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5日訊】黑龍江買官賣官案件披露之後，輿論一片嘩然，或以為此舉能夠對官場買官賣官惡習有所震懾，或以為買官賣官已經是專制制度頑症，無可救藥，除非中國社會實現民主憲政，否則這個頑症絕症照樣惡化。

中國歷史上買官賣官經常發生，在一些朝代，甚至成為國家管理制度的一個部分。根據一些資料，中國歷史上有過三次大賣官運動—

一次是漢靈帝元和元年（即公元178年），皇帝昭告天下，明碼標價，可以賒購，分期付款，落後地區的官職可以議價，中央政府的最高三個職位“三公”也開價一千萬，舉國貪圖富貴者紛紛前來購買官職，到職後都是貪婪腐敗之徒，政治腐敗由此而江河日下，七年後就爆發了黃巾大起義，可以說不是黃巾起義顛覆了西漢，而是腐敗顛覆了西漢。

又一次是明朝崇禎皇帝死難之後的四個月，即公元1644年的九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拉起民族主義大旗，姦臣馬士英建議廢除科舉，賣官取士，縣官正三品以上，一律納銀竟賣，結果奔走買官者，擠滿京城，機構日益臃腫，官員濫竽充數，社會風氣與人心，日益敗壞墮落，民族主義也不能挽救專制腐敗的命運，這個“弘光”小朝廷，一年零四天就垮臺完蛋了。

第三次大賣官是清朝中期以後，名義叫捐納，中央政府的高級官職，同樣照賣不誤，往往一個官職，很多人捐納銀子購買，結果隻得按照出錢多少，排隊上任，暫時不能任實職的就叫做候補一類，很多這樣的人每天“站班、請安、叩頭”，有職務了就拼命搜刮民脂民膏，風氣之壞，人心之貪，時間之長，都是空前的，《官場現形記》中有很多這類買官賣官的記述。不久之後，辛亥革命槍炮響起，埋葬了滿清專制制度。

現在流行在中國大陸的買官賣官現象，應該是中國文明歷史以來的第四次大賣官浪潮。這次賣官買官的浪潮，濫觴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初始，泛濫於九十年代前後，到了今天已經如火如荼，不可收拾。

目前中國大陸的賣官買官，的確有“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第一，它並不明碼標價，還不象中國封建王朝時代，價格公開，購買者人人平等，有錢就行，它的主要售賣對象還是限制在中共特權群體的內部﹔第二，它主要採取的是隱蔽的形式，進行交易，一般是下級必須賄賂上級主要領導，才能夠獲得官職或提升，或者普通平民通過錢權交易獲得官職，比如廣為人知的劉湧的官職，就是花錢買來，由一個平民進而成為地方政府的要員﹔第三，隻有極少數是半公開的買賣，那是因為具體交易者膽大妄為或性格粗疏，將買賣鬧得滿城風雨，為眾人所知曉，比如從前廣西合蒲縣的一個領導，就是如此，他將本縣的各個官職，大體標價，連一個鎮的鎮領導職位，賣給他的連襟，還收了十萬元人民幣﹔第四，各地各行業，已經形成了市場價格，有的地方想當個鄉級中學的校長，需要向文教局領導行賄十萬左右，西部不發達地區有的由普通警察晉升到科所隊領導級別，需要行賄三十萬人民幣，由科所隊晉升到副局長，則需要行賄八十萬元，有的地方一個營長的職位，需要花錢幾十萬﹔第五，從前封建王朝公開賣官，收入名義上還入國庫，而現在中國大陸的賣官收入，統統落入賣官者的私人腰包。

只要回想一下，安徽阜陽以前有兩個家族為了爭奪一個政協副主席的職位，其中一家竟然願意出價五百萬元人民幣給對方，要求對方退出競爭。這個事實，說明我們以上介紹的中國大陸賣官買官市場價，是非常保守的數字。

中國大陸目前的賣官買官，無所不在。隨便是哪個領域，哪種部門，企圖升官者必須行賄，即必須花錢，軍隊也同樣如此，甚至當兵也要花錢。

為什麼賄賂風行？為什麼賣官買官泛濫成災？很明顯，專制制度下，國家和政府，不是公器，而是執政勢力的私有財產，執政者的權力不受任何來自民間的制約，而執政群體的內部，也同樣缺少有力的相互制約，流行的是官官相護，權錢至上的原則，紙張上的黨紀和國法，只有在相互內斗中，即大魚吃小魚的時候，才有作用。

由此可見，懲辦幾個賣官或者買官的犯罪者，並不能有效制止賣官買官的泛濫， 因為很多官員或權力群體，他們的權力大到足以抵抗對手的打擊力量，因而足以抵抗法律，根本不在乎法律後果。

黑龍江的賣官買官案件，受到法律制裁，只能使得官場上盛行的賣官買官者更加謹慎，更加隱蔽，更加狡猾﹔同時也提醒我們注意到這樣的歷史事實：賣官買官是政治腐敗裡最腐敗的現象，也是專制制度腐敗中的頂級腐敗，是專制制度的頑症和絕症，歷史上三次大賣官運動，不久之後，就是專制腐敗王朝的垮臺，那麼中國大陸社會的賣官買官屢禁不止，泛濫盛行，只會加速專制制度的快速崩潰，人們還會在現代世界的和未來中國的官場實踐中看到，只有民主憲政才能遏制賣官買官的腐敗行為。目前，當局就是抓捕再多的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哪怕將我們排頭砍去，也不能挽救舊體制的崩潰。

楊天水於南京東山
200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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