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8日訊】
在莫斯科筵席背後

最近，胡錦濤外交頻頻出手，先是訪問俄羅斯，與俄國總統普京舉行峰會並簽署聯合聲明，7月3日結束後，稍事休整，隨即又於7月5日又去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舉辦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發表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接下來馬上出席於７日舉行的G8工業國首腦與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國首腦對話會，並將同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四國首腦會晤。風塵僕僕，機心勃勃，攜金帶銀，令人刮目相看。

北京此行，特別是訪俄之行，何所為而來？

其實，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胡之訪俄以及為《上海合作組織》打氣，在國際戰略上，自然是制衡美國，聯手抗拒「顏色革命」；在經濟考量上，則是為解決中國能源緊缺問題，目光瞄準了俄國蘊藏豐厚的油田。

人們注意到，北京最近的外交風格比較張揚，不像過去那樣韜光養晦了。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在外交上反對日本進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反對美國對人民幣問題施壓，以及與歐洲的紡織品貿易摩擦等。這次訪俄，胡錦濤和普京在舉行峰會後簽署檔，意有所指地說：“必須和平解決分歧和爭議，避免採取單邊主義的行動，不要採取‘勒令政治’，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反對“在國際事務中的壟斷和支配。”而中國和俄羅斯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在聯合宣言中，也以強硬的措辭呼籲西方國家（主要指美國）應該定出使用吉爾吉斯斯坦以及烏茲別克斯坦軍事基地的最後期限。通過諸種蛛絲馬跡，可以發現，北京最近的輿論導向有一個明顯焦點：增強“大國意識”，要以強硬的姿態與G8展開對等的外交活動。同時，今年北京還張羅了一系列經濟領域的國際會議。上述這些北京高調外交，原因之一，顯然是因為最近國際社會及其傳媒蜂擁而起，對“中國崛起”表現出了高度的關注。一位北京的外交人士指出：“中國認為與被動躲避外部壓力相比，主動向國際社會闡釋自己的主張更加有益。” 北京高層，或許是覺得自己底氣已足，再不必遮遮掩掩了；或許是覺得既已曝光，韜光養晦已不再有用，於是高調飛揚，“衝出亞洲，走向世界”了。

不過，檢討和評估一下實際到手的成績，人們要問，胡錦濤如此風風火火財大氣粗的對俄外交姿態，收穫了多少實在的外交果實呢？遺憾的是，從目前看來，效果相當有限。

除了獲得一些言辭上的空洞抽象的支持外，一旦涉及具體承諾，俄國馬上像縮頭烏龜一樣，口將言而囁嚅，不知所云了。

對於中國最為迫切需要的更多俄國石油和天然氣，特別是中國同日本競爭的橫貫西伯利亞的石油管道項目，北京都沒有得到任何具體實惠。

雖然說要加強兩國間的武器交易，但俄國看重的只是中國的錢包，至於真正的高精尖武器，對不起，還是留的自己用穩妥些。甚至，俄羅斯把比較先進的蘇凱戰機（Sukhoi Su-30）寧肯售予印度，也不賣給中國。

沒有一個國家是省油的燈。何況中俄這兩個在歷史上充滿了恩怨情仇的鄰國。

從歷史看，從地緣政治看，整個20世紀，對中國國家利益的損害最大的兩個國家，一是俄國，一是日本。日本的罪行昭昭在目，無須多言。俄國的劣跡，則是利用不平等條約，強行掠奪中國東北部相當於一百多個臺灣面積的領土，並曾長期佔據旅順等重要出海口。但最大的戕害還不在這裏。最主要的罪行，乃是當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指揮下，史達林牌的共產主義於1949年君臨中國。從此，中國大禍連年，運動不斷，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七千多萬，實為亙古未有！僅是可以“永載史冊”的特大罪行，就有“反右”、三年人為“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人，“文化大革命”以及“六四屠殺”等等。

目前，雖然中俄在抗美方面有若干利益交集，但兩國仍存在其他的基本利益衝突，存在國際戰略上的競爭。作為比鄰的大國，中俄都在謀求崛起，成為世界“超強”。中國經濟雖然已起飛，但俄國基本完成政治改革，也開始步上經濟迅速前進之途。目前，俄國經濟總產值已達中國的一半，按人口均攤下來，是中國的五倍。就在這一關鍵時刻，中國突然爆發能源危機：電力短缺，24個省市拉閘限電；原油短缺，進口依賴已高達40%， 心焦火燎，急需石油，作為競爭對手（戰略夥伴只是口頭上的），俄國豈能白白給你緊急輸血，以救燃眉？ 不拿你一把已是好的了。

今天，北京當局在表面親俄的姿態後面，實質上是在要求俄國認可其超級大國的地位。這不能不引起俄羅斯精英階層的反感。作為中國的昔日“老大哥”，這種民族情結是不難體會的。俄羅斯是否準備承認中國的野心、利益，以及應付來自中國的挑戰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此外，在中亞地區，中國同俄羅斯的利益也不能完全重合。中國目前正在不斷增加對中亞地區前蘇聯共和國的影響力，這導致俄羅斯精英階層的警惕。

雖然普京在口頭上對胡錦濤甜言蜜語， 但在俄羅斯精英階層（特別是其歐洲部分）的內心深處，仍然把俄國定位於一個歐洲（文明）國家，仍然把與歐州和美國的關係看作是俄羅斯對外政策的核心。而對中國，他們的內心是蔑視與嫉妒混合的複雜情緒。他們的對華感情傾向恰如俄國《專家》週刊所說，中國在任何時候都不知道該怎樣同人友好相處而且總是在自己最方便的時候出賣盟友，因此俄羅斯不值得將更多的賭注放在同中國建立全面的戰略夥伴關係上。

莫斯科卡內基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米赫耶夫說：“俄羅斯至今仍然將賭注下在同中國發展雙邊關係上，但中國現在卻極力想在地區和全球層面上展開對話。”

這就是潛在的衝突之所在。

可以想像，中俄關係未來將變得更加變幻莫測，更加複雜微妙。俄羅斯遠東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邊疆區的領導人伊沙耶夫(Ishaev)認為，中國並不是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過10年到15年之後，俄羅斯同中國的關係可能將會變得更加冷酷，對俄羅斯來說，中國僅僅是歷史上某個特定階段為了達到政治目的的戰略性的同路人。

中國外交戰略

平心而論，北京當局的外交衙門，自錢其琛以來，除了個別“紅衛兵”外交官李肇星以外，比起其他中共衙門來，從技術層面上講，還算是做得還是不錯的。然而，何以效果不彰呢？

有人或許不以為然說，華盛頓一所獨立民調機構佩尤不是最近公佈在全球有不少受訪國家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大於美國嗎？何以能說效果不彰？該民調結果，當然值得白宮特別是其公關部門檢討。但也應看到，美國是國際員警，她的角色與別國都不同。員警容易得罪人，容易遭致反感。正像任何正常社會的員警都容易引起民眾反感一樣。但公眾也知道，反感歸反感，我們還是需要員警，正常社會秩序離不了員警。美國的情況正是與此類似。倘若我們拿中國與相似地位的非國際員警國家——譬如日本——相比較，就可看出端倪。在那張民調表上，過去曾對亞洲和世界犯過重大罪行的日本，在幾乎所有被調查國家（除巴基斯坦外）民眾心目中，形象都比中國好。因此，客觀而言，中國的國際形象即使不是最壞的，也是不入流的。 個中原因何在？

這裏涉及北京當局的外交戰略思維問題。自1989年六四之後，北京致力於把外交與內政分離，在外交上竭力討好各主要西方國家，有些政策，即使心理上強烈反對，外交上也僅僅投棄權票，在國際上極力充當“和事佬”，以此化解國際社會對自已的敵意，以維持自己的一黨統治。但在國內，則極力抗拒西方民主自由價值，在對內部民眾的宣傳上竭力詆毀西方，詆毀“西化”。他們為保權力壟斷，強硬鎮壓政治異議，不惜侵犯基本人權。這裏的外交思維核心，就是：在人權原則普遍高揚的當代，竭力奉行19世紀歐陸式的“主權至上”原則，極力把“主權不可侵犯”的原則絕對化、神聖化。以此拒絕國際社會對自己內政的批評。

有鑒於此，當筆者聽到前段時間有學者企圖挑戰“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這條政治學原則，就絲毫不覺奇怪了。事實上，北京在理論上恰好需要打破這一原則，來為自己抗拒國際社會主流價值打強心針。

北京的如意算盤是：外交是外交，內政是內政。我在國際上遵守大國間的國際遊戲規則，我們可以做好朋友。至於我的內政如何，制度怎樣，我怎樣對待管教我的子民，對不起，請你少管，內政不容干涉。這叫“井水不犯河水”。大家最好相安無事，各自賺錢為上。於是，所謂“外交不是內政的延續”的理論，遂應運而生。

這一招，當年毛澤東也幹過。在其統治晚期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毛在內政上愈來愈左，在繼續革命的高調下，日益意識形態化，把中國社會壓制得鴉雀無聲，貧困野蠻，但在外交上（為抗擊蘇聯）卻走向極右，同西方的右派首腦尼克森聯手，以謀取外交利益。然而，這一內外分裂的政策的後果如何呢？

後果眾所周知：樹倒猢猻散，毛死左派息。內外政策的左右分裂終於難以為繼了。後來，鄧、胡、趙聯手，內政向外交方向靠攏，導致了稍微文明一點的八十年代中國。

但是，自1989年六四以及不久的“蘇東波”大變局之後，北京政權再次呈現出內外分裂的諸種特徵。然而這一外交與內政分離的政策，正如毛時代後期一樣，雖然撐過了十五（柏林牆倒塌後的局面），但已難熬過初一了。目前，愈來愈過時的政治體制已經越來越支撐不下去了。近來在烏克蘭和中亞的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發生的“顏色革命”，聲勢迫人，頻頻給北京的外交與內政敲響了警鐘。

實際上，在風風光光的北京外交的燈紅酒綠下面，掩蓋著根本性的嚴峻情勢。這一點，連中共黨政軍高層的頭腦冷靜人士，也日益焦慮地看出了。近年來頗為活躍的劉亞洲將軍，在公開演說裏就指出： “我認為對我國的戰略包圍是另外一種，不是軍事，超乎軍事。你看，近些年，我國周圍的國家紛紛改變社會制度，變成所謂的”民主”國家，俄羅斯、蒙古變了，哈薩克斯坦變了。再加上原先的韓國、菲律賓、印尼，再加上臺灣。這種威脅對我國而言比軍事威脅更厲害。軍事威脅或許是短期效應，而被所謂的”民主”國家包圍則是長期效應。”（劉亞洲：《信念與道德》）連這位軍方權貴也清楚，被民主國家包圍是中國外交的“長期效應”。實際上，是中國外交的“癌症”。它意味著中國長期面對帶敵意的國際環境。這種敵意環境是不可能靠外交上的一些小聰明小技巧來化解的，是不治之症。即使一時緩和，它仍會捲土重來。坦率說，中共外交界不乏人才，有些人玩這些技巧比外國人高明許多，有時真擊節讚歎中國人真精明。但是，巧婦難為無米（良好內政）之炊。光靠這些外交技巧仍無助於大環境的改善。須知，根本大環境的改善，關乎內政，關乎北京願否進入基本的文明的國際社會，關乎它願否接受普世的主流價值。鑒於此，不難發現，外交與內政，其關聯是相當深刻的。

在內政未曾制度性轉型之前的中國，它的經濟崛起，在在使人不由自主，想起上世紀三十年代德意志第三帝國的迅速崛起；而目前中國與美、俄、日等國，在中國緊迫急需的石油能源上的討價還價的外交折中樽俎，又不能不使人聯想起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與日本之間關於日本所需石油的失敗了的雙邊談判。對中國而言，人們有這些聯想，並不是好兆頭。

大多國家的主流願望，仍是希望中國逐步融入主流國際社會，而不要自絕於國際大家庭，去擁抱北韓、古巴那幾個邊緣化的失敗國家。最近英國放出支持承認中國經濟為市場經濟的風聲。甚至有論者希望藉此讓中國加入G8，從而發揮如同世貿組織的作用，進一步把中國限制在國際規範框架內，使中國非共化，文明化，自由化，就是最新一例。中國何去何從，敬酒還是罰酒？很大程度上在北京的一念之間。但願所有這些善意不要全都被歷史演變證實為“一廂情願”才好。否則，五千年文明又將再一次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