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4日訊】上海警方近來對李國濤實施了私刑，沒有任何法律程序，動輒押到派出所，沒完沒了，據上海的朋友提供的消息，國濤沒有明講，但是他們通話中，那個朋友感到國濤又挨打了。

六月二十日，即安徽的獨立作家、民主猛士張林受到開庭審理（準確地說是開庭迫害）的前一天，國濤就遭到了軟禁，不斷地被押到派出所，電話也遭到擾亂，直到現在各地的十數個朋友每次撥打他的電話：（86-21-59921363），結果都是一樣，系統自動答復是：“對不起，您撥的電話號碼是空號。”撥打戴學武的住宅電話（86-21-62146364），結果也是如此。是電信局服務差錯？還是誰在搗鬼？如果是電信服務差錯，還有地方投訴，如果是警方搗鬼，在大陸人們真的無可奈何，因為大陸的法律和警方，享受超越法律的特權，可以隨意侵犯國民的基本人權而不受制約。一黨專政給予警方無法無天的權利，而一黨專政的本身，就必然導致無限的無法無天。

十二天來，國濤和外界交往和通信的權利，獲取信息和傳播信息的權利，被剝奪了。“人權入憲”，能夠保護他的基本人權嗎？不能！在權力不受制約的中國，“人權入憲”只是美麗的辭藻。國際人權公約能夠束縛中國政府嗎？能夠讓一個中國的異議人士免於歧視和政治迫害嗎？不能！因為控制中國社會管理權力的很多人和很多機構，早已染上缺少人權意識、不尊重基本人權、習慣於粗暴踐踏人權的惡習。上海警方如此違反法律和人道，不僅僅是制度問題，也是習慣問題，後者說那些警察患有嚴重的踐踏人權的惡習。惡習深了，就是“人權入憲”，也不可救藥了，除非建立民主憲政，用民權來制約官權，才能減少或有效制止政府對人權的隨意踐踏。

田永德，我並不熟悉他的具體背景，通過朋友的介紹，和幾次電話，知道他大約四十歲，內蒙古巴彥淖爾市澄口縣人，是個工人，向往自由民主，經常和國內的朋友通話，或在一些網站發帖。就是這樣行使人類成員一點最基本權利的行為，當地的國安也不能容忍，通知網吧老板，一旦發現他上網，立刻驅趕出去，不然就罰款。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點半，澄口縣城的夢想網吧的老板，將他驅趕出網吧，並且說：“我已經被罰款一千元了。”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點左右，當地的國保李萬久問他：“和什麼人聯繫？談些什麼？進哪些網站。”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十七點，我接到他的短信息，說：“這下徹底完蛋了，我換了一家網吧，上自由中國，也因為老板怕罰款把我趕了出來。聽他們的意思是，只要我上不許上的網站，老板就會被罰。”

今年一月二十三日晚，警察進門抓捕他，幸好他在北京，可是他的母親被驚嚇成疾。要是在民主國家，或許他的母親可以控告警察，但是官府權力壓倒整個中國的大陸，受害者多數時候，只好自認倒霉。

我們來看看上海警方和澄口警方如何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人人有權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

國濤哪裡有人身自由和安全？當地的警方動輒找個借口，沒有任何法律手續，就軟禁他，拘禁他，或者以其它的方式剝奪他的自由。

《世界人權宣言》十二條：“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到這種干涉或攻擊。”

可是警察動輒創到他的住宅，經常切斷他的電話，還說他是“壞分子”，當眾毀損他的榮譽。由於解釋法律和實施法律的權力都操縱在政府手中，國濤無法免受這種干涉和攻擊。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第二款：“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

田永德瀏覽網站，獲取或傳播信息，完全是他應有的人權之一，是世界通行的國際公約認可的權利，而中國政府已經簽署了這個公約。但是在內蒙古的澄口縣，警察隨意一個指示，就迫使網吧老板剝奪了他這個權利。

《世界人權宣言》第八條：“任何人當憲法或法律所賦予他的基本權利遭受侵害時，有權由合格的國家法庭對這種侵害行為作有效的補救。”

在中國，一個異議人士，或者一個對自由民主擁有好感的國民，只要行使國際公約認可的人權，他必然要受到或輕或重的迫害，然後由於生活的艱難，以及政府的敷衍推諉，還無法通過合法的途徑討回公道。按理，李國濤、田永德這樣的受到侵權的人，要是在民主國家，完全可以通過正常的訴訟程序，在法院那裡告訴侵權警察，尋求公正，但是中國的法院，是一黨專政的助手，一般而言，它們隻會幫助侵權者，打壓受害者，和它們的主人一道，吞噬李國濤、田永德等基本人權。

楊天水於南京東山
2005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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