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7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錫紅採訪報導)在加拿大申請政治庇護的原中國瀋陽司法局局長韓廣生向記者介紹說，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是侵犯人權最嚴重的，很多中國出口到海外的產品都來自勞動教養院。

記者：「韓廣生先生，您從96年到瀋陽市司法局到99年的時候任局長，那麼您在瀋陽是管轄兩所監獄，四個勞動教養院，請您介紹一下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

韓廣生：「到司法以後就感受到勞教的系統問題很多，首先他們的存在是沒有法律依據的；第二就是被判處勞教的程序是非常簡單，沒有使被判勞教的人合法權益受到有效保護的；第三、就是進入勞教教養院之後，所受的待遇也有很多是非人道的；第四、就是被勞動教養出來的人就被打上了有前科的烙印，他們可以說永遠不得翻身。」

記者：「那麼實際上這些人從來沒有經過法律程序而被送勞教的，而且在勞教期間他們的待遇甚至還不如正式被判刑的犯人，是吧？」

韓廣生：「是這樣的。往往是行政部門和派出所報上材料，要分局的把這個覆核一下，然後就要報到市公安局的法治處，那麼市公安局的法治處批准了就投送教養院。那麼這其中有的時候，特別遇到什麼嚴打戰役之類的，還要下指標，哪個單位要報多少個勞動教養的。」

記者：「那麼像勞動教養的年限是怎麼樣？那麼這些人他們以後的出路、去向是怎麼樣呢？」

韓廣生：「從理論上講，勞動教養的人員不屬於犯罪，屬於受到了行政處分，那些罪犯是受到刑事處分，可是往往會有這樣的不均衡，就是說比如說一個團伙，那麼首犯被認為構成犯罪，可是首犯就要判處刑法，那麼刑法判多長呢？可能判一年也可能判兩年，也可能判二緩三，也就是說實際上他不入監；可是其他的從犯呢，不構成犯罪，但要受行政處分。行政處分判多少？好，勞動教養三年。結果也就是說，從犯所受到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間比主犯要多。」

記者：「那麼我們知道就是現在中國有很多產品都銷往世界各地，很多都是屬於這種廉價產品；那麼也有很多西方國家的勞工組織，就是質疑這些產品是不是有一些是從中國的監獄或者是勞動教養院出來的。」

韓廣生：「中國的監獄和教養院都搞生產，原因一、中國的改造方針叫「勞動改造」，所以都必須勞動；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中國的監獄和教養院他是分級財政的，不是說國家統一管理；分級財政就是有中央管的、有省管的、有市管的。

比如說，瀋陽市的兩個監獄和四個教養院呢就是市財政管，他們也必須組織犯人和勞教人員勞動、創收來彌補行政經費的不足。監獄呢，往往有些工業生產性的項目，因為在監獄裡服刑的人通常刑期比較長，可以學一些技術，也可以長期使用；而教養院，由於這個人流動得快，週期短，所以很難組織一個像樣的工廠，所以他們通常所進行的一是笨重的體力勞動，像挖溝；另外就是一些簡單的手工勞動。

那麼這裡面很多簡單的手工勞動，就是給外來的一些單位來料加工。這些單位就是有進出口權的公司把訂單給某個工廠，那麼這個工廠呢，又要找廉價的勞動力，那麼他通常就會找到監獄和教養院，因為這些人管理得比較嚴格嘛，另外最主要就是說，勞動力非常低廉。

所以這樣就是讓這些人給他們提供原材料，讓犯人或者勞動教養院的人那兒進行加工，然後他們再收回去，再通過進出口公司來出口。就我看到的比如說聖誕樹、一些聖誕的禮品、一些小工藝品。那麼這些東西主要不是在中國賣，是外來訂貨的，那麼當然不是由中國的監獄或教養院直接出口的，是通過企業，再通過進出口公司出口。所以呢，你在國外你會看到聖誕樹，但是你不會分辨出這個東西是不是勞動教養院製造的，他除了made in China這個字樣之外，不會有其他的字樣。」

記者：「那麼在監獄的犯人或者說在勞動教養院的教養人員，他們每天有工作的時間有沒有一個合理的保障？」

韓廣生：「這個工作時間呢，規定是有的，但保障是沒有的。因為什麼呢？就是通常要趕時間。你比如說有一個挖地溝的活兒，要求你幾天內挖完，那麼就根據投入的人力什麼，你不能完成就要加班加完。」

記者：「那麼監獄的管理人員會不會把重活兒或者是把一些繁重辛苦的活兒給一些人，算作懲戒？」

韓廣生：「都幹重活兒，而不是說個別的把重活兒做一種懲戒手段給個別人，而是很多人都得幹重活兒。」

記者：「那麼現在是西方國家有許多人，特別是在海外的一些華人社區，也在積極推動就是要求中國停止勞動教養這樣一個制度，您怎麼看待這樣一個作法？」

韓廣生：「中國應該是徹底的檢討和廢除勞動教養制度，應該學習像英國那種法庭對輕微違法犯罪人員給予一種很科學的，並且給出路的，挽救式的處理辦法。

現在中國的刑法思想是不惜給有一點罪錯的人打上一種勞動教養份子的烙印，這個烙印一打上，他就要受到社會上的唾棄，他出來以後他就永遠是一個人渣，也就使愈來愈多的勞動教養人員他不得不繼續走向重新犯罪的道路。所以很多幹大案的，都會是你回頭一看他都是要，國內的術語叫「幾進宮」人員。其實這種刑事政策實際上也是一種蔑視人權、人道，蔑視人的未來和前途的政策。」

記者：「實際上，中國有很多判刑標準或是勞動教養的標準，常常都是根據一時的政治形勢的需要，所以您認為在現有這樣一種政治制度下，就是結束勞動教養制度的希望大不大呢？」

韓廣生：「中共把勞動教養包括各級的黨委政府的一些領導，把勞動教養當作自己的一個工具，把自己不滿意的，或者對自己有不滿表示的人扣上一個什麼罪名，就給投進教養院，因為他不經任何程序，行政上下命令就可以了。

你比如說像瀋陽市長慕綏新下令關押一個經常組織遊行、集會、反腐敗的一個退休老幹部周偉，就把他關進教養院裡頭。也就是說中共的一些官員把勞動教養院作為他們私人的專政工具，而且這個可能也很難解決。如果一黨專制不能解決，司法獨立不能解決，輿論自由不能解決，教養院的問題可能也得不到解決。」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