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3日訊】
節目：《民工的錢與命》第四集（週六早八點、晚八點）——臺北中央廣播電臺《展望中國》。

主講、策劃：楊銀波；主持、製作：黃絹。我們的節目口號是：從中國走向世界，從世界展望中國，我們給您在大陸聽不到的聲音，我們給您跟官方不一樣的觀點。

背景聲音：“我們一定要把工錢要回來！這錢什麼時候給？啥時候給我們？你這錢什麼時候給我們？我哪兒有工錢呢？找他們去！走！走！”

黃：在前幾次的節目當中，楊銀波先生和我們談到了大陸民工工資過低，以至於生活艱難。但是在某些地方，即使在已經出現“民工荒”的情況之下，絕大多數民工也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被改善待遇的結局。在這當中，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民工到底有多大的選擇權，其實這要從提高他們的技能以及擴大民工的就業機會來努力。不過，要做好這個工作，還是要透過政府部門。在今天的節目當中，楊銀波要透過幾個具體的案例，來和我們談到：當工廠——也就是資方——提供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時，作為弱勢群體和一盤散沙的群體——民工，他們可以談判的條件其實是非常薄弱的。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其中的幾個具體案例。

楊：我記得很清楚啊。有個民工，他是怎麼做的呢？我到一個工廠調查，發現工廠外面貼了一個公告，是公開批評的檢舉書。貼這個公告的民工已經有三個月沒得工資，又有半年沒有解決這個拖欠工資的問題。廠裏面的解釋是：這個民工因為工資問題，和廠裏面發工資的人打起來了，廠裏有個非常奇怪的“廠規”，凡是在裏面打架的人，工資一分錢都沒有。這是非常明顯的非法廠規。這個民工很不服氣，他就在公告裏痛駡：“你們這些官商勾結的東西！”還有許多話罵得非常難聽。這件事情導致什麼呢？這個廠的老闆找到這個民工，威脅他：“我不打你，我也不把你扭送公安局，我不這樣讓你受苦，我準備怎麼幹呢？我準備通過司法途徑來狀告你、起訴你，告你損害我的名譽、損害企業的名譽，讓你賠我10萬塊錢。”

完了，這個民工一聽：“我一年才掙多少錢啊？”所以他放棄了，求爺爺告奶奶地說：“你行行好，我再也不敢了，我三個月的工資不要了，行不行？”這樣一個十分明顯的拖欠工資的事情就這樣“一了百了”了。我們要想一下：究竟是誰損害誰的名譽？你說企業名譽受損，那麼民工被罵過多少次？在公共場合又被罵過多少次？在公共場合被罵，民工的身心受到損害，民工也可以起訴這些人。可是為什麼民工沒有考慮這一點，而廠房卻考慮到了這一點？廠方很“文明”哦，法制嘛，我用法來制你。這也是政府所說的“法制”，而不是“法治”，照這個說法，那麼我認為秦始皇也是講法制的，他用秦始皇的“法”來“制”你。所以，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仍然出現今天這樣可憐的法律局面，我感到很荒唐。

親身經歷過民工的種種維權經歷，我得出一個結論：民工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維權網路。但這裏也有一個關鍵問題，民工要證實你廠方確實沒有給他工資，而你既沒有合同、工資條，乃至於廠方發工資的時候連簽了姓名的字條都沒有，廠服、工牌等等這些統統都沒有，那麼民工如何證明自己跟廠方構成勞動關係？這是最基本的啊。所以，另外一個本來屬於次要證據，但現在卻變成重要證據的東西，那就是證人證言了。那麼作為同廠的職工，他們敢不敢出來作證？如果作證，那麼他們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害處？許多人就會權衡利弊，考慮放棄、逃避，“事不關己高高掛”。

講到這裏，我再講另一個事情。前一個月，我為另一個民工維權，他叫袁增和。他的問題是受了工傷，廠裏不給他工傷賠償，只是勉強讓他在醫院裏醫治。我當時是想讓市局、區局重視這個問題，我怎麼辦呢？最後決定通過集體性的輿論壓力，也就是通過簽名運動的方式來達到這個目的，最後得到50多人簽名。可是我找的民工有兩三百個，怎麼才得到50多人簽名呢？這些民工跟我關係還不錯啊。可是許多人都說：“楊老弟，這個事情我們就不做了，我們出來是為了找錢，不是為了惹事。”我說：“這跟你們惹不惹事沒有關係啊，大家的身份都是民工，我為人人，人人才會為我，民工要互相團結嘛。”有些人在這種勸說之下，簽了。可是其他人的情況就不同了。

我到一個民工家中，他、他的妻子、他的女兒都在。我說：“來，老鄉，簽個名，聲援一下。”他的第一反應非常恐懼，眉頭緊皺：“你是幹什麼的？”我啊，“我是專門為民工打抱不平的。”我就這樣介紹，哈哈。“那你有什麼事兒？”我把袁增和受工傷的手高高舉起：“你看，傷成這樣兒了。廠裏不賠錢，把咱們這些民工兄弟看得很低，我希望大家團結起來，看在都是民工的份兒上，簽個名吧。”他考慮過來、考慮過去，最後終於說：“好吧。”簽下去了。接著我又說：“讓你妻子、女兒也簽吧。”這時他的反應非常敏感：“打住打住，她們就算了！她們都是女人。”

這就奇怪了。我說：“這跟她們是男是女沒有關係啊，她們都是這個國家的勞動者，是最光榮的人。”哎，“光榮什麼呀，我們在這邊都是低等人，受盡了壓迫，發不起言的。反正我是一家之主，簽了，心也就到了。”我也不能勉強別人。這還是算好的，至少他們表示了一個可以理解的態度。接著，我找到一個民工：“老鄉老鄉，幫襯幫襯，這個袁增和非常苦啊，簽個名吧。”我得到的是這樣一句回答：“簽什麼簽？我才不做犯法的事兒。”他認為簽名就是犯法，跟廠裏鬥就更是犯法。這個人說：“萬一哪天我被抓到牢裏去了，誰來幫我？誰來救我？”就是這樣一個狀態，這是民工群體之中還算比較普遍的一個態度。我們面臨的情況，就是這樣——如此這般的一盤散沙的局面。

黃：聽眾朋友，您現在收聽的是由大陸自由作家楊銀波先生為您主講的《民工的錢與命》系列節目。剛才楊銀波跟我們講到了，民工在遇到資方的不合理待遇的時候，無法取得和資本足以抗衡的地位。那麼民工到底要怎麼做呢？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成立工會的必要性。工會在團結工人、教育工人，以及爭取工人權益等方面，都能發揮重要功能。

楊：我經常跟一大把的包工頭談到成立工會的必要。我說：“你們這些朋友啊，以後最好成立一個獨立工會，或者加入政府的工會也可以，起碼要形成一種組織的力量。你們看杭州、寧波的工會是怎麼做的？它們那邊，工會下面有職工維權中心，有免費為民工打官司的律師，而且規定當地所有律師每年必須打兩場免費官司。”那麼這邊的具體情況呢？對不起，我不清楚，我不瞭解，我只是看到大量的資料，比如什麼清欠率，自己親身經歷的是自己反映的問題有的已經石沉大海；稍微欣慰一點的是，有的勞動部門還是挺重視我指出的問題、提出的個案。

在這裏，我要聲明一個立場：這不是在跟你政府什麼壓力。為什麼呢？這本身就是你的職能範圍嘛，是你應該也必須做的，要受理，要處理，要解決，否則就是瀆職。再一個，這也是你的政績所在嘛。到年底的時候，作為公務員，你要拿獎金，獎金靠什麼呢？靠你的政績。這裏面涉及方方面面的成績，比如你參加黨校黨課，考考試，答答卷，財務公開，經濟發展，等等，這都是一分一分加起來的，有的獎金是幾千、幾萬。可是還有一個政績啊，那就是：你究竟為公民辦了哪些實際的有價值的事情？勞動部門工作人員為勞動者做了多少實際的事情？我們要看這個。

天津市勞動局有個勞動保障監察總隊隊長，原來是一個軍人，叫李硯軍，他帶領隊員們為35萬多人追回拖欠工資7724.42萬元，追繳社會保險費2.6億元，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這個人確實不簡單。平心而論，我覺得李硯軍確實為中國那些被稱為“勞動員警”的勞動監察部門工作人員起到了一種示範作用。他手中有許多民工的聯繫方式，跟許多底層的民工都有豐富的交往過程，即使是民工沒有足夠的證據，他也會幫助民工去做行政取證。就憑這一點，他就了不起。這在我們這邊是難以想像的，民工如果申請行政取證，勞動部門的工作人員還很難批准你的要求。這就好比法院，原告到立案庭去起訴被告，可是這個原告又沒有證據，反而讓法院幫助原告取證，這不就是讓法院和原告站到一塊兒嗎？那麼法院如何做到公正呢？

換句話說，勞動仲裁委員會如何公正呢？勞動監察部門、工傷認定部門如何公正呢？在這裏，我要表達一個觀點，這個“公正”本身就是很有問題的，應該打一個雙引號。因為，起點本身就不公正，如何保證過程的公正和結果的公正？這個起點，講的就是民工和企業之間的起點不公正，他們是兩個完全不一樣地位、完全不一樣關係的群體。這樣的兩方，甲方和乙方、資方和勞方、原告和被告，在起點就不一樣的情況下，我認為，行政部門、司法部門應該在受理、調查、取證、仲裁、裁決等多個環節，傾向於弱者。

注：本文系《大紀元》首寄[首發稿](//www.dajiyuan.com)