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日訊】六月底，安徽泗縣問題甲肝疫苗導致一名四歲半小女孩死亡，300 名學生出現異常反應，事件進一步擴大。官方表示，這批由浙江普康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生產銷售的疫苗共計六十三萬五千三百三十三支，已經銷往浙江、上海、安徽、廣東等二十二個省市。預示著更為悲慘的事件在所難免。

近幾年，“毒藥”、“毒食”、“毒酒”事件層出不窮、肆虐華夏。今年有安徽泗縣問題甲肝疫苗，去年有安徽阜陽殺嬰奶粉、廣州奪命燒酒、江西“煌上煌”殺人臘製品等等。觸目驚心嗎？！此不過冰山一角而已，生活中毒物可謂多矣。從藥品到食品，凡能入身入口者，凡可助黑心經營者牟取暴利之處都有其吃人害人的身影。中國人今後還敢用什麼吃什麼，還能用什麼吃什麼？不少人心中惴惴不安。他們擔心，他們害怕不幸萬一會降臨到自己及親人朋友身上。自然地，相關產品的市場狀況頓時雪上加霜。有鑒於此，中國政府去年宣佈將啟動質量建設工程，以從根本上改變藥品食品令人憂心的質量狀況。

公平地說，藥品食品業並非惟一摻假使壞的行業，可能也並非最黑的行業，只是因為它與生命的聯繫太直接了，才備受關注與詬病。其實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制假售假的大基地。從生活資料到生產資料，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危害人身及生命的假產品無處不在、無時不在，而且走出了國門。可謂蔚為大觀，成就卓著。

政府為根絕此類惡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政府制定了《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及眾多產品的質量標準，並在《刑法》中對制售假冒偽劣毒者規定了嚴厲的處罰。
防範體系不可謂不嚴密周詳；每當事發，政府的處理也可謂迅速、果斷、有力。

按理，在強大的威懾與嚴厲的打擊下，假冒偽劣毒事件應該再而衰、三而竭，銷聲匿跡才對，不想其卻如同春風下的野草，生長越發旺盛蔓延更為廣泛，愈演愈烈。仔細思量，發現這樣的結果再正常不過了。前後的規章和懲罰本質上並無不同。試想，既然此前的規定與處罰不起作用，那麼很明顯，事後更多的規章和懲罰的效果也不會好到哪兒去；或者說，如果後來的制度與處罰非常有效，那麼此前的規章和懲罰就早起作用了，也就不用再制定新的規章制度了，也不會或很少會需要新的懲罰。顯然，僅僅依靠制定更多的新規章制度和事後的嚴厲懲處，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

那麼我們該如何來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呢？這就需要我們先探明這類事件發生的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貓論”成為了國人思想的主體和行動指南。作為矯枉過正的糾偏，起初“貓論”的確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負面效應逐漸開始彰顯。“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初看，這話頗為在理，深入思索卻發現它忽略了
“貓”的道德維度。或許讀者會嘲笑說：這太書呆子氣了，貓需要什麼道德規範呢？！誠然，抓老鼠可以也應該不擇手段，但如果貓不僅抓老鼠還偷雞，甚至主要是偷雞，那還能稱它是好貓嗎？一般而言，答案是否定的。至於人類社會當然十分關注道德維度。這裏，我們絕不會僅僅考慮經濟維度，而要同時甚至將道德維度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即我們不僅在意結果，而且非常重視過程。一位官員政績卓著，但如果其同時貪贓罔法，那麼他就不是好官；同樣，某人先富裕了起來，但如果他使用的是損人利己的方法，那麼即便他對社會有所貢獻，也絕不是什麼好人。“貓論”告誡人們不應求全責備，而要寬容，表面上頗有一番大氣量、大氣魄、大胸懷，但它實際上於暗中放棄了道德的約束。而沒有道德底線，人便失去了其之為人的前提與根本。

同樣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行為的前導。長期以來，為了執政的便利和政治的需要，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成為基本的政治與社會生態，威脅、恐嚇、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屢見不鮮。

一個人缺德，如果其作為沒有受到相應的懲罰，甚至比那些以道德約束自己的人過得更滋潤，那麼更多的人便會步其後塵。很快，便會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如果政府如此行為，由於其不僅絕無受戒之虞，而且占盡利益，並冠冕堂皇地滿口仁義道德，那麼是非不分與無德就必將成為人們求得安全、順利與愜意生活的基本手段，道德淪喪便是最自然的結果。

康得有言：“一個民族良好道德的形成，首先就要期待於良好的國家體制。”沒有制度倫理意義上的道德，就不會有普遍的社會道德。我們只有在道德的制度裏，才可能找到道德的個人；在坑蒙拐騙的國度，道德的人是十分稀少的。

因此，欲要根絕毒物就必須首先徹底批判“貓論”，幫助國人恢復已被摧毀的道德約束；其次政府必須規範自己的作為，只從事道德的行為，而且作為必須堅守原則。否則，不論再頒佈多少法律規章制度，也不論新建立的質量工程體系多麼完美，最終仍不免流於形式，沒有任何作用。

──原載《北京之春》九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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