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1日訊】蔣介石几十年來一直被中共稱為是“消极抗日”和“不抵抗”的。但是從蔣介石在抗戰前和抗戰期間的日記中卻不難看出，蔣介石早在1935年就對日本必敗有信心，而且對最后的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時間表，比中共一貫吹捧的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約早3年。

据中國思維网8月10日報道，蔣介石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記中對抗戰的時間表作出了如下的推測：“（一）對中國思不戰而屈。（二）對華只能威脅分化，制造土匪漢奸，使之扰亂，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國。（三）最后用兵進攻。（四）中國抵抗。（五）受國際干涉引起世界大戰。（六）倭國內亂革命。（七）倭寇失敗當在十年之內。”以后的歷史變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驟、最后的結局都与蔣的推測大致吻合。以 美、英、蘇為核心的國際社會果然出面干涉，這一天离1945年日本投降果然是10年之內，只是日本國內并未發生內亂。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前，近6年間，蔣介石身為南京政府的頭號決策者卻始終下不了抗戰的決心，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的惡名，頗受世人的厚非。其實，早在“九一八”發生不久，蔣介石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記中這樣寫到：“此次對日作戰，其關系不在戰斗之胜負，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長，与夫國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國民固有之勇气与決心早已喪失殆盡，徒憑一時之興奮，不具長期之堅持，非惟于國無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慮，無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義而已。是故余志已決，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絕境，迫我民族至無獨立生存之余地，則成敗利鈍自不暇顧，只有挺然奮起，与之決一死戰，恃我一己之犧牲，以表示我國家之人格，以發揚民族之精神。”

從中不難看出，蔣介石之所以忍辱負重，不抵抗，自認為完全是出于現實的考慮，他深知倉促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其內心的痛苦在日記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簽定屈辱的《塘沽協定》后，1933年6月3日曾在日記中表明心跡：“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于中國有益，于心無愧而已。”客觀而言這個協定确實將日本全面侵華的計划延緩、推遲了四年，為中國贏得了一定的准備時間。在當時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內的許多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也是贊成委曲求全、爭取時間的。

事實證明在1937年前的5年間，抗戰准備的成效确實也是顯著的，比如：1、任用德國顧問，修訂公布了陸軍典范令；２、任用俞大維，將步兵兵器標准化；３、設立軍用化學工厂，使最基本的軍械彈藥能自足；４、空軍擴充到飛机600架（盡管能實際對日作戰的只有220架）；５、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贛、粵漢鐵路；６、幣制改革，法幣用紙，白銀公有；７、公布兵役法，開始征兵；８、派宋子文、孔祥熙、蔣廷黻等分頭游說美、英、蘇等大國，爭取外交主動，等等。

從台海兩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證實，蔣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時机上和張學良有嚴重分歧，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紅軍。這种政策主要出于兩個考量：

一是當時中國雖結束了軍閥割据，但政令難以統一，尤其是中共不僅仍擁有軍隊，并割据陝北一方。蔣介石和張學良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蔣對中共的本性有相當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鏟除中共，它會利用抗日之机得以發展而后患無窮（后來的歷史正是這樣演變的！）。

蔣介石苦心經營的五次圍剿中共的軍隊，雖然前四次失敗，但第五次獲得成功，紅軍被迫進行所謂“兩万五千里長征”的大潰退。潰退到陝北的紅軍僅剩下几万人，蔣介石多年的艱苦剿共，終于有了眉目，他怎么讓它功虧一簣呢。

二是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与日本匹敵，必須盡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說，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构筑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

但蔣介石為什么不把他的想法告訴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國民眾呢？“918 ”之后，日本內部對是否攻占整個中國也有分歧，當時日本政府向“國聯”（國際聯盟）提出的對華五項條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護日本臣民在滿洲之一切和平業務，尊重日本在滿洲之條約利益”，日本“尊重中國土地之保全”。雖然這种條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國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的時間，以積蓄自己的力量，從長計議。因此如果作為當時中國領袖的蔣介石公開這种戰略部署，等于告訴日本人，中國正臥薪嘗膽，准備全面抗日，會刺激日本鷹派提前全面侵華。因此國人當時多不知蔣介石的這种國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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