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記：本文作者過去十多年來曾積極參與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1990年時的「野百合學運」，作者時為東海大學校際代表，並因此成為進入總統府的請願學生代表之一，之後並曾擔任「全國學生運動聯盟」中區召集人，此後積極參與各項運動，並曾自詡為「左翼」知識份子。2005年初，《九評共產黨》出版後，作者在理性慎重的思考下，毅然向「左翼」思想告別，也緣於此，曾和部分過從密切的「左翼」朋友們有過一場對話。這封信，是在7月初接到這群朋友們「釐清組織關係」的信件後，對於他們的回覆和對話嘗試。以下信件中人名和組織名稱略去。

各位好：

許久不見了，7月1日當天接到Y寄來的這封信，因為直到前些天才將學生成績處理完畢，因此現在才給各位回信。雖然這封信是Y寄給我的，但是由於後頭署上了各位的名字，所以我想，這應該經過各位彼此之間的意見交換和討論，所得出的一個共同看法，因此，我的回信，也就直接回給每一個人了。

坦白說，接到這封信時，這個時節恰值工作小組和工作隊組成一週年之際，因此當接到這封信時，心裡頭是有些感慨的，一年前，我們大概沒人料到有這樣一種發展吧？但無論如何，我可以體會大家非得如此做不可的原因，不談別的，至少，工作小組大家彼此間書信往來時，是否要包含我在內，如果不有所明確的決定，是會有些尷尬的。

但是，我相信各位應該尚未認真地看過《九評共產黨》這本書，至少像是面對一個嚴肅的挑戰一般地讀過他，也或許讀過，但心頭上很自然地就對裡頭的一字一句產生反射般地反彈，如果是如此，我是能理解的，因為，我原先也是這麼來面對他的。

然而，無論最終自己選擇了採取什麼態度來面對這本書，但是這本書中所提出的問題，是無容迴避的。以對待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和認知來說，將中共的「前」、「後」加以區分，恐怕只是種自欺欺人的作法吧？就拿對於宗教信仰的壓迫來講，中共自1999年以來對法輪功的壓迫只是「後期」才存在的現實嗎？從1950年代開始，中共就成立了其控制下的佛教協會、道教協會，強迫僧人還俗、從軍、嫁娶，嚴刑對待當時已然112歲的虛雲老和尚、強制回教徒吃豬肉、養豬上交，後又成立「三自愛國教會」嚴密控制基督徒–這項控制和壓迫目前仍在進行中；那麼，就這部分而言，中共能有「前」、「後」之分嗎？再者，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延安文藝談話」，確立了抓緊文藝、宣傳、媒體等文化制度，使得中共真切地體認到控制思想、言論流通為其維持政權之不可或缺，那麼，又何能產生今日圍堵全國網路流通、訊息傳播的「金盾工程」呢？如果不是歷經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革……等等政治運動，所建立起的將黨組織如蛆附骨般地滲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中，黨官僚又為何會快速腐敗至斯？三農問題又為何會如此嚴峻？又如果沒有這樣一部歷經各種政治運動而「淬礪」而成的具有豐富鎮壓經驗的黨機器，六四、鎮壓法輪功、截訪……等等這些近乎全面性的撲殺行動，又有什麼基礎來進行？

就算退個一萬步，以上這些都不說吧，當面對上千萬人因為對於法輪功的迫害而喪失生命、流離失所，當這樣殘酷的迫害在進行時，人能不對這場迫害表態嗎？大家在譴責納粹時義正辭嚴，卻可以無視於眼前的這一場屠殺？當法輪功學員為了講清真相，向世人說清楚為什麼這個黨要迫害他們，而揭露這個黨歷來的迫害歷史時，有人卻可以以「搞政治」而鄙之、嗤之？以這種道德立場，又有何面目來侈言社會改造呢？

在台灣的知識份子們，或許因為從未親身經歷這數十年來的恐怖統治，因此可以無視於大惡、專注於一些謹小慎微的所謂「意義」，如此的鑽牛角尖，就連文革也想鑽出些偉大的、積極的、進步的「意義」出來，有人想過嗎？這種近乎於喃喃自語的、蒼白牽強的解釋，對於在歷來的迫害中喪生性命的人們和其親人而言，是何其的殘忍、又是何其的痛啊！

對不起，或許我的話說重了，但是，我想和各位說的是，這是一個重要的選擇，不要認為這說法無稽，自從《九評》出爐後，到目前為止的退黨、團人數已經接近300萬人，這300萬親身經歷中共統治的人們，其中也不乏著名的知識份子、黨幹部、國家官僚，他們對於中共的認識會比在台灣的「進步」知識份子還不清楚嗎？他們經歷了歷來無數的政治整風運動，還會大幫哄似地來湊這退黨的熱鬧嗎？僅以這些現象來說，就不值得各位好好的思量一番嗎？

最後還是要再強調，法輪功不搞政治，法輪功學員對政治、對政權不感興趣，《九評共產黨》是為了說清真相而寫的，他當然會有政治影響（consequence），但這是中共在決定鎮壓法輪功時就必須付出的後果代價，這與法輪功搞不搞政治是無關的。

法輪功對我的幫助不僅在於「修身養性」，還讓我明白了真正的善與惡，我想，這一點是最後我必須向各位作出聲明的。

我相信我和各位是有著深厚的緣份的，所以，無論如何，我願意回覆這封也許話說的比較重的信給大家，誠摯地希望各位能好好地面對並思量《九評》所說的，並且作出自己的選擇。

忠實的朋友　念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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