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筆會、作協與巴金

廖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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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5日訊】今年二月,美國文豪亞瑟”爬怜H89高齡去世。他曾在紐約的一次餐會上對同行的作家們說:「筆會既沒有軍事力量、海軍空軍、又得不到政治上的獎賞,當然也並不受到懲罰的威脅,卻存活了四分之三世紀,原因大概是幻想戰勝了現實,這個幻想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希望是理性的。雖然筆會有過掙扎、失敗和犯了錯誤,卻依然有種團隊精神被希望推動著 – 有那麼一天,筆會所努力嚐試著去做、並常常做成的事,不再有必要性了。不用說,我們大概需要活得特別長,才能見到那高貴日子的到來。」

  米勒自己算是長壽了,他的一生橫跨兩個世紀,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和炙熱的冷戰以及歐洲共產陣營的瓦解,然而那個「高貴的日子」還是沒有到來。相反地,我們的世界似乎越來越不安寧,暴力、壓迫和不公不義的事比目皆是。對世事敏感的作家甚至感覺現實生活如同枷鎖:「對我和我的同行們來說,寫作的筆不是筆,而是一副鐐銬,我們不是作家而是人質。寫作,就是一個人質拯救計劃。寫作,就等於尊嚴,等於自由。」這是米勒年輕的同行,三十出頭的來自成都的作家王怡,在斯洛文尼的布勒德市舉辦的第71屆國際筆會上所發出的沉重聲音。四十年前的1965年,米勒曾在這個美麗如畫的布勒德當選了筆會主席,那時候冷戰方酣,越戰正熾,《齊瓦哥醫生》剛問世,來自蘇聯的觀察員第一次派員來參加國際筆會的大會。如果王怡的話出自當時蘇聯人之口,那倒是很可以理解的。然而一位二十一世紀來自「盛世」中國的青年人,竟然說出這樣沉痛卻又擲地有聲的話,難怪他短短數語的話音未落,全場百數十人的各國作家代表,其中不乏德高望眾,白髮蒼蒼者,盡皆起立鼓掌,場面動人。

  曾經對共產極權體制有過切膚之痛的人,對王怡所說的這種被鉗制被凌辱的感覺並不陌生。斯洛文尼當今著名的詩人Dane Zajc (1929-)在當天晚上的音樂詩歌之夜所朗誦的那首「一堆灰燼」,可算是為王怡的話作了最好的註解:

  很久了 你嘴裡包著火
  很久了 你把它藏在那兒
  在一排牙骨的後面
  緊壓在你那如白色魔圈似的唇裡
  你知道不該讓人嗅出
  嘴裡冒出的硝煙味
  想到烏鴉總會謀害白鴉
  你鎖上自己的嘴
  藏起了鑰匙
  感到嘴裡有些話語
  在頭顱的洞穴中流竄
  於是開始尋找嘴的鑰匙
  長久地尋找
  找到它 你就開啟已生苔蘚的唇
  開啟生銹的齒
  尋找舌頭
  它已不在了
  你要說出一個字
  嘴裡卻滿是灰燼
  不是字
  是一堆灰燼從燻黑的喉嚨裡湧出
  甩掉生銹的鑰匙
  你塑造了地上的新語言
  一種言說泥土的語言

  (譯自Erica Johnson Debeljak的英譯文本)

  詩人經歷了外來法西斯的戰火和鐵蹄,又再度被自己國家的共產主義專制政權封口,而今垂垂老矣,失語的時代終於一去不復返, 現在他可以「言說泥土」了。但願王怡不需要等待那麼久。

  這次作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成員,筆者前往布勒德參加盛會,雖知這不會是一個國際文人切磋吟唱、以文會友的大型沙龍,卻也並未想到在青山綠水間,又是太平盛世的當兒,兩百多國際文友的聚會竟然也不無悲傖的氣氛。也不僅是中國大陸的作家受到國家權力的壓制、役使、羞辱和騷擾,世界各地還有無數拿筆的同行們,被禁聲封筆、關押刑求、判刑坐牢甚至被處以極刑,一切僅僅是為了那只書寫我心、言說泥土的筆。我們今天的世界比之從前,似乎更加冷漠、危險和荒誕。八十多年前,歐洲幾位作家在倫敦創立這個超越地域和文化界限的組織,就是要突破狹隘民族主義,不讓它藉國家的名義,將人們的自由意志囹圄在一個個國家的小領域內,他們希望能讓人類共同的心靈和藝術想像馳騁於宇宙大千。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流逝了,某些外在的束縛似乎得到解脫,然而人們思想和精神上的格局,在某種程度上不但還在原地踏步,似乎還陷入更為狹窄的瓶頸。不是人們本身不接受普世的價值,而是一些外在人為的力量和機構,假借國家民族、宗教傳統、道德正統的名義,在誤導和剝奪人的天賦權利。

  十年前尼日利亞的作家兼筆會會員肯 ‧薩羅‧維瓦(Ken Saro-Wiwa )被該國的軍政府殺害,而類似的殘忍野蠻行為還不時在墨西哥、中東地區發生。伊斯蘭文化地區對於不臣服於狹隘伊斯蘭教義而敢於獨立思考的作家們往往橫加干擾。薩爾曼‧瑞許迪(Salman Rushdie)的言論和寫作自由葬送在伊斯蘭世界可蘭經的囈語中,他雖然被西方世界尊重和保護,並擔任美國筆會的主席,但是個人的生命和家庭還不時受到威脅。參加大會的兩百多個會員中,有不少人曾經坐過牢,獲釋後不得不遠離故國,流亡他鄉。幾位伊朗流亡作家,現在避難到北歐和德國;來自巴勒斯坦的作家居住在耶路撒冷,他們雖生活在土生土長的故土,卻每天在硝煙瀰漫中,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古巴的作家唾棄了共產政權,生活在一海之隔的美國,情思所系還是在海峽彼岸。生活在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作家思念故鄉,偷渡回藏的命運就是坐牢。

  中國國內那些在專制政權淫威下爭取言論自由和生存空間的作家知識份子和海外的中文流亡作家應當知道,並非只是中華民族災難深重,世界上很多地區的人們都因著宗教、種族、語言、膚色和思想的差異,在付出代價。爭抗、坐牢幾乎成為不自由地區知識份子的宿命。保護這些作家,也就成為國際筆會義不容辭的責任。這種忠於自由和真理的信念,仗義扶持弱勢同行的正義感,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降,就從蕭伯納、康拉德、後來的湯馬士曼,戰後的波爾和近期的羅沙這些擔任過筆會主席或會員的大文豪一直傳承至今,始終沒有間斷。文學也是仁學和人學,誠然也。

  國際筆會好似一個小型的聯合國,但是沒有國際政治的勢利和利益糾葛。每個小的語系和文化的代表都有發言權,並往往得到別的地區筆會的同情和支持。小小瑞士竟也有四個獨立的筆會(法、德、意和瑞士法語);西班牙語系除了拉丁美洲等地區的代表外,本國地區不僅有西班牙,還有巴斯克和卡塔蘭等三個筆會。因此中文語系裡,除了中國官方的中國筆會、以劉曉波為會長的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台北中華民國筆會、海外華文作家筆會、香港的中文和英文兩個筆會外,還有北京和上海的筆會,這也不足為怪了。令人不解的是沒有台灣本土作家的台灣筆會。其實這樣的國際組織裡,對於政治上受歧視的國家和地區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發揮空間。不使用這樣的資源是一種失策。

  由於客觀環境使然,筆會在維護言論及寫作自由和保護作者的人身自由方面所投入的精力和資源跟它在開發促進文學和語言的發展和推廣上幾乎不相上下。獄中委員會、流亡作家委員會多年來都在進行聲援和營救受難作家的工作。在這方面獨立中國作家筆會跟國際筆會密切配合,近年來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年的年會上都有繫獄作家的名單被提交,都有譴責中國政府壓制輿論和迫害作家的決議案提交並獲通過。今年獨立筆會理事會所準備並提交獄中委員會審查的提案,更是一份十分週全的保護作家的人權白皮書。它嚴辭抨擊中共壓制中國、西藏、蒙古和新疆地區的言論自由並監禁作家、網絡作家和記者,要求立即釋放。要求停止濫用 「顛覆罪」和「洩密罪」來為作家記者羅致罪名,並廢除可以任意不通過法律程序就關押公民長達三年的勞教制度。這份決議案獲得全體會員國一致通過。

  婦女作家委員會也是大會下的一個分支,它一方面同各國的婦女作家協作,鼓勵女性寫作,並在非洲某些地區關注婦女兒童的識字教育運動。在某些社會裏,女性作家的比例並不遜於男性, 像在日本,女性地位雖不高,但女作家的人數和作品幾乎占更高的比例。在國際性的場合,歐美女性的比例顯然遠遠超過亞非裔的女性,前者在文化語言上佔了上風,特別是歐洲人,一般都精通數種西方語言。注意到這種傾斜,婦女作家委員會的會長表示要更多地關照到亞洲地區的女作家,並極力主張下下屆的大會和婦女委員會會議在非洲召開,藉以造成一定的激盪效應。目前婦女作家委員會推出被關在監獄的突尼斯、伊朗的兩位女作家和中國的馬亞蓮作為重點關注和營救的對象。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今後將考慮多發展女性會員,在面對嚴峻的寫作環境時,女性可能比男性面臨更多的困難,如果她們有機會面向國際,就有可能得到較多的支持。

  大陸官方的中國筆會是在中國作家協會(簡稱作協)的批准下於八十年代早期成立的。作協是所謂的「中央一級的全國性人民團體」,它1996年的章程上寫著: 「中國作家協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弘揚主旋律,提供多樣化,新生藝術規律,發揚文藝民主,團結和組織全國各民族作家,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學事業,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為加強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努力奮鬥。」這套黨八股臭不可聞,難怪獨立特行的作家王立雄問道:「究竟是中國的作家天生就是殭屍,還是中國的作家協會想把並且正在把中國的作家變成殭屍?」他認為這種「殭屍般的語言」「超過了能夠容忍下去的界線。 那遠遠不再是無奈,而是抵押掉了所有人格、良知與氣節向權力的搖尾獻媚」。王立雄於2001年公開聲明退出作家協會。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會打洞,被作協扶植起來的中國筆會大約很難拒絕這份馬列毛的衣缽吧。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秘書長陳邁平說得好: 「據我所知,中國筆會中心自八十年代初成立之日起,從來沒有為一位因文字繫獄的中國作家採取過任何營救行動,發表過任何聲明… (它)一直掛在政府機構文化部和官方的中國作家協會名下, 享受著政府的津貼… 從來沒有為促進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文學創作和出版自由作過任何事情…」。這樣的組織有資格加入國際筆會嗎?難怪它醜媳婦不敢見公婆,幾年來連會費也不繳,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了。

  然而在國際筆會的網站上,官方的中國筆會會長的名字儼然還是巴金,天可憐見,102歲的古稀老人,還是逃不出黨的鐵爪。共產黨不讓人活時,你好歹都得去見閻王,但是共產黨不讓人死時,哪怕你只剩一口氣,還礙著祖國的面子不能噎氣。2003年百歲壽辰的巴金還被國務院冠上一頂「人民作家」的帽子,當作黨的玩偶和花瓶擺設,真是情何以堪?巴金1981年還到過法國里昂(兩年前他就重訪了法國,這距他1928年離開法國時,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了),參加國際筆會大會,並於1984年被大會推崇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然而同年他就患了帕金森症,對自己的身軀已經部份失去控制的能力。1999年他被送進上海華東醫院,自此以後人們並不知道他的情況。最後一次有確切的巴金尚在人間的消息是2003年11月25日他百歲華誕時,黨向他表「關懷和愛顧」,記者想見他未果。自此以後無人知曉他是否氣息尚存。王怡所說的中國作家不是作家,是人質的話,百分之百應驗在巴金的肉體和精神上了。他的自由和尊嚴是永遠地被中共玩弄和糟蹋了,雖然這並無損於巴金的獨立人格,知道巴金所做所為的人都知道他有著不肯跟暴政和權力同流合污的高貴人品。他曾說過「長壽是一種懲罰」,對他這樣珍視個人的尊嚴超過生命的人,人為地、違背他的意志地讓他這樣苟延殘喘,不是最大的褻瀆嗎。中共政權真是要把一切能利用的「資源」吸到骨髓枯竭。

  王怡感歎道:「16年了,56年了,兩千年了,我們自己也不能拯救自己。我們的拯救最終依靠那個更高的共同體,依靠我們和你們之間作為作家、作為知識份子、作為自由的個體的那個共同部份。」可是「獄中委員會」能去拯救巴金嗎?無奈和憤怒從心底上升,唯一可以釋懷的念頭是,國際筆會和許多國際的文學機構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將至高的榮譽頒授給巴金先生了,他的靈魂早已昇華了,那付人世間的皮囊就留給中共政權去擁抱溫存擺弄吧。

轉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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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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