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2日訊】當中國的城市日漸繁榮之時，卻有一群人慢慢地被推向了社會的邊緣，甚至被稱為「低素質」人群。他們平日擠住窩棚甚至蝸居街角，生病了不敢住院治療，因為收入微薄且沒有醫療保障；由於沒有經濟支撐，他們的孩子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日後恐又難逃父輩一樣掙扎底層的命運……他們彷彿只是這個城市的匆匆過客，離我們很近，卻又很遠。

那麼，城市邊緣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群體？作為沿海開放城市的煙台，她的城市邊緣人又是怎樣的一個狀態？近日，記者深入煙台市5區的諸多角落，探訪調查了生活在城市邊緣的這一群體。

邊緣人調查概況

●城市邊緣人是一個具有某些共同特徵的鬆散群體，目前在煙台約有40餘萬之巨。

●他們中90％左右的人收入較低，居無定所，從事著既苦又累的工作，社會地位低下。

●城市邊緣人中還有一部分特殊的群體，他們學歷較高、收入不菲，但是由於歷史和地域的原因，他們始終不能融入到這個城市，成為在心理和文化上遊走在城市邊緣的人。

●由於心態失衡，一部分城市邊緣人採取了不健康的方式與社會抗爭，結果滑入了違法犯罪的泥潭。

析出在城市進化的過程中

煙台從上個世紀80年代就被列為全國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經過20多年的發展，市區面積不斷擴大，人口不斷增加。作為一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市就像一個有著巨大引力的恆星，吸引著眾人投身城市生活的軌道上。在這個過程中，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也都紛紛湧來，加入到這個「星系」中，不過他們僅僅是「小行星帶」，繞行在城市的邊緣。

據一份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全國「城市邊緣人」總數在5000萬人以上，其中包括至少3000萬以上的處在邊緣地位的農村流動人口。由於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煙台可以稱作「城市邊緣人」的數量，目前無法作出精確的統計，但從市公安局的一份統計資料中可以看出，目前全市登記在冊的暫住人口已接近40萬，比上個世紀80年代增加了10倍。僅芝罘區的暫住人口就達10多萬。這40萬大軍應該是組成煙台城市邊緣人主要力量。

除了這部分主力軍，城市邊緣人還有一部分是引進到煙台安家落戶的外地知識分子。據統計，改革開放後，芝罘區每年平均引進人才近500人，20年來，已有逾萬外地知識分子落戶煙台。可是由於種種原因，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仍無法融入到這個城市。一位祖籍江西、來煙台10多年的科技工作者說：「儘管我有這個城市常住戶口，收入也較高，但是從心理和文化層面上，我感覺還不是這個城市的人。」

另外，郊區城市化後的失地農民，不僅僅處於城市的空間邊緣，他們也是抽像意義上的邊緣人。姜老漢是開發區的一位果農，他們和同村的一些村民目前已經整體轉為城鎮戶口，還拿上了退休金。可是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還是個莊稼人。

還有一部分城市邊緣人是外地來煙的生意人，雖然他們在煙台已經有了自己的房子、產業、家庭，甚至僱傭了煙台本地人為自己打工，但煙台人依然把他們看作是城市邊緣人，他們也依然融入不了煙台人的生活圈子。

生活在社會底部的層面上

「寶寶，你要好好學習，要不然長大了沒文化，就像民工叔叔那樣穿髒衣服、住帳篷。」這是記者採訪過程中，無意中聽到一位老太太對他上小學的孫子說的一段話。看來，民工這個特殊群體生存狀態，已經成為社會的參照系：如果不努力爭取進入中上游社會，像民工一樣生活將是最可怕的後果。

的確，作為城市邊緣人的主體，民工社會地位十分低下。他們的收入少、學歷低，工作環境差，經常被人看不起。由於收入低微，他們穿最便宜的衣服、租最廉價的房子，甚至連坐公交車都要細細盤算：民工林志強告訴記者，為了省下1元錢，如果目的地不超過 3站路，他們這些人一般都是以步當車。

在外來人口比較密集的幸福一帶，記者隨機採訪了20位從事建築、餐飲、裝修和美容工作的打工仔，他們中僅有11人是初中畢業，人均月收入不足700元。在福山某小區的一個建築工地上，記者發現那位老太太關於民工「穿髒衣服、住帳篷」的描述一點都不過分：為了將住宿的費用降至最低，民工們晚上就住在剛剛建起的樓房框架中，所有的家當就是一張涼席和幾隻裝衣服雜物的紙箱。

「不怕你笑話，來煙台這麼幾年了，我們都很少吃海鮮。」住在幸福12村、從事建築工作的聊城籍民工王厚福說：「只有當孩子實在想吃了，我才賣點便宜的花蛤。」這位40多歲的漢子說到這裡時，面帶愧意：「都說城裡的錢好掙，可是由於沒有安身之地，掙點錢幾乎全都交了房租了。」

奉獻在城市建設的軌道上

「城市邊緣人的作用不是可有可無的。」煙台大學的一位教授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說：「他們是城市社會群體中一支獨特而又龐大的隊伍。儘管受到了太多的不公平待遇，這支隊伍對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做出了很大貢獻，也為方便市民生活發揮了很大作用。他們可以向城市源源不斷地輸送核心層所不能提供的能量。完全可以這麼說，沒有城市邊緣人奉獻，就沒有今天這座城市。」

說起城裡人不打眼的民工，白石村的姜老太太說：「沒有民工還真覺得不方便，我的子女都不在身邊，平時有個出體力的活，我上街找個民工就解決了。」

「沒有民工，我們這些苦差使誰來幹？」在萊山區搞建築裝潢的劉經理在肯定了民工具有吃苦耐勞優秀品質的同時，他還說出了離不開民工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們的效益的源泉之一，就是利用民工這些廉價勞動力。」

作為城市邊緣人中的「白領」，外來科技人才多年來為煙台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煙台市知識產權局金局長告訴記者，前來申請專利的發明家，有很多是非煙台籍的知識分子。煙台農科院的高級園藝師崔萬鎖1984年作為科技人才被引進到煙台後，20年來他先後參與了省市及國家級的研究課題10餘項，主持選育的「煙粉1號」番茄種贏得了國內外專家的高度重視，已成為農科院不可或缺的高級技術人才。

攀援在城市堅硬的外殼上

儘管許多民工不知道「城市邊緣人」這一帶有學術意味概念的含義，但是他們處在城市最邊緣的感覺卻是實實在在的。在中國目前的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下，大量湧入城市的人口不可能馬上變成「城裡人」。因此，難以改變的身份以及心理和文化的差異，形成了一個不可逾越的屏障，將以民工為主體的邊緣人擋在了城市的外圍。

1998年就從菏澤來煙台的打工妹李靜，現在是一家髮廊的老闆。她先是在一個幹部家庭做保姆，儘管待遇比一起來的小姐妹都好，可她實在受不了這家老太太整天把她當賊防的目光。「她孫子偷拿了家裡的東西，老太太就指桑罵槐的懷疑我。」李靜一想起這事就憤憤不平：「憑什麼呀？就因為我們是外來打工妹？」一氣之下，她離開了這家人。

由於地域和文化差異的原因，許多外地商人也感到難以從心理上真正融入到這座城市。做化妝品生意的浙江老闆黃先生說：「我來煙台都快20年了，在這裡買了房子安了家，可是每當工作結束後，我就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孤獨感。因為除了生意上的往來和應酬，我發現很難和本地人成為知心朋友。」

在某些單位，排外思想和小團體主義，使得一些外來人員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更從心理上把他們推向了城市社會的邊緣。某科研機構萬教授是作為科技拔尖人才引進到煙台的，現在是單位的技術骨幹，可他發現比他年齡小、貢獻少的人都評上了高級職稱，屢次「靠邊站」的他感到很心寒。

迷失在邊緣心態的陰影裡

「某民工為討工資欲跳樓」、「某民工參與製造劣質食品被捉」，由於類似與民工有關的負面消息經常見諸媒體，人們在心生「民工到底怎麼了」疑問的同時，對民工這些主體邊緣人的看法又多了一層厭惡的色彩。

記者不久前採訪了一位因偷盜摩托車被抓的男青年，他是從濰坊老家來煙台打工的，結果老闆拖欠工資，弄得他連回家路費都沒有，遂萌生盜車賣錢的念頭。他在看守所裡告訴記者：「我原本打算掙點錢回家，根本沒有打算偷車。他們憑什麼不給我工錢？就因為我是民工嗎？我首先偷的就是包工頭的摩托車。」

來自蘇北的老李在幸福某村開了一個燒烤攤，一個偶然的機會記者和他成了朋友。幾天前採訪他時，他拿出瓶裝的煙台啤酒要與記者邊喝邊聊，記者問他怎麼不喝罐裝的扎啤，他神秘地說：「兄弟，咱是自己人，不瞞你說，這些扎啤是賣給客人喝的，咱們就不喝了。」看著老李的樣子，記者明白了他為什不喝扎啤的原因。記者在感動於老李真誠的同時，也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哀：是誰讓這些生意人滋生了這樣的心態？

芝罘區巡警三中隊轄區內外來流動人口較多，近幾年該中隊處理的案件中，民工佔有較大的比例。該中隊潘教導員說，有一次盜竊電纜的小偷王某的一番話曾讓他震驚和感觸：「同樣是人，憑什麼城裡人收入比我們高？生活環境比我們好？有那麼多的保障和福利？我心裡不平衡，就要偷。」

就此問題，記者採訪了山東大學社會學系的李芹教授，她在分析這種現象時說，民工的這種心態，可以稱之為邊緣心態。由於民工在城市中受到歧視和欺壓，使他們心理上沒有認同感，進而產生一種反差：由於受到不公正對待，便選擇一種「成本最小」的隱蔽方式進行報復，從社會學角度分析，這樣的行為是一種「越軌行為」，即他們不按正常規則去辦事，這是一種「社會緊張」。

另一位研究城市邊緣人問題的專家王春光在他的著述中闡述了這樣的觀點：城市邊緣人大都認為自己的地位是由社會造成的，因此他們會對社會公正有更強的訴求，這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應及時給予足夠的關注。他呼籲，一方面城市邊緣人要加強自我修養，自覺從心理上融入與所在城市社會關係中，另一方面，社會也應當逐步建立一種合理的體制，善待關愛邊緣人，讓他們真正歸屬到所在城市中。城市邊緣人，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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