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 : 怎樣總結歷史教訓?

三評郭羅基先生的長文

徐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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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1日訊】歷史是向前發展的,可是,有一些人在總結歷史教訓時,卻總是習慣於這樣的格式:如果不向前走,就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如果步子走小一點,就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如果中途後退,就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他們的注意力,不是放在歷史的大局,而是斤斤計較於一些似是而非的小問題和細節上。他們把自己謹小慎微的怯懦行為,說成是”改良”,其實真正的改良,如中國民運改良派推崇的日本的改良,決不是這樣怯懦的行為。 對辛亥革命和六四教訓的總結,就是這樣的典型。他們把軍閥混戰及國共兩黨一黨專制的過錯,強加到辛亥革命頭上,說沒有辛亥革命,就不會有軍閥的混戰,不會有一黨專制。他們把中共大屠殺及其倒行逆施的責任,強加到八九民運頭上;如果沒有八九民運,改革開放就會順利進行,就不會有六四屠殺,就不會有趙紫陽下臺及六四後的大倒退。如果八九民運中途後退,”見好就收”,也就不會有流血犧牲,八九民運就取得勝利。他們對歷史教訓的總結,都是逆向的,與真正的歷史教訓相反的,把頭腦中空想的東西,當成事實。實際上,沒有各種革命及人民運動的壓力,反動統治者決不會自動前進。老百姓中途後退,反對統治者也決不會良心發現,停止鎮壓。即使以改良派一再推崇的日本來說,日本的改良,恰恰是完全反對中國民運改良派理論的。日本是用武力和戰爭來推動改良的。其間打過好幾次仗,如果像中國民運改良派那樣,反對一切暴力,反對奪取權力,那麽,就根本不會有日本的改良。因此,日本的改良,其實遠超過中國民運革命派主張的”革命”。日本的改良也確實被一些人稱為革命。因此,改良派如果能仔細研究一下日本的歷史,本應該比反對中國民運革命派更激烈地去反對日本的改良派。可惜他們不去研究,更不去認真瞭解日本改良使用暴力和戰爭的歷史,而是一見”改良”兩字,就欣喜若狂,盲目讚揚。連稱讚日本的改良,恰恰是否定他們自己理論這一點,也不知道。日本之所以取得進步的另一個重大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盟軍的武裝力量,以暴力粉粹日本軍國主義的專制統治,為日本帶去了西方民主。日本的進步,是改良時的戰爭和二次大戰的戰爭兩種戰爭共同作用的結果。

再回到辛亥革命和六四,它們真正的,主要的教訓是什麽呢?辛亥革命的教訓,恰恰是被改良派大加讚揚的換劇本,不換演員。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當時辛亥革命的一些重要人物,盲目地認為,只要換了劇本,改了法律,制度,演員(老的官僚)不換也不緊。因此,他們拱手將權力讓給了袁世凱,結果造成了袁世凱竊國和長期的軍閥混戰。當時,孫中山先生有所警惕,並不願意妥協,但他到南京夫子廟演說,是戰是和,聽取民眾意見,而南京民風懦弱,台下異口同聲地喊”和”,孫中山先生只好遵從民意。結果這個怯弱的”和”,讓中國人民在以後的年月,大吃苦頭。那些以為有了民國約法,大功告成,天真地主張換劇本,不換演員的改良派及具有改良思想的革命黨人,對孫中山先生施加壓力,要他將政權交給袁世凱,最後的結果,這些人,除了像改良派頭子康有為那樣,對袁世凱奉承拍馬,支持袁世凱當皇帝的幾個敗類外,當然都是大吃袁世凱的苦頭。準備在議會民主中大顯身手的宋教仁等被袁世凱暗殺,章太炎等被袁世凱關押,等等。本來,革命軍打下南京,孫中山接任臨時大總統,雖然軍隊人數不及滿清皇朝,但士氣高漲,思想及戰術先進,戰鬥力頗強,軍事形勢並不差,再加全國老百姓支持,按世界上革命軍以民主推翻專制時越戰越強的規律,勝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辛亥革命事實上是被妥協和改良思想葬送的。為了避免一次打仗,換來的卻是辛亥革命的失敗,和接連不斷的長期混戰。至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那是以俄為師,搬來蘇聯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與辛亥革命無關。

此外,辛亥革命還有一大教訓,這就是改良派的頑固人物,可能成為統治者的鷹犬。辛亥革命中,一些改良派人物,向清政府告密,帶清軍抓革命黨人。以及改良派頭子康有為成為袁世凱稱帝的爪牙,都是例子。歷史很可能會重演。

講到六四,我當時在監獄,看到八九民運不僅沒有反對中共一黨專制,而是打出擁護共產黨領導,擁護四項基本原則的標語,更沒有推翻共產黨,結束一党專制,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標,(相反地,對方,中共,鄧小平和李鵬等卻是毫不妥協,)就知道八九民運必敗無疑。因此,當我妻子五月初探監時,轉告北京朋友傳給我的話,說中共準備鎮壓,要我在獄中千萬小心。我就把我的這個結論告訴她,要她轉告外面朋友。許多在監獄外面的老民運朋友,之所以不得不與八九民運保持適當距離,原因也正是看到了八九民運這種幼稚性,軟弱性,及它們必然會導致失敗這種結果。而一些老民運朋友,如湖南張京生等幾個朋友,看到了這種結果,仍然勇敢地介入。他們是為了利用當時有利形勢,盡最大努力推進中國民主運動,但他們的意見不為當時的學生所接受。後來,湖南幾個朋友在天安門塗汙毛澤東象,在北京被學生扭送公安機關,判長刑。因此,八九民運如果有什麽教訓的話,首先也就在於它的這種幼稚性。其次,是當時的趙紫陽先生及部分知識”精英”的軟弱怯懦。沒有這種軟弱怯懦,六四的結局也不會是這個樣子。例如趙紫陽像葉利欽一樣,挺身而出,跑到街上擋坦克,宣佈李鵬戒嚴為非法,號召全國軍隊和人民聽從自己的命令,那麽,情況就會是另一個樣子。這是中蘇之間的鮮明對照,改良派卻從來不敢對比一下,因為這一來就會暴露他們的怯弱及真正的原因之所在。事實上,葉利欽在當時的蘇聯,並不具有傳統合法性,而趙紫陽卻具有傳統上的幾乎完全的合法性。講究合法性的改良派卻根本不敢真正利用合法性。

八九民運的第一個象徵行動是跪,跪著請求李鵬接見。改良派反對一切站起來的努力,把這說成是教訓。按他們的”教訓”,中國民運只能成為永遠跪著的軟骨頭。我們並不反對改良,但改良也要堂堂正正站起來,像日本的改良那樣;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切實可行,而不是像中國民運的改良派那樣,純粹是自己頭腦中的幻想。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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