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0日訊】引言 中國新領導人的對美態勢
2004 年9月江澤民提前3年完全退出中國的最高領導層，從而比預料早地結束了他長期以來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決定性影響。新一屆美國行政當局和新一屆美國國會在制定對華政策時，或許應該思考一個以往沒有充分考慮的問題：以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對美態勢有哪些新因素？
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外交目標是雙重的：擴展中國作為新興世界大國的成長勢頭，維持中國的共產黨政權的長期存在。就實現這個目標而言，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現在擁有了一些可以同美國平等合作的實力，也擁有了一些可以對美國有所制衡的實力，這是他們與過去的中國領導人（江澤民、鄧小平、毛澤東）最大的不同。
中國新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接受過西方式的教育，也都沒有在西方工作或生活過。他們完全是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下和共產黨制度中成長起來的。中國新的主要領導人正統的價值觀和紅色的經歷，會給中國的外交政策打上烙印：他們不一定願意過分偏重「民主自由的鼓吹者」和「霸權主義的世界領袖」— 美國，他們不但會把眼光投向亞太和歐洲，而且會把眼光投向中東和非洲，甚至投向拉丁美洲。
因此，今後美國可能不得不更多地在實力基礎上和利益角逐中同中國打交道。
1. 北朝鮮核危機
北朝鮮政權頑固地相信：擁有了核武器可以更有力地保護極權主義統治，可以獲得更強大的國際地位。
中國政權聰明地認識到：作為盟友的北朝鮮政權擁有了核武器，將會增強制衡美國與日本的戰略力量，有利於提高中國的戰略地位。
因此，美國解決北朝鮮核危機的關鍵，是使利益天平不要倒向北朝鮮及其主要支持者中國一邊。扭轉利益天平方向的有效手段可能只有兩個：（1）對北朝鮮實施經濟制裁；（2）準備對北朝鮮的核開發進行軍事摧毀。
在伊拉克國內局勢基本穩定、永久性民選政府成立之前，美國或許只能繼續維持目前的北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框架。北朝鮮政權不久之後很可能重返六方會談。但是，這種重返並不是北朝鮮和中國準備實質性地解決核危機的信號，而是它們繼續拖延解決問題和漫天要價的再次開始。因此，如果2005年後美國能夠把主要注意力轉移出伊拉克，就需要適當改變處理北朝鮮核危機的方式。
2005年後美國可以首先尋求將北朝鮮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討論。這一步驟大概不足以導致北朝鮮放棄核開發。隨後，美國可以進一步尋求聯合國安理會批准對北朝鮮實行經濟制裁。如果安理會不能批准對北朝鮮實行經濟制裁，美國可以聯合日本、韓國共同對北朝鮮實施多邊經濟制裁。
由於中國是北朝鮮的主要援助者，由於中朝之間存在著運輸方便的陸地邊境，任何對北朝鮮的經濟制裁能否真正奏效，都取決於中國能否真正參加制裁。中國全面參加對北朝鮮的經濟制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既使中國勉強地或象徵性地參與某一方面的對朝經濟制裁，它也很可能保持甚至擴大另一方面的對朝經濟援助。因此，美日韓的經濟制裁雖然會對北朝鮮形成很大的經濟壓力、社會壓力、心理壓力，但是不大可能導致北朝鮮經濟崩潰，從而不大可能迫使北朝鮮放棄核開發。
美國在對北朝鮮實施經濟制裁的同時，需要制定一個能夠迅速、徹底摧毀北朝鮮核設施的軍事方案。北朝鮮政權的主要賭注是：美國為了顧及美中關係，很難下決心攻擊北朝鮮的核設施。美國應該通過充分到位的軍事行動準備向北朝鮮發出明確堅定的信息：武力摧毀北朝鮮的核開發是美國最後的現實的選擇。
也許美國認為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是否會向北朝鮮提供抵禦美國軍事打擊的大規模軍事援助, 從而導致美國同中國的劇烈衝突？
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具備足夠的現實主義理智。當他們真的看到了美國決心摧毀北朝鮮核開發的充分的軍事準備，他們會認識到對北朝鮮的任何軍事援助都無法挽救其核開發的覆滅。只有到了這個最後關頭，中國才可能通過大幅度削減對北朝鮮的經濟援助，迫使北朝鮮放棄核開發，從而使這個盟友避免美國的軍事打擊，並使中國避免在北朝鮮問題上同美國發生劇烈衝突。也只有當北朝鮮政權既面臨著美國軍事打擊的強大威脅，又承受著中國大幅度減少經濟援助的強大壓力，它才會真正認識到保留核開發已經完全不可能，從而不得不放棄核開發。所以，北朝鮮核問題能不能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轉地和平解決，最終取決於美國能不能適時作出足夠有力的軍事安排。
2. 台灣問題
台灣民進黨政府準備2006年至2008 年修改憲法。這可能引起中國政權的強烈反應。這種強烈反應將主要表現為中國明顯增大對台灣的軍事威懾。
台灣那些傾向於獨立的政治力量的基本估計是：中國不具備同美國進行軍事對抗的足夠實力，所以中國不敢用武力阻止台灣走向獨立。這類政治力量可能更具風險地測試美國和中國的對台政策底線。
因此，美國政府需要同時對台灣海峽兩岸加強約束：更明確地強調並更堅決地執行「反對兩岸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兩岸關係現狀（oppose any efforts by either side to unilaterally alter the status quo）」的原則。無論哪一方走向單方面改變兩岸關係現狀，美國都應該採取外交、經濟或軍事上的強有力行動予以制止，以維護亞太地區至關重要的戰略穩定。
只要台灣政府不正式宣佈台灣獨立，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就不會主動進攻台灣。因為他們關注的中心是共產黨政權的長期穩定、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繼續成長為世界大國，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解放台灣」。長期以來中國政權和中國軍方一直保持著清醒的判斷：在台灣沒有正式宣佈獨立的情況下進攻台灣，將使中國陷入無法取勝的同美國的軍事較量。
所以，只要美國政府堅定地保持現行對台政策，台灣海峽的和平局面就不會被打破。在中國和台灣的政治利益與外交利益尖銳對立的現實中，尋求任何一種處理台灣問題的新框架都是不現實的。
3. 防止武器擴散
中國是當今世界武器擴散的主要來源之一。
美國可能還沒有充分認識到問題的實質：武器擴散是中國的重要的外交政策和軍事政策。中國通過擴散武器及其相關技術、設備、材料，尋找國際盟友、建立制衡美國的雙邊或多邊聯繫、增強自己的外交地位和戰略地位。從事武器擴散的中國公司通常是國有企業或軍工企業，它們處於政府或軍方的嚴密控制之下。這種公司的擴散行為往往依據政府的安排並得到政府的批准。如果美國將中國的武器擴散主要視為公司的商業行為或僅僅認為是中國政府疏於管理，美國就很難有效阻止中國的武器擴散。
今後幾年或許存在美國在防擴散領域對中國施加更大影響的條件。這是因為，由於伊拉克前政權垮臺和利比亞現政權放棄尋求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WMD），由於伊朗、敘利亞、巴基斯坦等國家的武器擴散問題正在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調查、限制，中國繼續從事武器擴散的空間將會縮小，繼續進行武器擴散可以給中國帶來的外交利益和戰略利益也會減少。所以，新一屆美國政府應該利用這些條件，在更高級別上同中國政權展開進一步防止武器擴散的嚴肅談判，並明確宣佈防擴散是美國考慮整個美中關係的基本點之一，從而促使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在防擴散方面拿出更富成效的實際行動。
美國需要加強談判與制裁相配合的政策，對中國的擴散行為進行更有力的約束。例如，現行美國對從事武器擴散的公司的制裁時間通常只有兩年，似乎太短。一些受到制裁的中國公司在制裁期滿後，再次進行武器擴散，甚至在制裁期間繼續進行武器擴散。美國可以考慮將制裁時間適當延長。又如，現行美國的制裁通常只針對有擴散行為的公司本身。鑒於從事擴散的中國公司並不是私人企業，美國的制裁還可以包括這些公司的政府主管機構或軍方主管機構，可以宣佈在一段時間內拒發這類中國主管機構官員的赴美簽證，也可以宣佈在一段時間內停止美國與這類中國主管機構的一切交流、合作。
4. 「關注國家（the countries of concern）」
中國正試圖介入某些敏感的「關注國家」的事務，這似乎是它追求「多極世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份。
2004年11月，中國與伊朗簽定了價值幾百億美元的長期天然氣合同，幾乎是在相同的時間，中國的外交部長訪問了伊朗，並同伊朗的極端主義政權討論了它的備受美國批評的核開發。不久前，中國為了保護自己的石油利益並鞏固自己在非洲的「橋頭堡」，反對美國向聯合國安理會提議制裁對蘇丹南部人道主義災難負有責任的蘇丹政府。中國一直在公開和秘密地支持已被國際主流社會唾棄的緬甸軍事獨裁政權，以便在東南亞保留一顆抗衡美國影響的「棋子」。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在當今世界，五花八門的「關注國家」會層出不窮、出人意料，這可以為中國提供一種特殊的外交活動空間。
中國積極介入「關注國家」，將使解決「關注國家」的問題複雜化，並且往往妨礙「關注國家」問題的解決。這是因為，中國通常不是站在國際新秩序和國際規則的一邊，而是站在謀取自身利益並制衡美國的立場上對待「關注國家」。所以，總的來說，美國不需要主動歡迎中國參與解決「關注國家」問題。在可能的情況下，美國應該將「關注國家」事務同中國事務分隔開，以防止中國利用「關注國家」問題增加對美國的談判籌碼。在那種無法避免的必須接受中國介入「關注國家」問題的場合，美國應該努力保持解決問題的主導權。
5. 經濟貿易糾紛
美國有必要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廉價出口商品實施某些配額限制或提高關稅，這可能是美國保護國內製造業、減少對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的別無選擇的主要途徑。
美國能夠以對某些中國商品實行配額限制和提高關稅為手段，要求中國進一步對美國開放市場。中國希望美國放寬甚至取消高技術和武器的對華出口限制。但是，由於高技術和武器很容易同中國的軍事發展和安全能力相聯繫，所以，美國應該繼續維持現行的對華高技術和武器出口限制。美國要求中國開放市場的重點應該是美國大幅度增加對華出口農產品、工業原材料、普通製造業產品和日用消費品。
美國還需要繼續要求中國放鬆匯率限制。儘管中國不願意大幅度提高人民幣對美元的比價，但是，美國可以聯合歐盟（EU）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敦促中國實行一種連續的小步提高人民幣匯率的政策，使人民幣對美元的比價逐漸接近市場標準。
2002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中國從美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中更多的是單方面受益。這是一個有必要恰當糾正的不平衡現象。
6. 改善人權與政治進步
1994年以來美中人權對話的重點，是美國敦促中國釋放個別政治犯。新一屆美國政府在繼續關懷中國政治犯的同時，有必要考慮越來越多的中國公眾對自身權利的關心，將美國對華人權政策的重點轉向促進中國人權狀況發生普遍性的積極變化，進而促進中國的政治進步。
2001年中國最高立法機構已經批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但是，中國政府一直沒有就執行該國際公約採取具體措施。美國政府可以敦促中國政府儘快制定執行該國際公約的綜合方案，並謀求建立對中國執行該國際公約情況的國際監督。
1998年中國政府即已簽署《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但是，中國政府一直沒有將該國際公約提交中國最高立法機構批准。美國政府有必要敦促中國政權抓緊批准並執行該國際公約。2003年和2004年，中國新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先後兩次對一位西方國家元首表示，中國願意批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美國應該促使這一外交表示成為政治現實。
中國這一代領導人不大可能在政治改革或民主化方面邁開大步。但是，從2007年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和2008年中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起 ，若干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更具改革意識和世界眼光的人物將開始進入中共的政治局和中國的國務院。這將部份地改變中國領導層的色彩與結構。隨後，這些更新一代的領導人有可能在2012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和2013年中國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接替現任領導人。如果美國能夠在今後4年就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和推動中國的政治進步施加更多的影響，將會為中國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成長、中國長遠的政治變革和中國靠近主流世界創造有利條件。
（作者是在美國的中國政治活動人士）(//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