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日訊】
採訪緣起
現在是2005年午後4點鐘，茶樓的服務小姐敲門而入，換去桌上的水瓶，我受驚一般從筆記本上抬起臉，卻見剛剛閉嘴的陳墨正死盯著玻璃窗外的泥濘街道。烏青的天色像浸飽了墨汁，而散亂的車輛和行人是濺動的淡墨點。我皺著眉頭說：「這種陰天已持續了半個多月了吧？「
陳墨道：「或許還要長，我在成都生活了60年，記憶中的大半都是陰天。有時早晨起來，感覺上已是傍晚了。」
「所以成都人酷愛搓麻將，一進入麻城，夜與晝的界限就糊塗了。」
「我對麻將沒感覺，我一生的嗜好就是書。」
服務小姐幽靈般地閃出門去，我想起一位朋友曾私下告訴，陳墨長期患憂鬱症，甚至有過自殺的情結。我歎口氣，嘴唇翕張兩下，卻問不出口。而陳墨似乎懂了，悄聲而決絕地說：「無論有多難，我都要撐下去。」
「你怪蔡楚嗎？」我問，「正是由於他在海外宣傳《野草》，引起關注，你們才應運復刊，一步步走上了這條不歸路。」
「老朋友們指責我犯了路線錯誤，該開除出黨。」陳墨居然笑了，「其實這種路線錯誤，我、蔡楚、鄧墾、九九、魯連、樂加等等，一出娘胎就犯了。我們都是黑五類子弟，父輩往往非關既殺；接著又迷上詩歌，錯誤就更大了。比如蔡楚，上世紀60 年代初開始寫地下詩，21歲就因為詩歌《乞丐》被揪出來批鬥， 25歲因屢教不改被關押了100多天，26歲被缺席判刑，並逃亡在江湖上打臨工，直到 1979年 文革結束後，成都中院才撤消原判，宣判無罪。後來，他移居自由世界，繼續寫詩，宣揚《野草》，籌建獨立 筆會，都是早年路線錯誤的延續。」
「如果你重新活一次呢？」
「沒想過。總之，搓麻將是一輩子，愛文學也是一輩子，哪種錯誤更嚴重呢？」
「不曉得。」
「不曉得？那就繼續訪談吧。」
老威：這是創辦《野草》以來，你遭遇的第一次抄家？
陳墨：中共統治這幾十年，政治氣候總是乍寒乍暖，所以根據以往積累的教訓和經驗，老《野草》們暖則聚，寒則散，幾乎每個人都有為避風頭而逃亡的經歷。我在1970 年下鄉當知青時，曾遭遇清理階級隊伍，那陣林彪 副統帥剛爆炸，全國人民還懵頭懵腦的，就開始集體學文件，民兵三天兩頭還查夜。我是黑五類子弟，又從成都帶了幾大箱子中外名著下鄉，因此「做賊心虛」，就抓緊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半夜，在房子中央挖了一個深達幾尺的大坑，忍痛埋書。
老威：九九在他的紀實小說《魂斷台北》裡，曾描述了你坑書的情景。你當時光著膀子，鋤頭、碗、盆交替使用，書坑刨成了，自己還跳進去，撿起一本本「賊贓」，東翻西翻，一副捨不得的守財奴像。後來，你聽出暗地有人監視，竟嚇得一哆嗦，失聲尖叫：「哪個？」
陳墨：他只得現身了。這真是書生駭書生，他不睡覺，想幹啥？莫不是分贓來了？於是我裝著填坑，他也裝糊塗，支吾著走開了。
我跟著又把書挖出來，轉移到更秘密的去處，再坑一次。並在周圍繞著圈子偵察，確認無人窺視，才鬆了一口氣。因為那年頭，誰說得準？直到幾十年後，好奇的九九還在問：「墨黑兄，你把寶貝到底藏哪兒了？」我也說不清了，只好回答：「廣闊天地，藏幾本書豈不容易？」九九不滿地笑道：「狗日的警惕性真高過頭了。」
老威：那你這次沒把文字罪證先埋了？
陳墨：我算開竅了，是禍躲不過，根本來不及挖坑！兩個刑警一進屋，就問：「你是陳墨嗎？」我答是；又問：「你是否在火車南站的某某地方印刷非法出版物《野草》？」我也答是。於是他們宣佈：「從現在開始，這屋子裡所有東西都不准動，否則你要負法律責任。」
我只好陪他們在客廳裡干坐，心裏想著電腦裡存著許多犯禁文字，很著急。刑警中的一位只有20 多歲，同我兒子一般大，他穩操勝卷地冷笑著，大約是專門搞電腦的——待大隊人馬開到，他才如臨大敵地坐到電腦前，開始檢查。他們抄了兩三個小時的家，抱走了電腦，裡面存有網上下載的500多篇文章。除了廖亦武、王怡、余傑、肖學慧、冉雲飛等的個人文件夾，還有與蔡楚、萬之、北明、貝嶺等海外作家的通信；我個人歷年的文稿；中文獨立作家筆會的所有資料。
我精心保存的從創刊至眼下的全套《野草》及《詩友》都損失掉，其中包括剩下的《野草》成品，作者和讀者的來稿、來信。當然，《野草詩選》《野草之路》《野草》成員的照片，我與蔡楚合著的《雞鳴集》，雪夢、九九等人的文集，我個人的《何必集》，北明送的光盤，王怡接受台灣採訪的CD ，統統在劫難逃。3.5吋的軟盤就有17張哪！
老威：一個文人的一生被一網打盡了。
陳墨：我感到從裡到外被掏空了，心臟一抽一抽地疼。這輩子逃過藏過多少次！十幾個警察搜查時，我就翻江倒海地呆立一旁，腦子裡走馬燈似地轉，文革中的黑書市，我和鄧墾等人經常去「非法淘書」，正在興頭上時，突然有人喊：「聯防來了！」於是沒命地狂奔……
為了看一點書，做夢都在狂奔！做夢都在埋書！被人發覺了，還在夢中把身子撲上去，蓋住書坑，任人踢任人踩也不讓開。還有關閉《野草》聯絡處，還有自我悲壯地宣稱「我已做好坐牢的準備」，當然還有魯連之死……可沒料到，大禍當真臨頭時，卻沒有一點徵兆！
我一生的主要價值就是《野草》啊，但面對國家的合法搶劫，我只能乾瞪眼。
老威：你還算幸運，自1949以來，沒被抄過家的文人很少。我先後被抄過10來次，神經弄得比耗子過街還過敏；而你虛驚了那麼多場，才撞上一回真的。
陳墨：警察們滿載而歸，我也隨之被押到火車南站派出所。這時成都市公安一處的人才出面，一直審訊到凌晨3點多鐘。
老威：請把審訊過程講一講。
陳墨：公安一處又叫政治保衛處，很有些整人的經驗。他們先由兩個人來與我擺閒龍門陣，並聲明不記錄，這兩人東拉西扯，繞了一個多小時，才換上正式審訊人馬。開始前，還向我念了一段印好的官樣文章，如「與本案無關，可不予回答；但與本案有關的，必須回答」之類，接著就在筆錄抬頭寫：「非法出版《野草》案。」我看了，表示不同意，就爭辯道：「《野草》只是個內部刊物，文學交流，談不上非不非法。」
雙方爭論了一陣，主審警官就說：「好好，那就《野草》案嘛。」
審訊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1. 《野草》文學社的組織形式是否具有非法組織性質？是否有較為嚴密的章程
及入會手續？這太可笑，因為《野草》們的交往很鬆散，幾十年一直停留在「以文會友」 的層面，所以我實事求是地否定了。2.花大量時間糾纏歷史過程，比如《野草》那年創刊，那年復刊，哪年改刊名，誰和誰怎麼認識的？雜誌上的作者情況，主要和次要人物，筆名和真實姓名，住址，工作單位等等。我拒絕回答，我說牽扯到《野草》作者的情況，你們自己去調查，我是不能回答的。
老威：老《野草》們幾乎是筆名，要警察自己查清，還比較麻煩。
陳墨：但也有極個別真名。他們正是這樣順籐摸瓜，先後傳訊了殷明輝、無慧、維才、雨樵等人，有的還不止傳訊了一次。
老威：也就這麼回事吧，讓當局摸清一幫秀才的情況又能咋樣？如今畢竟不是毛時代。
陳墨：他們最後追問我的工作單位和經濟來源，我說這與《野草》案子無關，我有權拒絕回答，由於我的口氣顯得急迫，激發了他們的種種想像，認為有慾蓋彌彰之嫌。
老威：慾蓋彌彰？
陳墨：在抄家過程中，他們搜出了三張《房產證》，房主分別是我愛人李明達，以及她廠裡的出納和會計，並且還有收房錢的字據。
老威：這的確與《野草》無關嘛。
陳墨：我當時本能地產生了戒心，因為從審訊中，我漸漸明白，要從《野草》中找出漏洞，定我的政治罪，可能沒那麼容易。社會還是在進步，至少在面子上，當局還是在強調「依法治國」。公安編不出非法和反動的證據，那檢察院、法院也通不過。所以，公安機關面臨新形勢，不得不改變策略，政治上尋不出突破口，就從其它方面搞垮你，比如在網絡上激起公憤的「劉水嫖娼案」。劉水是中文獨立筆會成員，在網上發表了大量抨擊社會醜惡的時政文章，被深圳公安視為眼中釘，卻無可奈何，就蓄意製造了「嫖娼案」，將劉水勞教兩年……
老威：大約在七、八年前，上海著名詩人陳XX 被公安機關「現場捉姦」，關押了8個多月，從此臉面掃地，精神垮掉了。陳XX 我見過，小個子，老實巴交，就因為他曾是海外反動雜誌《傾向》的國內編輯，公安老是找他的麻煩，卻礙於國際影響不便直接下手。於是迂迴作戰，僱了一個雞，去和陳XX 交朋友，雙方逐漸混熟了，陳XX就領她上自己家。不料這廂剛一入室，公安就破門捉姦，把陳XX搞傻了。
陳墨：我過分戒備，因為如此下三濫的手法令人汗毛直豎。但是，我越拒絕回答，他們越認為抓住了把柄。終於在幾個月後，他們對我愛人下手了……沒想到嘛……
老威：從凌晨3點你被釋放回家的情況看，他們沒在你身上撈到甚麼。
陳墨：11 天之後的6月20號上午，我被傳訊了第二次，在成都芳草街派出所，直到下午五六點鐘才放出來。審訊單位還是一處，開頭還較客氣，後來態度就變了，很粗暴。因為他們已根據《野草》上的某一真實姓名尋到線索，並由此追蹤，掌握了較詳細的情報。緊接著的21、22、23、24號，雨樵、維才、無慧、鄧墾又被傳訊，重複審問了《野草》的組織性質及形式，經費來源，有無海外資助，一期印多少本，發行方式等等。
老威：這些我大致瞭解。當時人心惶惶的，大伙聚一起喝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海外的萬之、黃翔、鄭義等作家還提名《野草》群體為筆會「自由寫作獎」的候選者。我記得你像一個悶葫蘆，總是坐在那兒不吭氣；蔡楚讓你寫寫事件始末，你也遲遲不動筆。
陳墨：我生性好靜，不想做新聞人物，更不想因此而接受海外採訪，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風風雨雨就過去了。我根底上是個讀書人嘛。
電腦和其它東西都要不回來，按《扣押清單》上的單位找武侯區刑警大隊，推說一處管；找公安一處，門也不讓進，太窩火了。
一直拖到2004年12月份，一切風平浪靜，我仍舊懵懵懂懂地過日子。許多朋友問我《野草》還辦不辦？我總是回答：再拖一段時間。
我永遠難忘2004 年12月9號下午5點，我愛人李明達剛開門進屋，隨即湧入十幾個警察。其中有第一次抄家來過的，也有從未露過面的。《搜查令》宣讀後，我還以為抓我，就主動問：「你們是哪個單位的？」來人回答：「七處，就是經濟犯罪偵察處。」接著直奔我們的臥室。這次抄家與《野草》和書籍無關，主要目標是《房產證》、帳本、存款、各種字據。
第一次沒收電腦後，我無奈之中又買了一台，才沒用兩天他們又要第二次沒收！我急了，不禁心疼地叫喚起來：「你們要檢查，把主板取走就行了嘛！頭次的電腦還沒還！」他們回答：「我們使用一天，後天叫你兒子來取。」於是達成書面協議。而待我們如期領回電腦，一開機，卻發現是台報廢的死機器。
直到李明達被帶走許久，我仍覺得在夢遊，剛才是我簽的字，我還以為是針對，唉。我們父子倆如熱鍋螞蟻，在家熬到半夜，方接到公安方面拘留李明達的通知。
她被關到成都市看守所，這是剛從城裡寧夏街遷過去的新監獄，佔地幾百畝，能羈押幾千人。李明達患有心臟病，人也剛強，我擔心她一時想不開，出意外，就請了律師，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辦 「取保候審」。可直到前天，我才接到「不予取保候審」的通知，理由是「不利於偵破；有可能串供。」
老威：聽說你愛人已正式逮捕半個月了？
陳墨：是。
老威：罪名呢？
陳墨：職務侵佔罪。
老威：余傑和王怡講，你找過一處處長？
陳墨：余傑回成都探親，一處處長曾建就藉機找他和王怡喝茶。王怡要求他們不要插手此事，曾建答應了，彼此的印象還不錯。可我這個小人物找去時，曾建的臉色就變了，他明確答覆：「這樁經濟案是我們在查《野草》之際發現的，我們當然要交辦給七處。目前已到檢察院了。 」
老威：你莫太難過，墨兄。
陳墨：回天無力啊。
老威：請講一講這樁案子的始末。
陳墨：我和李明達都是老知青，1970年在農村結婚， 1975年底從鹽源縣雙河公社雙雙辦病殘回城，無資格參加正式工作，為了餬口，於1976 年入街道生產組。由於在一群婆婆大爺中顯得有文化，不久，我當了副組長，她任會計。幾年後，形勢變化，我退出來搞個體戶，她卻與生產組共同發展，當上了廠長。
這個廠由估綿組和紙繩組合併而成,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殘疾人,而且年齡偏大。所謂「估綿組」,就是把汽車修理廠擦過機器的廢棉紗撿回來,用鹼水煮了,再放河裡淘洗乾淨,曬乾了賣出去。這種變廢為寶的髒活粗活,正常人都不願幹,而尚失其它生計能力的老頭老太太們只能走這條路。
而「紙繩組」 就是生產中藥舖裡捆紮藥包的紙繩,以廢紙作原料,搓了,用膠水固定。這種原始手工活利潤太薄，於是李明達絞盡腦汁,率領大伙脫貧致富,她根據市場需要,組建了「成都市武侯區勝利弧型玻璃廠「,生產汽車擋風玻璃。還請來幾個玻璃匠,手把手教大伙劃玻璃,配窗戶框，這活兒簡單,又比較賺錢。以後廠里加大投資, 開了三個門市部,研究出弧型玻璃,供不應求。
後來由於時代的發展, 交通部對汽車玻璃的質量有統一的要求,李明達的廠被迫退出市場,停產了,門市部也承包給老職工了。幸好她有先見之明,在做廠長的次年,投資幾萬元買下紅瓦寺共和村的一畝地盤,搭建玻璃庫房。轉眼至1988年,這塊位於四川大學和成都科技大學學院區之間的地盤增值，於是我介入,先找私人貸款20來萬,搞成都望川校園文化站；後通過四川大學教授珠瑪,與市電影家協會簽共建合同,他們出資金,我們出地盤,將文化站擴建成娛樂場所。執照主管單位是市文聯經濟管理處,我是法人代表,利潤按四六分成。
聯合經營了四年 ,生意極火暴。稍後,玻璃廠的主管單位—-致民路街道辦事處與廠長李明達協商,撤消聯合經營,把隸屬關係轉回辦事處。
在2001 年之前,學院周邊的錄像、台球、旱冰、電子遊戲、卡拉0k都火爆,我們卻是開這些連鎖娛樂的先驅,連公用電話也是第一家,那時候,學生為了打長途,在門口排起拐彎的長龍。可2001年副總理李嵐清視察四川大學,見學生們貪玩,就強令關閉東側門。一道牆阻斷了財源,加上修路,去校園非得繞道,我們的生意就猛地淡了。
虧本三年，文化站終於要拆遷了，2003年出了告示。根據拆遷政策，那一帶營業房的賠償最低也應為每平方米500元，按1000米算，玻璃廠該得550萬元。所以，這是一塊令人眼紅的肥肉。
老威：從原始的生產組起家，你愛人的創業史真不簡單。
陳墨：玻璃廠停產，轉型為文化站後，原來的老職工在家休息16年，照發工資，照買勞動和醫療保險；而李明達的工資才227元，多年沒漲。
老威：停產這麼多年，名義上還是集體經濟嗎？
陳墨：97年改制（股分制）流產，留下了後遺症；以後把隸屬關係轉回辦事處，也算重大失誤，因為一旦脫離市文聯，文化站就直接面臨8個主管單位。像一群狼，圍著這550萬的拆遷賠償打轉，只要扳倒廠長李明達，剩下的老弱病殘職工就好打發了。
而李明達生性倔，不拐彎，她叫人守住地盤，拆遷費不兌現就不搬。堅持了一年，由於拆遷問題在全國都鬧得兇，中央就指令改制，讓拆遷公司與政府職能部門分離，以免官商勾結，魚肉老百姓。
一群狼正愁找不到吃羊的藉口，況且這是只迄今不妥協的脾氣大的羊。恰好出了《野草》案，借《野草》又牽出經濟案，況且又是一處交辦的有政治背景的經濟案，誰也插不上手！
老威：如果你愛人這只頭羊被吃掉，那剩下的老弱病殘羊咋辦呢？
陳墨：弱肉強食嘛。只要李明達的罪名成立，哪怕罪不大，法人資格也得取消，而這個名義上的集體企業就任人瓜分了。
老威：那麼「職務侵佔」能成立嗎？
陳墨：這話題要追溯到1997年，玻璃廠拆遷。李明達為了維護職工利益，與開發商談判，對方為了勾兌關係，在拆遷合同之外，奉送了三套面積70個平方米的住房，位置在玉林小區。當時每套價值13萬元。
開發商把《產權證》辦成了廠長李明達和會計、出納的名下，因為其它職工有自己的住房，而廠長在任多年，卻一直以廠為家，沒有自己的房子。這就構成了「職務侵佔」，因為這是以「玻璃廠拆遷」為前提的贈與，一旦拆遷辦說，這房子是屬集體的，我愛人就沒希望了。
老威：你家有幾套住房？
陳墨：就眼下構成 「職務侵佔」的這一套。97年前，我們住了10年廠房，還是1988年發大水，街道辦事處救濟安排的。真是心急如焚，因為一旦判下來，我們父子就得搬出去，沒有家了。
老威：你家平時沒有積蓄？
陳墨：我們這代讀書人，受夠了傳統束縛，生活觀念很老。李明達當了24 年廠長，這次檢察機關查帳，卻沒任何問題，也沒小金庫。冤啊，老威，說到底都是我愛文學、辦《野草》的結果！我原準備即使喝粥舉債，流落街頭，也要把李明達保釋出來，我曾托了好幾個人，我甚至還籌備了幾萬元，可沒人敢接錢，在這個貪官污吏招搖過市的盛世，我卻勾兌無門。
李明達有心臟病，個性又強，在家我還得讓著她。這次坐牢，真擔心她想不開，出啥子事。我曾向公安部門要求，關我，判我，換回李明達，我畢竟是個筋骨較強的男人嘛。
老威：這一招太狠了，抓了老婆，把你逃跑的路也堵死了。不過，縱觀古今文人，你畢竟不算最倒霉的。保重吧，墨兄。
【附錄】
2004年《野草》蒙難記略（陳墨）
2004年6月9日，星期三。因每週星期三上午，我與流沙河夫婦等文友都要定點定時喝茶，故上午按約喝茶去了。又因今日乃我岳母冥祭「燒七」之最後燒紙日，故午後赴岳父家。直至傍晚約七時半時，始還我家。
返家後尚不足五分鐘，兩個警察就上門了。他們一進門，便向我宣佈：「我們從印刷廠查獲了《野草》第93 期，現我們要對你進行調查瞭解，請你們全家配合我們的工作！現在你家中的電腦等東西都不能動！否則後果自負！」這二人就在我家客廳不請自坐了。我也失去了行動自由，叫我在客廳呆著，甚麼事也別作，哪兒也別去。
約莫過了半個小時，一群警察蜂擁而入，約十來個，為首者問明我的身份後，即向我宣讀了「搜查令」，然後就開始分房搜查。把我妻叫去，搜查臥室；把我兒叫去搜查安在他室裡的電腦（我兒已24歲，該電腦屬他所有，我也附帶用用：主要輸入我的文章，下載網文，跟朋友聯繫。他們查看了我所有的文檔與電子郵件。）；我的客廳兼我的書房，是這次搜查重點。在整個搜查過程中，無論在臥室或在電腦裡或在客廳某個書櫃裡一旦發現了他們認為的「罪證」，均要把我叫去當場指認，並用攝像機錄像。搜查共進行了三個小時，然後將所搜查出的東西堆滿客廳茶几，逐一登記。最後叫我在搜查令和搜查物件清單上簽字按手印。並叫同來的我所居住公寓保安二人（一直在旁靜觀）作為他們「依法辦案」的見證在清單上簽字。然後就把我帶到火車南站派出所。時已凌晨零點半左右。
當晚從我家中搜去的東西計28項，其中重要的有：1. 《野草》創刊號~第三期油印本（1979年所印，已是絕版本，甚為珍貴。）；2. 《野草》85~92期若干本；3. 《野草》93期（甲申360年成都大屠殺祭奠專號）打印一校稿； 4. 《野草》85~92期諸友之手稿若干（無電腦的朋友來稿均繫手稿）；5. 我的手稿若干（其中有幾篇成文尚未輸入電腦）；6.《何必集》、《野草詩選》、《野草之路》幾十本；7.《何必集》、《野草之路》軟盤各一，《野草》 85~92期軟盤8張，諸友稿盤及《杜遠澍遺作選》等軟盤5張；8. 《野草詩選》出版茶話會錄像帶一盒；9. 王怡接受電台採訪CD一張，北明《6*4配樂詩朗誦》CD一張；10. 電腦一台（中有我的文稿幾十篇，我下載的文章資料約400多篇，我兒的學習資料、工作資料[考律及律師事務所] 及有關個人隱私的資料文本就太多太多了）。
在該所「刑二室」，對我進行了三個小時的「詢問」 （非審問，據說尚未立案，我的身份還不屬「犯罪嫌疑人」。當他們向我宣讀「與本案無關之任何問題可以不予回答」的告之義務時，我反問：「既然未立案，怎可先抄家？此程序是否合法？不弄清『本案』案標，我無法回答。」辨論結果，「本案」概念特指 「地下刊物《野草》案」，而非關《野草》之事，我可以拒絕回答了。比如問及我的經濟來源時，我明知他們有「異議份子刑事化」的手段企圖，也就據此而不予回答了。詢問分三個方面：1. 辦《野草》的全部經過及參與的主要人員及這些人的詳細情況；2. 《野草》93期策劃經過及參與的主要人員及這些人的詳細情況；3. 有關「獨立中文作家筆會」 的情況，及成都地區會員的個人詳細情況。對以上三方面，我皆如實回答。因為他們所搜去的資料中（《野草之路》及電腦），已非常詳細；但均系筆名，查無可查。故凡問及他人之實名實情者，我概不作答。並聲稱：「我是主編，理當承擔一切責任，跟其它人無關。追查我，你們還有理由，因為我搞的這份地下刊物畢竟有違你們的《出版印刷管制條例》；而追查投稿者，則意味著慾「以言制罪」。你們有興趣、有本事自個兒查去，休想從我口中突破！須知這是做人的底線。你們充其量判我三年。三年後出來，我還可以毫不羞愧地見朋友。朋友若是我出賣的，我兩頭都輸了，四十多年的社會經驗，會讓我干如此傻事？」 就這樣軟磨硬抗，直到凌晨3點40分，他們見再搾不出其它油水，出乎我意料地把我放了。當然留有後手：「最近請勿出門，我們隨時都要找你！」
十一天過後，6月21 日8點30分，警察打電話給我，叫我到我戶口之管轄的芳草街派出所去接受詢問。上午，所問同上次一樣，我的回答也依舊。中午讓我回家吃飯。下午，警方態度大變，所提問題皆為其無從掌握者，即從所搜去的材料和我的供詞中從未言及者。比如近期茶會碰頭之地址、參與人員及所言內容等，還有跟維才的男友有關的事情等。因此，我估計警方已突破了某友之口，而此人最大可能是參與近期茶會的殷某。經過這十一天的精神準備，我之回答均按「大包大攬」之既定方略，凡問及他人，一律不予回答。對之彎來繞去不厭其煩的提問，我一再強調：「你們認為《野草》犯了法，一切責任由我主編承擔；若認為某篇文章有問題，文責自負，請你們去問他本人。若慾以『組織罪』想一網打盡，那是徒勞；因為我們事實上是個非常鬆散的文學愛好者團伙，絕對沒有任何組織形式，既無綱領，也無會規，既來去自由，又無權指揮別人和承擔聽別人指揮的義務。再說，四十年的鬥爭經驗也絕不容許我們搞組織形式，絕不容許有任何把柄留給你們。何況我們現正面臨嚴重的意見分歧——絕大多數朋友都很低調，都趨於『閒適平庸化』，唯我堅持政治批判，不斂鋒芒。這足以證明我等絕無組織，實乃散沙一盤，而且是對貴黨絕無傷害力的散沙一盤。」警方見無縫可鑽，遂溫言相勸，言談之間，意在凸顯其 「人性化辦案」也。其言論大體如下：1. 時代在進步，人權在改善，政府也在作角色改變，我們也由專政機構變成了服務機構，國家正向好的方便發展；2. 你也老了，家庭幸福，生活也不錯，要珍惜，何苦為了出名跟政府對著幹？發點牢騷，罵罵共產黨，於事無補嘛，你也清楚，我們安心要抓你會找不到點理由？3. 因此，《野草》不能再辦！當然，私下裡互相交換點看法，文章互相傳觀，我們是管不到的，但一旦有了刊物的形式，我們肯定要管！若文章在海外有了政治影響，我們不找你的麻煩，上頭就要找我們的麻煩。這一點還請你多多理解！然後就把我放了。而且並未「約法三章」、「聽候處理」或「下次再來」一類。但我知道，事情遠未了結。
果然，接連幾天，消息傳來，草友無慧、唯才及雨樵均被「詢問」了，鄧墾家也來了數次，只是他目前未在成都，暫時末跟警方謀面。但被追查則無疑也。一時當然弄得人心惶惶、滿城風雨。因此，各種言論都有，攻擊我的言論自然不少，落井下石的行為也有；而那些幫我準備上法庭一搏，又找律師，又找「非法出版物」證據，教我「司法程序」及應對語言要領的朋友也不少。我基本做好了事態發展的準備，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靜觀其變吧。
第二次被詢問後，我知道本案已由市公安局一處接管。或者自始至終，都是一處，派出所及武侯分局出面，僅權宜也。
在兩次詢問中，我均對他們的搜查行為是否合法表示存疑（因其出示之搜查令無局長之簽名），而違憲則是肯定的。
在兩次詢問中，我均不承認慾加之「非法出版」與「非法結社」之罪名，並一再表示我之所作所為，並未越出憲法賦予公民之權力所限。我未犯法，更未犯罪。
本案未了。現在四個多月過去了，雖然再無草友被問詢、抄家甚至拘留，但警方還在找鄧墾。我被抄走的東西一件也未歸還。
（因此，蔡楚在海外發文抗議，事前未經商量，此行為與我無關，與本案無關，純屬他個人對此事件之表態。故其後果如何，也在我的希望之外。惟聽天由命耳。）
2004-10-19
(//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