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日訊】2005年8月8日最近讀科龍的報導，被一個問題折磨： 要是還由創業老總潘寧那一代人領導，科龍至於落到今天這步田地嗎？知道歷史不容假設，可忍不住就要那樣想。因為對潘寧和當年的科龍有過直接的接觸，有幾句不吐不快的話，要寫下來。

　　第一次見潘寧，是1998年在成都。當時科龍到西南大展拳腳，收購一家軍工廠的車間改建冰箱生產線。聽潘寧的講話，沉穩裡透出豪情。當時中國出現通縮，經濟景氣“冷”得厲害，科龍偏偏在那個時刻大舉投資，不能不觸發我的好奇心。當面問潘寧，他只回答了一句——到熱的時候就晚了。從此我對科龍就上了心。幾個月後，河北省請潘寧給當地企業家講話。得到消息，我凌晨起身從北京趕到石家莊聽他的報告。還是那個風格，沉穩裡透出豪情，闡釋經營企業的核心理念——不熟不做。潘寧講得仔細，河北企業家聽得入神，我這個研究經濟的更覺得“執到了寶”。午後，潘要趕北京的航班到香港，碰巧科龍的車子沒有辦妥進京證。我看時來運到，毛遂自薦說自己1986年就拿到駕照，不妨讓我捎他走。沒想到，潘總還真就上了我這個教書先生的車。

　　回程路上下雨，我要集中對付路況，但還是有幾句交談。科龍1993年在香港上市，所以潘寧時不時要到香港出差。談到香港內地企業經營環境的差別，潘寧在車上有一句話讓我至今難忘。他說，在香港不需要結識官員，百分之百的時間可以用於市場和業務；回來呢，你非應酬不可！ 我想，從細部觀察，中國的改革還有千山萬水要走。從此我訪問企業就多了一道必問的題目：多少時間用於市場，多少時間應酬官場？

　　有了給潘寧當過一回司機的交情，次年我到科龍做調查就順理成章了。潘寧完全不管我，想找誰談就找誰談；想問甚麼就問甚麼。記得在容奇鎮住了一週，每天到科龍不同的部門訪問。對我幫助最大的是潘寧創業團隊裡的陳總，最早的三隻“容聲”冰箱——也是國內首次生產的雙門冰箱——就是他在1984年領著幾個師傅敲出來的。陳總告訴我，那三隻冰箱拉到香港技術鑑定合格，但要申請國內許可就難於登天。

　　其間的千辛萬苦按下不表，反正，科“龍”從90年代開始騰飛。到1999年，科龍冰箱產量265萬台，年銷售額58億，利潤6.3億。就是今天，媒體裡一片科龍的負面消息，我還是認為，將來的人要知道“中國製造”是怎樣一回事，科龍當年的故事應該是一個縮影吧。

　　科龍問題的根子是產權體制。1984年創辦的公司，不是國有就是集體。但是實際上，“出資”的不只是鎮政府的幾萬塊錢，還有潘寧創業團隊的企業家人力資本。市場競爭的壓力使企業的控制權落在企業家手裡，但原先的體制卻不承認企業家人力資本的合法權利。這種特別的問題，在那個時代創辦的公有企業裡普遍存在。不過，也正是市場競爭的壓力，逼迫這類企業改制。但是1999年那次調查，我沒有弄明白，為甚麼地處順德的科龍在企業改制方面如此縮手縮腳。讀者可能知道，順德是全國中小國有，集體企業轉制的一個發源地。早在1993年，國有順德糖廠資不抵債，靠賣設備發工資，逼得由員工出資持股“租賃”經營──“企業轉制”由此誕生。 是年底，順德市鎮兩級工業企業的30%完成了轉制。 順德政府順勢提出“產權明晰，貼身經營，利益共享，風險共擔”作為企業轉制的綱領。

　　科龍也轉了制。 先是員工認購了20%股權，後來又分別在香港， 深圳交易所上市。 但鎮政府的實際控股地位始終沒有改變。 潘寧深痛惡絕的“應酬官場”，還是有制度基礎。 我當時不明白的是，為甚麼在發明了“靚女先嫁”改制方略的順德，政府還一定要在市場競爭激烈， 潮起潮落的家電行業裡，維持科龍公司的控股地位？問過潘寧和他的創業團隊，也問過時任鎮長的徐鐵鋒，他們都語焉不詳。

　　既然“政府控股”，有些結局就難免。 就在1999年，因為“到了退休年齡”，62歲的潘寧從科龍下課──雖然從來沒有清楚的論證，為甚麼企業家與政府官員一樣到點就要退下。 次年，科龍從上年盈利6億變成報虧8億；再次年，報虧12億。2001 年我又到容奇鎮。 潘寧一家遠走高飛，據說再不想回來；陳總還是夠朋友，送我一套他歷年為科龍質量管理編寫的技術規範，但明言“不談科龍一個字”。 真正物是人非！ 我心有不甘，不顧“禮儀”直闖科龍總部。 見到了徐鐵鋒──他已從鎮長變為科龍的──正主持新買主的進入； 樓上新董事長的辦公室剛剛裝修完畢。 命運已定，還談甚麼好呢。

　　去年回應某些對企業改制的高調指控，評論到科龍案例，我是這樣說的：“如果還是潘寧掌控科龍，或者在創業人時期就徹底完成改制，我認為格林柯爾入主科龍就沒有那樣容易。 ”要點是，因為沒有徹底改制，才導致了科龍的下場。 這其實是2001年我最後一次離開科龍大樓時的想法。

　　疑團還是沒有解決： 為甚麼當年科龍不以潘寧的創業團隊為基礎完成改制？半個月前到順德，我再次討教。 瞭解當年實情的人很難找了，科龍又一次風雨飄搖，不便打擾。 看來又要再待來年了。 不料臨走時，當地一位朋友拿出一本《大道蒼茫──順德產權改革解讀報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送我。書的作者是大記者徐南鐵，他交代了當時堅持政府控股科龍的原委——時任鎮黨委書記陳偉先生根本就不贊成順德市“靚女先嫁”那一套。

　　這位很有資歷的書記並不完全反對轉制，而是主張“留大，去小，轉中間”。科龍在鎮上一大二靚，當然不能外嫁。書中記錄了陳偉當年的盤算：“科龍可以賣四五十億元，還掉六七億的貸款，還剩下不少。我這當書記的三五年可以不幹活，日子好過得很。但是以後怎麼辦？”（第112頁）他應該不會想到，僅僅幾年“以後”，科龍只要三幾個億就被出讓。他更不會想到，當年輝煌的“國家級”企業，竟然以今天這般面目出現在投資人和公眾面前。

無論當年的主政者現在怎麼想，科龍的結局似乎是時也，運也，命也。慾哭無淚，讓我道一句，可惜了，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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