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6日訊】7月2日下午，佛山市南海區三山鎮農民游行示威，舉著“三山無青天”、“南海未天明”、“依法還我耕地”的橫幅，抗議當地政府強行征地。來自美國耶魯大學的研究員戈曼因拍攝示威場面被警方帶走。隨後2,000多名村民包圍三山鎮派出所，當局出動600多警力及30多輛警車，將抗議者驅散。在國際國內的強大壓力下，戈曼研究員於當晚七點多獲釋。

外人很難聯想到，規模如此巨大的抗議示威的總指揮是來自北京的維權人士，高挑消瘦、似乎弱不禁風的侯文卓女士。戈曼研究員是她的助手之一。筆者在事件結束不久采訪了她。

被嚴重警告的女生

1989年，侯文卓尚在四川大學讀書。突如而至的民運和著春風，首次在這個大一女生的寧靜心海掀起了狂濤。按她的說法，盡管當時對自由民主的認識非常粗淺，但人性對民主自由的普遍自然的向往，使她積極投入了這場全民民主運動。這個學英語的小女生演講、游行、領呼口號、四處串聯，最終居然“串”進了四川大學與省政府對話代表團。

“六四”屠殺後，與其他對話團同學一樣，侯文卓被關進了學習班。六月至九月間，她被迫反復檢討反省。也許是因為年紀低，更多表現出的是一種熱情，校方給予她嚴重警告處分，保留了她的學籍。不幸中也算萬幸了。然而當局並沒有忘記她，1992年畢業時，校方拒絕為其分配工作。在當時，這不僅意味著失業，實際上也阻斷了她正常的生活道路。倔強的她沒有屈服。她東挪西湊了一筆錢，來到北京大學學習心理學。很快，經濟陷入困境，她不得不開始半工半讀的生活。那段時間她做過很多工作，從銷售、擺地攤，到家教、地下導游，應有盡有，遍嘗了世態
炎涼。

牛津與哈佛

盡管生活艱難，但她始終沒有放松學習。1997年，機遇向她招手了。當時牛津大學舉辦了一個國際難民研修班，向世界各國人士開放。十分幸運，她的申請通過了。但由於從未涉獵相關知識，加之牛津大學只提供非常低的獎學金，那段學習生活甚至比北京更艱難。我曾問她，如果沒有牛津大學這次機會，她的道路是否會完全不同？她坦言，恐怕她不得不為生存而奮斗。

牛津大學的經歷拓寬了她的視野，提升豐富了她的人脈關系。1998年回國後，她進入聯合國北京辦事處，先後在聯合國婦女基金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2001年，她又十分幸運地獲得了赴哈佛大學學習的機會。兩年半裡，她系統學習了人權理論，結識了多個國家的人權活動人士，與包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內的眾多人權機構取得了聯系。一個有充分理論准備的專業維權人士誕生了。

遭無理扣壓

2003年剛回國，她將注意力集中在“灰警”上。農村有一大批這樣的人，他們什麼也不是，卻公然行使警察的權力，給農民造成了很大的傷害。是為“灰警”。由於“灰警”為官方組建，他們的違法犯罪行為很難得到追究。通過“上訪村”，侯文卓很快揭開了這層黑幕。她掌握了大量資料，用近一年時間，為中國人權撰寫了一篇有關“灰警”的研究報告。她說：很遺憾，中國人權沒有發表。但她並不氣餒，表示以後會豐富資料，找機會出版。

2003年以來，民間維權的呼聲越來越高，行動也越來越大膽。侯文卓出現在各個維權機構的維權現場，並積極組織了多次人權研討會和人權迫害的新聞發布會。

2004年7月，她與趙巖等維權人士一起組織了一場大規模人權研討會。與會者不僅有來自民間的維權代表，專家學者，維權律師，中外新聞記者，還有來自官方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總人數在百人以上。當局還沒有見過如此規模的陣勢，嚇壞了。警察在會議頭天晚上封鎖了侯文卓的住宅。第二天早上她剛一出門，就被警察抓到派出所，一直到天黑才放出來。

維權思路改變

雖然限制人身自由只有短短一天時間，她也沒有吃什麼苦頭。但她認為那天對她十分重要。在派出所她第一次有如此長的時間靜下來，認真清理自己的維權思路。

她認為，維權就是要讓無權者有權利，讓權利成為現實中的權利。她說：此前的做法與其他精英沒有多大的區別，都是以幫助指導者的身份居高臨下，予苦主憐憫施捨。這種做法對受害人當然是有幫助，但卻不是最好的辦法。幫助受害人解決問題只是維權的初級目標，維權的終極目標是讓民眾自己掌握自己的權利，自己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不需假借第三者才能成功。因此維權必須走動員民眾的道路，讓他們自己走到維護自己權利的第一線，讓他們在維權過程中學習權利懂得權利，最終不僅成為維護自己權利的戰士，甚至成為一般的權利維護者。為此，就不能光呆在京城，就不能僅僅只組織各種會議，而應該下到基層，直接與民眾結合。

重出江湖

當然，全部思想不可能在一日間形成，這需要一個過程。2005年初，侯文卓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眾人面前。她不再守在北京城，而是頻頻外出，上山東，進陝西，忙得不亦樂乎。

山東黨西村原村委會主任張廷夫，由於對手進行賄選，選舉失利。侯文卓與其同事幫助張廷夫向媒體曝光，直接與主管單位聯系，並制定了不承認新村委會、老村委會堅持運行的斗爭策略。目前，山東省與民政部正在聯合調查黨西村賄選事件。另外，山東殷家林村村委主任周長青因為堅持村委會自主權，被村黨支書派人砍傷，縫了四、五針，另一名村委會委員頭被打破，留下了一個碗大的疤；山東魏家村維權代表遭黑惡勢力報復，一家三口慘遭殺害；陝西多個村莊的選舉事宜等，都在他們的工作范圍之內。

6月底，她准備再去陝西。這天下午，廣東佛山市南海區三山鎮農民維權代表找到了她。原來，早在1992年鄉鎮官員與南海區土地局背著村委會與村民，簽訂了一份空白合同，以每畝一萬三千六百元的單價，預售了12.4平方公裡土地。今年3月26日，當鎮政府試圖填土時，村民們提出要看政府的合法的征地批文的要求，但南海政府無法提供。憤怒的村民發動起來，每天都有幾百人保衛土地。5月31日深夜，南海區政府出動數千警力和100多輛警車和推土機等重型機械、還有電子干擾車突然襲擊三山村。他們強行包圍封堵了預征地周圍的所有路口，對手無寸鐵的三山村民動武，大打出手，強行摧毀了400多畝農田上的農作物及魚塘，開始填土，村民價值800萬元的投資毀於一旦，農戶損失慘重。

聽到這一令人震驚的消息，侯文卓十分憤怒。她立刻改變計劃，迅速帶隊奔赴廣東。這才有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維權感想

她沉痛地告訴我，幾年維權經歷她最深的感受，是中國人真的太膽小了！她激動地說：已經被逼到懸崖邊上了，還瞻前顧後、左顧右盼，這也害怕那也害怕。這恐怕也正是他們權利被侵犯的重要原因之一。

她自豪地告訴我：女性維權比男性更有優勢。男性維權人士自我中心意識太強，有時非常霸道、惟我獨尊，極端個人英雄主義，團隊意識差。但女性不會。我問女強人會有不同嗎？她說母性天然地使其區別於男性，而且女性富於愛心，對上訪人有更多的關懷。我請教她如何為自己定位？她說自己界於學者與活動家之間，更偏向於活動家；她說，一個男性從事維權活動，一般都能夠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但女性不然。她坦言自己完全無法兼顧家庭與事業，看來只能為人權事業獻身，做一個獨身主義者了。我問，那生活不是非常單調嗎？她回答：我並不拒絕感情生活，實際上我的感情經歷十分豐富。我說在中國從事維權工作有非常大的風險，很多維權人士先後遭到迫害。萬一你遭遇不幸怎麼辦，會放棄嗎？她說自己會盡可能避免這種最壞的結果。如果命運使然，則除了勇敢承受外，並無更好的辦法，不過她決不會放棄。因為選擇維權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是經過多年反復思考的結果，是自主的選擇，自己深深地熱愛著這項工作，絕不會改變。她說有時候也會想，自己一個很難靜下來的人，被捕後日子可怎麼過？最後她得出結論練氣功。說到這，她笑了。有些天真！

未來的打算

對未來她談得不多，只是強調維權也要走憲政之路。她說，按照規則與程序維權，只有這樣才能在維權的過程中培養民眾的權利與法律意識，培養民眾的公民意識，為公民社會建立奠定基礎。為此她將更深入地與最基層的民眾結合，發動他們按照現行法律賦予的全部權利，盡最大的努力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中國的維權之路崎嶇而漫長，在此我誠摯地祝願侯文卓們能夠逢凶化吉，集小勝為大勝。

2005年7月25日星期一於北京香山

補記：正當本文殺青之際，傳來了侯文卓女士被廣東佛山警方非法扣押、訊問五小時的惡性事件。在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件的情況下，他們違法對侯女士搜身、拍照、錄像、搜查行李,進行訊問、錄音、筆錄、錄象等，並威脅說：不得再參與南海三山的征地案件，否則將會面臨多年牢獄的危險。

筆者得知此一不幸消息後，立刻與仍然堅守在廣東的侯女士取得聯系。她說：我既然從事維權工作，對可能的迫害就是有心理准備的。我將繼續工作。現在我主要擔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我的同事和勇敢維權的農民，害怕他們遭受迫害。筆者於此向在全權性的威權國家政權面前不屈抗爭的侯文卓女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對當局的惡行表示極端的憤怒和譴責，最重要的，祝願侯文卓女士及其同事朋友安全順利。

2005年7月26日星期二於北京香山

──原載《動向》八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