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8日訊】（一）

雷震（1897-1979），字儆寰，生於浙江長興，學生時期即加入中華革命黨，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政治學系，主修行政法與憲法。1926年返國。曾任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教育部總務司長，抗戰時期擔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1946年出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負責同各黨派(包括共產黨)和無黨派社會賢達聯絡溝通。雷還是黨中央監察委員，並獲選為制憲國大代表，親身經歷了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制憲的全過程。

1949年底﹐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後，11月20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時在赴美國途中的胡適應邀為刊物擬定了四條辦刊宗旨，並擔任名義上的“發行人”，雷震任社長，毛子水任編輯部總編輯。編委包括毛子水、王聿修、申思聰、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藝、胡適、夏道平、殷海光、許冠三、崔書琴、張佛泉、黃中、雷震、戴杜衡、瞿荊洲和羅鴻詔等人，為自由派學人的一時之選。刊物由雷震負責實際運作，主旨在傳播民主自由，未幾，即成為銷量最廣的政論雜志。

開初一年余，被稱為‘各黨各派之友’的雷震由於在政府內外的廣泛人脈，故當局與《自由中國》基本上相安無事。但是，自1951年6月，因刊出夏道平執筆的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針對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一宗情治人員貪污枉法情事加以抨擊，雜志開始遭到黨政軍三方面的壓力。該期出刊第三天，情治人員就闖入雜志社，逮捕一編輯，並留下三名特務予以監視。雷震遂與多位黨政要員商討，他們建議再發一篇社論加以平衡，雜志便以《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為題又發了一篇社論，其觀點基本又退回到金融管制的原點。但這時遠在美國的胡適見到這兩期刊物後，大為不滿。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以說是《自由中國》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字，……忽然來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這必是你們受了外力壓迫之後被逼寫出的賠罪道歉的文字……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一來表示我一百分贊成‘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雷震本來就憤懣在心，胡適的來信正好成反擊的利劍，他將信的全文刊發在《自由中國》上。這再度引起了情治單位的不滿。自此事件開始，《自由中國》於當局的關系開始連鎖演變，一發而不可收了。

接踵而來的，是執政黨對教育界控制與反控制的沖突。當年在台灣，當局不僅在校園內散發黨部宣傳讀物，還要求每個學生背誦“三民主義讀本”、“總理遺訓”、“總統訓詞”，其強制灌輸的“黨化教育”激起反彈，學生、家長無不怨聲載道。1954年5月底，三位家長投書《自由中國》，對“黨化教育”嚴重干擾學校的正常教育，提出激烈批評：

　　“……真正的課業，反而丟在一旁……我們的教育應該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黨包辦的黨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學校，都是用納稅人的錢來辦的。教育當局和救國團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黨化之實……”（《自由中國》，1954年第11卷第12期）

此舉終於令當局勃然大怒。1954年12月，蔣介石以“不守黨紀，影響國民黨名譽”為由，下令開除雷震的黨籍。“骨鯁之臣”終於與當局分道揚鑣了。

此後，《自由中國》的言論節節升高，不僅於1956年10月，傾力推出了由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夏道平、陳啟天、陶百川、王世傑、雷震等人的16篇文章組成的對蔣介石的“祝壽專號”，忠言直諫，反對蔣氏三連任總統的違憲意圖，勸告蔣介石盡快結束獨裁專制，逐步實施憲政民主。如此祝壽，撼動人心，酣暢淋離，連銷九版，一時洛陽紙貴，造成政界學界轟動。自然，緊隨而來的，就是當局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圍剿了。

（二）

從1957年7月開始，《自由中國》連續8個月推出「今日之問題」的15篇社論系列，全面檢討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從政治到經濟的各方面問題與症結，並在最後直達問題的總關鍵——反對黨問題。

“反對黨問題”的出刊表明，雷震不僅透過《自由中國》發揮知識分子的言責﹐更企望以行動結合台灣的本土精英，他計劃於1960年准備籌組一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以組黨的實踐活動召喚政黨政治。於是，雷震從“坐而言”走向了“起而行”。這一行動，終於徹底開罪了當局。1960年9月4日，國民黨當局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的罪名起訴雷震，並處以十年徒刑，此即轟動一時的「雷震案」。《自由中國》編輯傅正、經理馬之肅、會計劉子英等一同被捕。

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驚聞雷震被捕，痛心疾首，立即在九月四號當天，向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發出電文，指責國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專電曰：「台北外交部請轉陳兼院長辭修兄：九00號電敬悉。今晨此間新聞廣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說雷是主持反對黨運動的人，鄙意政府此舉甚不明智，其不良影響所及可預言者，一則國內外輿論必認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黨運動，二則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國雜志當然停刊，政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三則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評政府與謀成立反對黨皆與叛亂罪名絕對無關，雷儆寰愛反共，適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亂罪名，恐將貽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專電所謂遵循法律途徑一語，即將此案交司法審判，一切偵審及審判皆予公開」。

在台灣，由於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國》實際上已無法再辦下去了。《自由中國》半月刊總共存活了10年9個月又10天，前後共出刊260期。而出刊這10年，正好橫跨上世紀整整一個五十年代，這也是國民黨自大陸退守台灣後，在政治上風聲鶴唳、危機四伏的最初10年。

1960年10月22日,胡適曾對記者表示：外傳《自由中國》的編委們有意請他擔任發行人主持復刊，他從未接過相關信函，也無人和他談過此事（《胡適先生年譜初稿長編》，3343頁）。不過，胡適先生又說:“一種雜志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停刊，也不失為光榮的下場……”唐德剛說，雷案之後，胡適好像一下子老了30歲。1961年陰歷5月26日雷震65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裡的詩（桂源鋪）贈予雷震：“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第二年的1962年2月24日，胡適就因心髒病而去世了。

對台灣民主憲政發展來說，雷震，是一位承前啟後的人物。直至上世紀80年代，台灣所有重要的政治議題都是根據《自由中國》的言論來闡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對台灣政治體制和社會關系所引起的問題，在出刊10年期間幾乎都曾論及……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台灣新一代不見得都讀過《自由中國》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語文、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錢永祥語）

回望台灣政治的風雨之路，《自由中國》所傳播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經結成“正果”。

宏觀而言，台灣的民主之路，民間的政治力量，有兩條基本的成長線索：“辦刊議政”與“參選組黨”。一條側重理念，另一條側重實踐。一條走菁英化路線，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另一條則是走草根路線，以有志實際從政者為主。不過，二者都對志同道合者的起了精神和組織凝聚的作用，一為理念的凝聚，一為人員的凝聚。雷震，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可謂一身而二任。他先是辦《自由中國》，發揮言責；1960年，又以行動籌組反對黨，以實力制衡。也就是說，中國士大夫的“立功、立言”他都在身體力行。最後，雷震身系囹圄，以自己忠於良知的堅毅信念和道義形象，升華到了“立德”的境界。

七十年代初，雷震先生出獄後，自購墓地，除預留其夫婦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就是專為安葬亡兒、移葬早逝的《自由中國》社同仁羅鴻詔、殷海光而建。墓園被命名為“自由墓園”。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享年83歲。而早在1977年，時年81歲的雷震，就已自題碑文為：

　　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
　　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雷震先生之墓
　　生於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歿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殷海光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去世，雷震也把他安頓在“自由墓園”。 殷海光的墓碑是由雷震親筆題寫的：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
　　雷震敬題一九七七年四月
時年八十一歲

《自由中國》的英魂，棲息在“自由墓園”中，應是得其所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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