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6日訊】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四日，中華思想巨星辜鴻銘先生在日本大東文化協會演講，談論《何謂文化教養》時說：“袁世凱這一寡頭集團不光混帳、傲慢，而且也是一個由惟利是圖的地痞組成的集團。他們的人生目的不外乎吃喝玩樂，他們腐朽透頂，一點也不考慮全民的利益。”（轉引自《辜鴻銘文集》下卷P.285.黃興濤等譯 海南出版社 1996年8月第一版）

大約在一九0六年，辜先生就預言道：“就我所見，目前中國改革運動的狂熱，將注定導致一場災難。”（–同上書上卷P.284.）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後不久，辜先生寫道：“現在災難來臨了，革命以袁世凱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而告終。”(–同上書上卷P.284.)“真正的災難,讓我指出,它還不是伴隨著流血和財產破壞的革命。真正的災難是革命以袁世凱成為共和國總統而告終”（–同上書上卷P.285.）

為什麼辜先生如此結論呢？他引用了一個法國作家的觀點，即“一切文明和統治賴以存在的最終基礎，在於民眾的一般道德，和公共治理中足夠的公正程度。”“中國的舊式政體，盡管有種種缺陷，它仍然能夠在民眾之中維持一般的道德水准。”而“我認為袁世凱及其共和國的統治之下，民眾連一般的道德水准也不可能維持。”

辜先生的邏輯是這樣的：“我們中國人更多地是依靠道德法律，而不是紙上憲法、國家法規或者治安條例來約束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使那些身居高位、有責有權的人們不敢為非作歹。簡而言之，中國的良治完全依賴我們統治者的道德品質。因為在中國，當不道德的人身居高位、大權在握的時候，他們的所作所為造成的危害是無法想象的。而且，在中國，象一切專制獨裁的政府一樣，政府行好行壞的權力非常之大。因此，一旦象袁世凱這樣生性庸俗、粗鄙、暴虐和刻毒的人在政府中享有了某種支配權，那後果便可怕至極。”（–同上書上卷P.379.）

“而袁世凱的所作所為，表明他連一般的道德品質，一般的廉恥感都不具備，甚至連小偷和賭徒也不如。”（–同上書上卷P.289.）

“公正地講，李鴻章還不是一個邪惡的、不道德的和刻毒的人。李鴻章只是一個庸人。他庸俗粗鄙，但不暴虐刻毒。而康有為及其中國雅各賓黨人不只是庸俗粗鄙，而且暴虐刻毒。在他們的雅各賓主義中，包含一種理想主義的成分，一種希冀立刻帶來太平盛世的強烈渴望。而袁世凱，則綜合了庸人李鴻章的庸俗粗鄙和雅各賓黨人康有為的暴虐刻毒。”（–同上書上卷P.377.）

“群氓之所以不高貴，是因為他們無法徹底克服和抑制自身的欲望。一個人要想高貴，必須首先徹底戰勝和抑制自身的動物性—他的欲望。民眾的確擁有實力，但是這種實力來源於強烈的欲望，因而不是一種高尚的力量。此外，受其生活和工作環境的影響，群氓是粗俗不堪、無優雅之處可言的。這種粗俗與強烈的欲望兩相結合，便使得民眾在掌權之後，總是蠻橫殘暴。”（–同上書上卷P.371.）

“中國的袁世凱和英國的張伯倫，實在都屬於群氓黨，分別代表他們國家那粗野、淺薄、污濁和卑鄙的群氓志趣。”（–同上書上卷P.370.）

“袁世凱，正如辜鴻銘先生在他的書中所說的，是群氓的化身，他在第一次改革運動時出賣了同黨，現在群氓掌權了，他自然是共和國最合適的人選。我認為他的統治不會長久。不過在短期之內，中國一切精妙、美好、尊貴、崇高、親切、享有聲譽之事物，都將面臨毀滅。”（–同上書上卷P.286.）

事實上，袁世凱後來的中國歷史的發展，大體上都應驗了辜先生的預測。由於袁世凱集團的腐朽墮落、毫無心肝、極端自私貪婪、極端不負責任，中國社會貪官遍地，軍閥橫行，戰亂不斷，社會陷入可怕的混亂無序和赤貧落後，人民遭到可怕的貧窮、疾病、戰亂、死亡、以及隨之而來的精神恐懼的折磨。這種由於腐朽混帳的統治者造成的極端的貧困和巨大的戰亂，導致虛幻的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後來一個更加可怕制度惡魔，籠罩壓迫中華達到半個世紀以上。

這個起初造反階段名為共產主義運動、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後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是超級極權、極端專制、貧困落後、兩極分化、空前腐敗的歷史。它的前期，以極端專制、貧困落後為根本特色，目前以兩極分化、空前腐敗為根本特色。這種權力和資源統統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社會，到處都是袁世凱集團，這些大大小小的袁世凱集團造成的社會性的歷史性的人類性的災難，遠遠超過了袁世凱集團的所為,造成了中國社會無法維持民眾一般的道德水准以及無法維持一般的社會公正。

中國大陸很多村子裡，書記們、主任們、或者村長們以及他們的裙帶關系，結成了類袁世凱集團，混帳傲慢、惟利是圖、吃喝玩樂、腐朽透頂。他們隨意增加農民的負擔，盜竊或者從農民那裡變相搶劫，窮奢極欲，揮霍無度，幾個村級干部，一年就能吃掉幾萬、幾十萬。他們依靠暴力，長期把持村子裡的支配權，對敢於直言或者抗爭的村民，實施暴力打壓，倚仗自己權力靠山，倚仗家裡男丁多而凶殘，依靠和黑社會的拉幫結夥，公開行凶，打殺農民。這樣的事情，太多太多，安徽固鎮小張莊發生過，其它很多地方發生過，只要生活在中國廣大鄉村的人，經常遇到過。

鄉鎮級的政府，這樣混帳的行為數不勝數。僅僅就吃喝一事，就有過這樣的鄉鎮政府，它的一群領導，經常大吃大喝，不是自己追求口舌享受，就是被迫接待上級機構或領導，最後欠債幾十萬，一個飯店作為債權人，在不收回應收款就面臨倒閉的情況下，只好經常討債，但是債務人是當地的統治者，哪裡會履行民事責任。於是債權人只好訴諸法律，提起訴訟，最後荒唐的事情發生了，那個欠債的鄉鎮府竟然倒過頭起訴那家飯店，指控它引誘政府和領導大吃大喝。

縣級的政府如何？多數同樣混帳透頂。就是那裡有幾個人品中正的領導，也不能挽住腐敗和混帳的狂瀾。廣西合蒲縣，從前有個領導，公然賣官，按照每個職務的大小，透露出售價格，他的一個連襟買了個鄉鎮級的領導職務，還花了十萬元人民幣。至於學校廁所或校舍倒塌砸死數十百名學生、完全能夠避免的火災經常燒死很多民眾、疾病瘟疫時常肆虐人間、司法機構草菅人命或草菅人權等等，一樣是數不勝數。

地區級別的政府怎麼樣？九十年代，寧波市黨政企總共四十幾個要員，總市委書記，經理老總，科局頭頭，統統遭到法辦。他們腐敗到了極頂，結成了寧波市地方一個龐大的特權腐敗群體，不但貪污幾十個億的公共財產，揮霍無度不算，更重要的是把持地方的權力，剝奪了國民任何支配權、知情權，將一個富饒的寧波，淪落為風氣敗壞、毫無公正可言的只有點高樓大廈的蠻荒地帶。有正確觀念應該是這樣：真正的文明必須擁有良好的社會風氣和公正的政府管理，而缺少這兩個基本文明要素的地方，必然就是野蠻支配社會的地方，所以我們稱之為蠻荒地帶。中國這樣的蠻荒地帶太多了，安徽的阜陽、黑龍江的遂化、劉湧曾經操縱過的地方官場等等，都曾經是、或正在是這樣的蠻荒地帶。

去年四川省萬源市領導，再次扮演混帳角色。這個市財政年收入只有4000萬，去年赤字一億六千萬，但是為了舉辦荒唐的“紀念紅軍萬源保衛戰勝利七十周年”，竟然花費2000萬的巨資，而且時間並不圍繞真正的時間來確定，而是以一位女明星何時到來為“紀念日”。那個地區的民眾，窮困得很多不得飽暖，很多兒童輟學，很多人看不起醫生，很多人生活在半原始狀態。民眾如此悲慘之下，那些混帳的冷血動物，即那些衣冠楚楚，口喊為民的地方官員們，竟然為了虛假的政績，為了粉飾他們的劣跡，為了能夠博得明星的青睞，為了能夠有機會撈取民脂民膏，為了能夠滿足他們自己的愚蠢粗俗的感官享受，竟然花費如此巨大的本可以用來改善民生的資金。你們說這樣的政府混帳不混帳？

至於省級的政府，只要看看程維高擔任河北省省委書記時候的劣跡，就可以窺見一斑，他袒護自己的裙帶，直接干預建筑領域，迫使那裡的開發商和城建委，不得不將大量的工程違法交給南京二建，他的秘書李真以及他的兒子，成了他腐敗的得力幫手，張家口煙廠曾經一次就給他們五千萬美圓的資金。五千萬美圓，可以救多少老百姓的性命呵！但是就那樣輕而易舉被幾個民賊侵佔了。這樣的省級政府混帳不混帳呢？

或許有人說，中共畢竟在反腐，抓了不少，判了不少，殺了幾個﹔一個書記也不能等同一級政府。但是反腐結果如何？不是腐敗越來越猛烈嗎？中共任何一級的政府，基本上是書記就是政府，老大決定一切，直到他被另外的老大取代為止。僅僅在事後法辦，那是非常消極的辦法，就是統統殺頭，又有什麼作用？鋌而走險的貪官污吏們，是時常失去理性的人群，他們大量貪污、行賄、受賄、揮霍、為非作歹的時候，都是喪失理性的時候，這個時候，他們頭腦發熱，就是死刑對他們也不能構成威嚇，更何況億萬財富被他們侵佔揮霍，人民和社會的損害已經形成，無法挽回，這個時候，殺頭就不具備非常積極的效應。積極的反腐措施是建立民主憲政，依靠民權和整個社會的多重制衡的力量，將腐敗遏制在萌芽狀態和微小狀態。

中國的袁世凱式的集團太多太多，無論哪個行政級別，無論哪個地區，都比比皆是。這樣的混帳政府，混帳群體，奉行的是痞子文化，那就是信奉暴力，野蠻粗鄙，心腸冷酷，惟利是圖，蠻不講理，毫無責任心，毫無廉恥感，任意侵犯國民權利，任意侵佔國民財富，任意揮霍國民財富，只要他們自己的物質欲望和權力欲望能夠得到滿足，就是舉國大火，舉國洪水，舉國疾病，舉國餓殍，舉國沙漠化，甚至是民眾統統死光，他們也不會動心。

如此之下，社會風氣便日益敗壞，國民也受到傳染，政府更不能主持公正，於是一個痞子文化當道的社會就日益墮落下去，直到民主憲政的制度來挽救這個社會為止。

楊天水於南京東山
2005年8月8日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