦了。”

幾年後，這家燃機廠裁臨時工，李貴寶和李貴才都失去了工作。李貴才是兄妹6人中最「能幹」的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成了一個搞裝修的包工頭。但在1998年的一場兇殺案中，李貴才被殺死。

李貴寶的大哥李貴鋒，1985年在中建一局五公司做臨時工時受傷，右手腕靜、動脈血管和神經局部割斷，大出血。雖經治療，右手還是落下殘疾。李貴鋒現在和二弟李貴仁、大妹李貴秋一起，在住所附近的一家農貿市場賣小百貨和服裝。

李殿洲聊以自慰的是，經歷了這麼多的磨難，他們家人沒有走上犯罪的道路。

李殿洲家現在還有兩個光棍:次子李貴仁和長子李貴鋒。李貴鋒今年42歲了。他曾經談過一次戀愛。那是1987年，他和一個女孩相處了一年左右。李貴鋒說，“她的父母對我們家的遭遇也都很同情，但後來還是覺得沒有戶口以後難以生活。她家人反對，我們就分手了。”

李貴鋒的妹妹李貴秋有了伴侶。她和付勝虎已經同居了7年，因為沒有戶口，無法辦結婚證，也就一直不敢要孩子。2002年，在婆婆的要求下，李貴秋決定生一個孩子。在這之前，她曾流產了兩次。

付勝虎是北京人，在北京鐵路分局某車輛段工作。在李貴秋懷孕三月之時，他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單位領導。他的本意是想讓領導幫忙想想辦法，給孩子落個戶。但是他得到的答覆是，必須把孩子打掉。“單位領導說，他們有計生包保責任，如果我這樣有了孩子，他們要受處分。”付勝虎說。

李貴秋已經流產過兩次，付勝虎擔心再打掉孩子會導致習慣性流產，將來無法生養孩子。回家後，他狠了狠心，打算辭掉工作。他的媽媽和李貴秋在一旁 掉眼淚，她們擔心，辭掉工作後，生下這個孩子，今後也沒能力撫養。當晚，付勝虎單位的工長又來到他家，叮囑一定要把孩子打掉，不然就不要去上班了。

孩子最終還是被打掉了

李貴秋的四哥李貴寶沒有正式工作，他選擇了讓孩子生下來。1992年，家住北京市房山區的史天芹開始和李貴寶同居。她當時想，戶口總有一天會解決的。兩個孩子先後出世了，因為無法隨母親在北京落戶，在讀書時，他們向學校交了幾年借讀費。

現在，史天芹的大兒子龍龍已經上6年級了。他說，“每學期老師都會問我，你的戶口辦下來沒有。我說，還等著呢。”明年上半年就要考初中了，龍龍也知道，沒有戶口自己上不了初中。他面臨失學的危險。

都以為他們已經死了

李殿洲一家在北京參加過兩次人口普查，每次他都如實填寫自己的「黑人」身份。來京二十餘年，為了戶口的事，李殿洲找了很多部門。他碰到很多同情他的人，這讓他時常產生樂觀情緒，但希望每次都是很快就破滅。

在北京雙橋附近，李殿洲一家換了近十個住處，只有一次是被員警攆才搬家。他家的境況，附近派出所早已瞭解，平素不會有人來為難他們，多年來，他們甚至都不需要辦暫住證；事實上，沒有戶籍，他們也無法辦暫住證。

沒有戶籍，他們很多事情都無法辦。李殿洲的幾個子女在農貿市場賣貨，他們的攤位都是以李貴秋的伴侶付勝虎名義申辦的。他們甚至無法領取匯款，也不能存款；好在他們沒有多少錢需要存在銀行裏，也沒有人給他們匯款。

李殿洲曾經居住過的康寧大隊，現在已經很少有人能回憶起這個曾經的皮匠。李殿洲已經20餘年沒有回家鄉了。到北京後，只有他的妻子李秀珍在 1987年回過一次黑龍江。那一次，曾經對她的工作問題做過調查的省糧食學校原校長丁玉賢，還給她寫了份證明材料，其中提到李秀珍一家“雙城縣的戶口問題、糧食問題、趕出農村等問題”:“她們全家七八口人沒戶口、沒住處，對國家、對社會影響很不好。”李殿洲說，“這之後，我們家的事仍然一點頭緒都沒有。 一氣之下，我就不和親人們聯繫了。”

毫無音訊的日子過了近20年。2005年8月24日，依照李殿洲提供的地址，在黑龍江雙城找到了她的姐姐李殿勤家。李殿勤剛好去哈爾濱看望她的母親，她的兒媳說，“我們都以為他們已經死了。”

李殿洲還活著的消息，讓家鄉的親人著實興奮了起來。8月26日早晨，李殿洲接到電話，他聽見自己91歲的母親的聲音從話筒傳來:“殿洲啊！”

「李殿洲說:“我是不孝長子殿洲。”」

李殿洲還活著，只是他的老伴李秀珍和三子李貴才已經撒手人寰。提起過去，他常常泣不成聲。“我已經60多歲了。我有沒有戶口都無所謂了。”他站起來，攤開雙手比劃著，大聲說，“可是我的兒女、孫子，他們需要戶口啊！不然今後怎麼生活？！”@@(//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